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企孫先生教育體系中有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重質不重量」的思想，這個思想見諸文字的時間是他於1934年6月1日撰寫的《物理系概況》，文中寫道：「科目之分配，則理論與實驗並重，重質而不重量。每班專修物理學者，其人數務求限制之，使不超過約十四人，其用意在不使青年頹廢其光陰於彼所不能學者。此重質不重量之方針，數年來頗著成效……」
葉企孫先生是個惜字如金的人，在數百字的本系概況中，關於「重質不重量」的闡述竟構成了該文的主體，從立論到實證，相當完整地勾勒出了這一思想的輪廓，簡潔而又厚重。我們從這一文本透露的信息中可以判讀出這樣一個歷史事實：「重質不重量」大概是葉企孫先生從建系伊始就實行的一種教育思想，並且經過實踐證明，已經成為清華大學物理系乃至理學院的一條成功經驗。
「重質不重量」教育思想的提出，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20世紀的中國，關於如何進行大學教育，還是一片混沌。大學的教育目標是什麼，社會需要什麼樣的人才，也大都還在摸索之中。1903年，京師大學堂的《奏定學堂章程》第一次提出了大學的教育目標，但亦屬一個虛擬的大學理想，而非針對中國社會的實際需要。1929年4月26日，《中華民國教育宗旨》頒布，7月26日頒行《大學組織法》，提出大學「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為目標。但這些目標的提出，既對當時社會狀況缺乏了解，又對社會需要什麼樣的人才缺乏深入調查研究，只是生吞活剝式地照搬西方大學教育的理念，一般性地提出口號而已。對於一個政府來說，如果僅僅是表面地提提政策原則，而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現狀缺乏宏觀認識，對本國科學實況的種種問題缺乏具體認知，對目標的達成缺少方法和步驟，有時提出目標不但難以達成，反倒會對科學與教育造成戕害。
由於缺乏完整而又正確的辦學思路，社會上各樣辦學理念可謂五花八門。蔡元培與黃炎培根據青年普遍失業的情形，認定社會需要職業教育，於是提出教育內容務必重視職業教育，一切均應養成職業化。而朱家驊則主張模仿蘇俄，提倡依國家需要，大學應培養專門人才。陳果夫則更加激進，主張10年內依國家建設計畫所需農、工、醫等專門人才數目，分別指定各專門以上學校培養訓練，而文、法、藝術等學科則10年內不許招生。梅貽琦則認為大學不適合培養專門人才，只適於通才教育，大學4年其志在通，在博，不在深，而從事高深之學術研究者在研究院。
與他們相比，葉企孫的辦學理念是在現實中去實踐，在實踐中去完成知行結合。與梅貽琦的著眼點一樣，葉企孫提出「重質不重量」，他的思想的根須紮根於科學救國和教育救國的政治理想，同時，又審時度勢，根據中國國情，作出準確的「戰略預案」和「戰術判斷」，不拘一格育英才。
培養高科技人才，需要資金投入，需要人力物力，在國勢貧弱的情況下，不可能走「普及型」的全民教育，而只能「重質不重量」，培養科技精英，讓他們像「火種」一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他的學生如王淦昌、施士元、周同慶、王竹溪、王大珩、趙九章、錢三強、錢偉長、錢學森、彭桓武等等，無一不是先去高校教學，先實踐葉師的教育理念。
搞社會革命，或許需要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需要打人民戰爭，需要得道多助，人多勢眾。但在科學研究領域，它不需要轟轟烈烈，不需要人山人海，它或許只需要小眾化，精英化，甚至是單兵作戰。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國家和民族若擁有一顆像愛因斯坦那樣的腦袋就夠了。這或許就是科學的奧秘。
而葉企孫是一個懂得科學奧秘的人，更是一個高瞻遠矚的人。
葉企孫首先是一位科學家，他在構建這個理論的同時，更多考慮它的可操作性、系統性、完整性。同時他又是實幹家，因此他在教學的各個環節上總是努力地去實踐它，精細地打磨它，不斷地去豐富它。
在引進師資的環節上，他的指導思想是「重質不重量」。在招生環節上，他的指導思想是「重質不重量」。在日常教學中，他的指導思想仍然是「重質不重量」。
他並不主張學生多做習題，特別是難題怪題；他從不搞平均主義，對程度好的學生可以免去一般性課程；他常說學習好不一定是一個好的科學家，關鍵在於是不是有創造性……
在「重質不重量」的指導思想下，清華大學物理系從1929年至1938年10年間畢業生僅73人，整個理學院也才有361人。據資料顯示，因尺度嚴苛，要求極高，清華大學從1928年到1931年，每年淘汰率都在19%以上，而理學院則是其中淘汰率最高的……
但是，凡是從清華大學理學院這個窄門走出的人，成才率幾乎達到百分之百……
由於「重質不重量」，葉企孫的教學總是顯得與眾不同。考試時，他幾乎沒有出過統一的試題，常常是因人而異，每人領到的考題都不相同。一次，考統計物理學時，葉企孫給王大珩出了一道題，他先給了王大珩一本德文版的統計物理學專著，讓王大珩先看完這本專著，然後讓他根據這本專著中的論點寫出自己的見解。王大珩領受了葉師的任務後有點犯憷，他在中學時僅僅接觸過一星半點德文，平時用得最多的是英文。但葉師讓他看德文版的專著，自有他的深意，況且這是考試，和學分聯繫在一起，自然不能去跟老師討價還價，只得硬著頭皮看下去。他那些天就像著了魔似的，每天抱著德文字典一個字一個字地摳，就像戰士消滅敵人火力點似的，一個難點一個難點去攻克，竟然把專著從頭到尾啃了下來，並且給了葉師一份令他滿意的答卷。通過這次考試，王大珩不僅學到了知識，又提高了自己的德語水平。當時世界光學研究的中心在德國，這對日後搞光學研究的王大珩具有重要意義。
許多年後，王大珩對葉師的這種別具一格的考試仍記憶猶新。
同樣對葉師的考試風格記憶猶新的，還有李政道先生。
李政道，1926年11月25日出生於上海書香門第。其父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其母繫上海啟明女子中學畢業生。李政道少小聰慧，4歲識字，竟能背誦詩文、演算數學題。
李政道從中學起就遇戰亂，一路顛沛流離，竟全是為了讀書，從上海逃至浙江嘉興，又從嘉興轉入江西聯合中學，之後又從江西考入浙江大學物理系。此時王淦昌已從山東大學轉來，李政道正好投在他的門下。就像吳健雄投在施士元門下一樣，李政道一踏入大學門檻就遇到名師，這是這位少年才俊的一大幸事。當時浙江大學物理系有兩位具有國際影響的教授，一位是王淦昌，另一位是束星北。李政道在他們的影響下，學業大進，不久就成了人人皆知的優秀生。王淦昌之於李政道，就如當年葉企孫之於王淦昌。李政道活脫一個當年的王淦昌，靈動，聰明，而且是一個熱血青年。剛入學不久，正是日寇發動「一號作戰」之時，日軍企圖打通中國南北以聯結東南亞戰場，自春季開始，長驅直入諸多未曾佔領過的地區，致使大西南民心驚悸。為了遏制日寇的進攻態勢，國民政府鑒於兵力不足的情狀，決定招募新軍，號稱「青年軍」，號召廣大愛國青年，特別是正在上學的大中學生踴躍報名。此時的李政道被抗日救國的愛國思想所鼓動，決定投筆從戎，報名參加青年軍。消息傳回了浙江大學，物理系主任王淦昌想起「莫斯萊事件」，想起當年葉師的教誨，急忙找來束星北教授，遂開始了搶救「中國的莫斯萊」之旅。
莫斯萊是物理學界非常有名的人物，核物理中極為重要的定律「莫斯萊定律」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是一個英國青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應徵入伍，戰死在土耳其蘇拉灣戰場上，年僅27歲。一顆子彈打中了他的頭顱。他本來可以給這個世界帶來許多美好的東西，他的奇思妙想本來可以照亮我們的夜空，但這一切全都無法實現了。莫斯萊的死亡之所以成為一個事件，就是世界各國的科學家開始以此為訓，對那些卓有才華的青年科學家從此採取了保護政策。毫無疑問，李政道是一個天才型的科學人才，他身上顯露出的才華絕對不亞於莫斯萊，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就是「中國的莫斯萊」。因此，王淦昌一定要像當年葉師對待自己那樣勸阻李政道，使其免於莫斯萊那樣的悲劇。
幾經勸阻，李政道終於被說服了。
為了轉移李政道的注意力，更多的時候，王淦昌去找李政道聊天。浙江大學因避戰亂，從杭州一路走來，鑽進廣西、貴州的大山裡，歷經宜山、貴陽、遵義、湄潭、永興、花溪等地。王淦昌經常給李政道講自己的母校，講起物理系的趣聞軼事，講起自己的恩師葉企孫、吳有訓等等，他們如今就在這山水相連的雲南昆明。李政道明白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決定走出十萬大山，轉學西南聯大，去尋找「天外」的新天地。
於是他就來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