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20日晚上，清華園裡突然喧鬧起來，大禮堂里走出的學生們呼喊著口號，在搖曳的燈光中呈現出剪影的效果來。自此，驅逐羅家倫的活動拉開了序幕。兩天後，羅家倫宣布辭職。
清華園一時出現了巨大的真空。
自周詒春後，清華園裡的長校之爭就以愈演愈烈的方式引人注目。水木清華，清人殷兆鐮形容它「檻外山光歷春夏秋冬萬千變幻都非凡境，窗中雲影任東西南北去來澹蕩洵是仙居」，這樣一個詩意的所在，如果深入它的內部，也可說它同樣是中國社會的縮影。這之前，清華園陸續有過官僚政客黨人治校，那麼，長校者能不能真正出現專家學者的身影呢？
葉企孫為此不遺餘力地奮爭著。
早在1927年，還是曹雲祥長校時，葉企孫就主張去曹助梅，由梅貽琦長校——
11月8日星期二
晴。上課如恆。上午9-10唐得源來。又楊汝金來。而葉企孫函招，乃於11-12往其宅中相見。葉主不助曹，而推梅為校長，以梁為董事長。姑靜待之。（《吳宓日記》1925-1927卷，第432頁）
在清華園，葉企孫大概是第一個也是最早推舉梅貽琦長校的。但彼時葉企孫人微言輕，他的這聲呼喊似乎並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倘若沒有《吳宓日記》記載，這道最早的痕迹幾乎不為人知。
清華早期，據說覬覦清華校長寶座者大有人在。世人曾約略分之為北大派、南開派、東南派、外交部派、教育部派、北洋派、直隸派、清華派等等，等曹雲祥去後，諸多派系裡除少了北洋直隸外交派外，國民黨欲控制清華的力度加大，各高校想染指清華的慾望也在增加，即使清華園少壯派里，也因為出身不同而代表著不同的利益。
錢端升被人稱之為「北大派」。雖然他曾是清華生，卻不如葉企孫那樣正宗，他是插班生，且留美回國後第一任職單位是北大而非清華，因此他帶有濃厚的北大味道：「錢端升是北大在清華的一顆種子，唯此時尚未發芽。」（《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第79頁）錢端升力主胡適來清華長校，他曾向胡適說：「我們決不能讓郭（秉文）來，想來想去，最妥當的辦法是勞你的駕。」他向胡適表示，倘若能來，他可充當內應，擊鼓為號：「我們的人數不多，但亦有三分潛勢力。你儘管開刀整頓，我們一起人一定竭力地幫助。」但是，胡適卻在他的信上眉批道：「我願意考慮你的提議，卻十分不願意你去設法宣傳。」胡適是願意來清華長校的。但他不想擊鼓為號，不想通過私下運作的手段入主清華，他想堂而皇之「明媒正娶」式地來到清華，可惜曹雲祥此次沒有走成，胡適入主清華的事情也就耽擱下來。
朱君毅、楊光弼被人稱之為「南開派」。楊光弼因是土生土長的天津人，對南開出身的人總是懷有深深的鄉情；而朱君毅卻是浙江人，也沒有在南開學習工作的經歷，大概是其與張彭春私交甚好，走動較多，故被人稱之為「南開派」。「南開派」在清華初期是「外交部派」的一張牌，因南方的黃炎培、陶行知、郭秉文都對清華充滿興趣。陶行知曾以「梁達」筆名，在其主編的《新教育》雜誌上攻訐清華，說在外交部管轄下，清華幾無成就可言。他發動全國教育界的領袖人物集體為清華號脈，然後開出藥方，來管理清華。陶行知甚至利用到清華開會的機會，在學生中進行演講，指出清華何以屢屢揖讓南開，主要原因是外交部一些官僚想以此來消弭「東南大學集團」的聲音。但是，朱、楊等人並沒有太大的作為，不管是「驅張運動」時還是排擠梅貽琦時，均無多少建樹。
而陳寅恪曾力推梁啟超長校。
梁啟超早在曹雲祥第一次辭職時就已表示願意出任清華校長。《吳宓日記》中曾有3次類似表述：
1925年11月23日星期一
晚，赴庄宅。又偕張訪梁任公、王文顯，梁願任校長，王謂此事全繫於外部當局之意思雲。
1925年11月24日星期二
晚8-9得柬招，謁梁任公。梁甚願就校長，詢校中內情甚悉，但擬以余紹宋任機要主任。又雲此事如決辦，宜得仲述同意。又雲，胡適可聘來研究院云云……
1925年12月16日星期三
5-6以梁任公招，往。談校長問題。梁願出任校長，以（一）維持現狀，（二）不改政策（出洋等），（三）尊重張仲述地位，為方針。宓擬即以調人自居勸逼張仲述加入，一致推戴梁任公……
1927年歲末，當清華園再次出現校長問題時，陳寅恪主張梁啟超長校：「晚7-8，訪陳寅恪，談校事，寅恪力主梁任公長校，遠勝於曹；並謂他日可望設編譯部，以宓總其事雲。宓則堅抱悲觀，恐梁來而黨徒遍布，趨奉者成群。而我輩之有一定宗旨及身份者，仍不能受知於當局耳……」（《吳宓日記》1925-1927卷，第430頁）
或許是洞悉了梁啟超欲長校的內心，曹雲祥表現出了不甚情願的態度。曹本人並非純粹的官僚，但也非真正的學者。辦學非名師不成，因此，他聘請了名重一時的梁啟超，又破格聘用了陳寅恪。但是，此一時彼一時，當梁啟超表現出對長校懷有超常的熱情之後，他的另外的特質就顯露出來。中國官場的陋習之一就是以術馭人。術者之患在僭越，凡是伸手要者統統給予懲戒。曹雲祥請你梁啟超是來教書的，不是讓你覬覦校長寶座的。我當得不耐煩了，可以予人，這叫賞賜，你無端伸手，這叫僭越，該打！這或許就是當時曹梁之爭的深層原因。從另一個角度分析，曹雲祥不同意梁接手的理由似乎是深諳教學規律的結果。梁是著名學者、名流、名士，但梁的社會活動委實太多，他的心思能否全用在辦學上？另外，他的身體欠佳，常年生病，能否應付大學繁忙的政務？須知辦大學非昔日辦私塾，僅靠名氣就能撐得門面，內中有許多切實瑣碎的工作需要做，而曹雲祥的這些顧慮不是沒有道理的。吳宓實際上也對梁啟超能否當好校長存有顧慮。由此看來，曹雲祥反對梁啟超長校，在清華園內並不是孤掌難鳴。
或許是以上因由，當外交部再次改組清華董事會時，曹、梁二人都有些圖窮匕見的意思，用吳宓的話說就是「曹、梁相鬥之局，愈益暴露」。因外交部規定，校長由董事互選，而梁啟超當時在董事會排序是為首位。但梁啟超卻在改組會前宣稱：「除了校長決不擔任外，董事一職，以歷史關係，總不能恝然也。」他的宣誓在曹雲祥這裡引起更大的猜疑。曹分析，梁對清華校長一職是勢在必得，而今突然放出風來，怕是欲擒故縱之計。既如此，不如借故把梁逐出董事會，讓他徹底斷了長校的念想。於是授意朱君毅布局，在梁啟超任職的研究院尋找到一個叫王省的新生上書評議會，說梁長期病假，誤人子弟，又上書外交部，說「院中教員曠職，請求易人」。曹雲祥故意將此函油印寄給梁啟超，以激其自動辭職。梁果然大怒，決計拂袖而去。不料研究院學生自發組織起來，到外交部為梁申訴挽留，並且要求撤換校長。
曹雲祥玩火自焚。
1927年歲末，他向外交部提出辭呈。
曹梁之爭，其結果是兩敗俱傷，「操既去職，梁亦不得長校」。
曹之後，繼任者一個個真如你方唱罷我登場，悠忽閃過。
到了羅家倫任上，清華始成為真正的國立大學。但羅身後的政治背景，使他很難與學人通力合作。吳宓就說，羅並不信任梅貽琦、葉企孫等人，他因此也不必趨前，以採取觀望態度云云。
羅家倫雖說「不知有所謂學校派別」，但在任上，還是倚重北大出身的教授。比如他任用楊振聲取代梅貽琦教務長職，用馮友蘭任文學院院長等等，儘管也是一時之選，但清華人仍不免側目。儘管他也尊重接受評議會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又用《國立清華大學條例》來限制它，制約它。他雖然宣稱「我個人在黨內不參加任何派別」，但誰都清楚，若沒有國民黨的背景，僅憑羅家倫一己努力，無論如何不會30出頭就來清華園長校。他文史不如當時的梁任公、陳寅恪，數理不如葉企孫、熊慶來，哲學研究上比不過金岳霖，以他的資質，能在清華大學當上一名貨真價實的教授足矣。正因如此，在清華園裡，他的黨人意識和主張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清華傳統發生了深刻的對抗。每所學校，不管大小與否，只要數十年上百年延續下來，都會形成自己特有的傳統。傳統是一種氣味，是用來區別族群的一種東西；它同時又是一種習慣，一種思維方法日積月累後所形成的定式；它更是一種審美觀念和一種價值判斷。凡屬傳統，都和歷史有關，你可以改變當下，很難改變歷史。自國民黨始，就著手對清華的傳統進行改造，儘管有其合理部分，卻因主旨在馴服，因此收效甚微。羅家倫用「黨國新儀」，對清華實施「紀律化、軍事化、學術化、廉潔化」的「四化」改造（也有說是「廉潔化、學術化、平民化、紀律化」），結果卻遭到清華學生的普遍反感。馮友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