據說，冀中軍區的「熊案」是以報功請賞的方式驚動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冀中軍區抓獲平津知識分子180餘人，這可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的一宗大案。他們自認功莫大焉，便以書面的形式向陝北報告喜訊，以期得到黨中央的嘉許。
因為年代久遠，我們無從尋找這些文字材料，但我們可以從另外的文本里推斷出它近似荒唐的內容。
在張方的《敵後軍工生活回憶》里，曾有他們幾個勸解祝懿德使用英語的一段記述——5個月後，這段英語對話卻成了張方等人從事陰謀活動的又一項憑證。
把張方抓起來之後，一位姓羅的科長審問張方：
「你們平津學生在技術研究社搞什麼陰謀活動？」
「為什麼你們常用外國話講話？」
用外語講話，在冀中軍區是一宗罪。張方等人勸解祝懿德的準確時間是1938年初冬。而逮捕他的時間是來年5月前夕，這就是說，至少在5個月前，一雙雙警惕的眼睛就已開始在熊大縝他們的身上聚焦。監控者上至供給部王政委，下至警衛戰士，都以極大的熱忱投入到這出預先設置的「貓捉老鼠」的遊戲中。熊大縝等人卻完全不知情。在這個時間段里，他們夜以繼日地工作，向敵後運送軍用物資、製造烈性炸藥，輪流組成爆炸小組去炸日本火車、試製冀中造的各種武器炮彈……他們沒有想到，即使是深夜，背後也會有人暗中窺視，這些人並不是擔心知識分子的安全，而是觀察他們的一舉一動，留心蛛絲馬跡，一有異於常人的表現，就立刻記錄在冊，密報於上，羅織比附，深文周納。
很顯然，那個站崗的警衛戰士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將說英語的張方們向上報告的。他很年輕，沒有文化，但他懂得服從命令。如果要讓文化不高的戰士執行秘密監控命令，甚至監控部長本人，通常情況下必須以組織的名義他們才會相信、執行。在組織的名義下，冀中軍區的一些人改變了鋤奸部的工作性質，將視線成功地聚集到了一批熱愛祖國的知識分子身上，而對真正從事叛國投敵的漢奸特務卻無暇顧及，這正是異常仇恨冀中軍區科技人才的日本人殊為高興的事情。
之所以成立鋤奸部，蓋因毛澤東在1938年10月14日的一篇講話。他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里提出「反對民族中的姦細分子」和「防止姦細混入」。他說：「為要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只有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動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動力量，這是獨一無二的方針。但是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線中已經存在著起破壞作用的姦細分子，這就是那些漢奸、托派、親日分子。共產黨員應該隨時注意那些姦細分子，用真憑實據揭發他們的罪惡，勸告人民不要上他們的當。共產黨員必須提高對於民族姦細分子的政治警覺性。共產黨員必須明白，揭發和清除姦細，是和擴大和鞏固民族統一戰線不能分離的。」
毛澤東的講話非常及時而又有針對性。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以來，確有一些軍隊望風附逆，或與敵國暗通款曲，或者乾脆就成了皇協軍、二狗子。還有一些叛國投降者成了漢奸特務，為日本人做事。其中就有一些人混到抗日根據地來，從事間諜活動，給抗日工作製造了諸多麻煩和損失。對這些真正的漢奸分子，必須予以堅決清除，這就是中央決定在各區部隊成立鋤奸部的初衷。
但是，冀中區的鋤奸工作卻沒有按中央既定方針去落實。一些人僅僅是因為對知識分子的穿著打扮、生活習慣、言談舉止看不慣就產生異念，因工作矛盾、團結問題、職務待遇、學不及人就惡意相向，這種因私嫌而導致主觀故意製造敵我矛盾的事件在革命隊伍里絕不始於此也絕不止於此，但將180餘名知識分子生拉硬扯為國民黨特務案犯，絕對是震驚中外的一宗大案。因此，圍繞這宗大案，國共高層引發了如何看待知識分子和爭奪人才的一場大角逐。
或許正是熊大縝從天津化緣得來的無線電台向延安報告了「破獲熊案」的「喜訊」。當無線電波變成滾燙的電文，在某一天的上午或下午送到毛澤東的案頭時，洞察秋毫的毛澤東大為震怒，他把桌子拍得山響，騰起的塵埃在6月的陽光里像雪片般飄蕩。他或許想起了竇娥冤，想起了六月雪，但他想得更多的是抗日戰爭的勝利和人民的解放事業。為了這個遠大的目標，必須要吸收眾多的知識分子和科技人才加入民族解放的洪流中。但是，眼前的這個案件，竟一下子牽扯近200個學生，學生出身的毛澤東憑常識判斷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他立即找來保衛部門負責人，責成許建國同志和北方局的同志重新審查熊案。這段歷史並非空穴來風，我們從張方的回憶錄里可以看到有關的一些記載：
這件事，後來的情況是：張珍同志在案子結束後，就調到黨校學習去了。他學習完畢，路過神南見到我們時，曾對我講過：「熊案」的做法傳到延安，傳到黨中央後，毛主席聽後大為震怒，說：怎麼能這種搞法！於是就派了許建國同志專門處理這件案子，這才發生後來出現的烏雲散去、重見光明的局面。
毛澤東的震怒還因為「熊案」的製造者煞有介事地援引熊大縝接收的香港特務組織的電文，他們所謂的這個特務組織就是資源委員會。這封電報正是葉企孫滯留香港期間給熊拍的報平安的內容，但這封電報也成了熊大縝里通敵特的一項罪證，他們一口咬定這是一個特務組織，葉企孫是這個特務組織的負責人。
毛澤東實際上早就知曉這個所謂的「特務組織」。作為蔣介石的政治對手，當蔣秘密成立這個組織時，毛澤東即已通過白區工作的同志了解到了蔣的真正意圖。
1932年5月，一份名曰《獨立評論》的刊物在北平悄然面世。刊物的主要發起人為清華、北大的一些著名教授，如翁文灝、蔣廷黻、丁文江、任鴻雋、胡適、吳宓、傅斯年等。這些教授學者大都有國外留學的經歷，又有歸國以來從事高等教育的經驗，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均屬領軍人物。發起的清華教授多出自理學院，北大教授多是文史家。由於當時國難頻仍，內憂外患，學者們一反不關心政治的傾向，開始研討中國的出路。這大概就是《獨立評論》創刊的初衷。胡適率先在該刊發表了一篇題為《建國問題引論》，因觸及了學人們最為關心的國家問題，一石擊起千層浪，立即引發了一場大辯論。胡適的觀點是反對任何形式的獨裁統治，提倡民主與自由。而丁文江、蔣廷黻卻認為中國缺少民主土壤，外國的花在中國養不活。因此，他們主張「新式獨裁」，即「科學的專制制度」，一種能使政府機關、工業和國家教育系統現代化的「專家政治」。丁文江說：「在今日的中國，新式的獨裁如果能夠發生，也許我們還可以保存我們的獨立，要不然只好自殺或做日本帝國主義的順民了。」丁文江的話頗能代表那個年代一大部分知識分子的思想。20世紀30年代，建設怎樣的國家、如何建設固然重要，但在這個預設下，誰都要考慮磨刀霍霍的日本帝國主義這個危險的存在。形勢不允許抒情和浪漫，拒絕空想主義和玄想主義，因此，常常掛在嘴邊的民主與自由，突然失卻了往昔的充盈和飽滿，一下子蒼白起來。遙不可及的民主政治制度彷彿天邊的雲彩，雖然炫目，但不真實。真實的現實和存在就是蔣介石的政權。在經歷從幻想到幻滅的苦悶之後，大多數知識分子開始轉向更加實際的順從態度，以委曲求全的代價期許蔣政權在拯救國家危亡的關鍵時刻能取得成功。
他們說：好的政府固然是我們所需要的，而沒了政府乃是萬萬不得了的。如果現在的權力中心轟然倒地，那結果只能使我們原本破碎的國家更加破碎，原本紊亂的局面更加紊亂。為了不讓原本脆弱的政府更加脆弱，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們決定放下清高孤傲的架子，採取與政府合作的態度。只要蔣政權能在短時間內讓國家強大起來，什麼自由和民主，什麼個人價值和理想追求都可以暫且不談。於是他們希望通過參政的途徑，以自身的努力給政府決策以積極的影響。他們提出「政治不能留給搞政治的人去搞，它需要經過訓練的經濟學家、工程師、化學家和技術人員的參與」，在國家危難之際，各方面的專門人才「要與政府站在一個旗幟下」，同心同德對付兇惡的外來敵人。
知識分子們微妙的心理變化被蔣介石準確地捕捉到了。他原本是看不起知識分子的。他的眼裡只有「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特別是建立南京國民政府後，他奉行一黨專制政策，對頗有微詞的知識界採取打壓政策，在大學院制存廢問題上與學界泰斗蔡元培鬧得翻了臉，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可以說與中國知識界宿怨頗深。他的政府中絕少專精的學術權威，也少有飽學的文化偉人，而中國的知識界和教育界又成了反對政府反對他的發源地，這些都使他頭疼光火。九一八事變後，知識分子對政府態度的變化，給他提供了一個機會。這個機會倘若利用得好，就會一洗之前與文人交惡的壞名聲，贏得他們新的尊重。作為一位國家元首，他漸漸知道了知識分子的重要性，他們不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