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的日子裡，另兩個不能不說的人物就是吳宓和陳寅恪。
陳寅恪乃江西修水（義寧）人，1890年7月3日（清光緒十六年農曆五月十七）生於湖南長沙。祖父陳寶箴，曾為戊戌變法時期的湖南巡撫。父三立，字伯嚴，又號散原，清末著名詩人，「四大公子」之一，與譚嗣同、陶寶廉、吳保初齊名，有《散原精舍詩》行世，曾是「新江西派」的首領。
1902年起，12歲的陳寅恪便隨兄東渡日本留學。兩年後，又考取留日官費。1907年，在家養病的陳寅恪插班考入上海復旦公學。1909年畢業，秋赴歐洲留學，讀於德國柏林大學，並先後游挪威、瑞士等國，在瑞士時，曾入蘇黎世大學研讀。1912年秋，自瑞士回國，居上海。1913年春，再赴歐入巴黎大學。是年秋，江西省教育司電召他回江西閱留德考生考卷，連閱考卷3年，故一直在國內留居，5年後再出國。時因第一次世界大戰未完全結束，赴歐不成，改赴美國入哈佛大學，隨蘭曼（lanman）學習梵文、巴利文兩年。
在這個時候，吳宓與陳寅恪方得相識。吳宓曾在日記里這樣描述他和陳寅恪相識的經過：「始宓於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國最博學之人。進時閱十五六載，行歷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且喜眾之同於吾言。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吳宓先生這樣崇敬陳寅恪絕非奉承之詞，請看下面一段話，我們便會對陳寅恪的學術造詣可窺一二：在三四十年代，中國的學術界（特別是文史學界），有所謂「土產學者」和「出洋學者」之爭，前者說後者不了解中國自己的傳統，處處隔靴搔癢，後者則批評前者方法陳舊，工具不夠。但是這兩類學者對於陳寅恪先生，卻是幾乎一致地推崇，因為陳先生一方面對於舊學有家傳的淵源，而且下過深湛的工夫，深深地了解中國學術的傳統精神；另一方面，對西洋新觀點、科學方法及工具，陳先生同樣有很深的造詣。單以語言為例，他通曉的總有二三十種之多，英、法、德、俄、日等國文字自不必說，蒙古文、滿文、阿拉伯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羅文、希臘文、匈牙利文、土耳其文以及許多中亞細亞現存的或已經消亡的文字，他都通曉。這些語言幫助他解決別人所未能解決的問題，發現別人所未能發現的歷史真相。在國學方面，那時一般讀書人能背誦「四書」「五經」就可以了，而陳先生卻能背誦「十三經」，而且對每字必求正解……「蓋世奇才」、「最好的教授」、「教授之教授」、「太老師」……這是校內以及國內外學術界對陳寅恪的尊譽。他來清華後，即為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
稍後，他又是清華大學唯一的一位中文系和歷史系的合聘教授。西南聯大時期，他曾是部聘教授。他還曾是英國劍橋大學特聘的第一位華籍漢學講座教授。抗戰勝利後，他應英國牛津大學之聘，赴英國講東方學與漢學，歐洲各國漢學家雲集於牛津城，以親聆陳之講學為快。但據當時有人估計，歐美許多大漢學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少數幾個人外，能聽懂陳先生講演者實寥寥無幾，因為「陳的講演廣徵博引，只語言這一關那些一般的專家就闖不過」。（《水木清華——二三十年代清華校園文化》，黃延復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110頁）
而葉企孫與陳寅恪相熟，則是在1919年春天的事情。從吳宓的日記中得知，這年春天，吳宓在哈佛中國留學生會上發表了關於《紅樓夢》的演說，大概就是在這次演講會上，3人不期而遇。陳寅恪對吳宓很欣賞，在聽完吳宓的演講後，他詩贈吳宓：
《紅樓夢新談》題辭
等是閻浮夢裡身，夢中談夢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縣黃車更有人。
世外文章歸自媚，燈前啼笑已成塵。
春宵絮語知何意，付與勞生一愴神。
而吳宓也在日記里這樣寫道：「陳寅恪學問淵博，識力精到，遠非儕輩所能及。而又性氣和爽，志行高潔，深為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
而葉企孫和吳宓早在清華學校的時候，就同是明德社的成員。兩人的關係非同一般。如今，他鄉遇故知，還有什麼樣的緣分比這更值得讓人珍惜呢？
在吳宓的日記里，葉企孫的名字曾頻繁地出現：
1920年10月22日
上課如恆。
晨以二十元美金，郵匯尹任先，請其代交北省旱災賑捐收款處。聞被災而死者，已數千萬。涓滴何能有濟？茲惟求私心之稍安而已。晚，汪影潭約宓及陳寅恪赴imperial restaurant吃飯……復初及企孫亦來。
從當天所寫的日記看，那時候，吳宓、葉企孫和陳寅恪三人關係已相當密切。
陳寅恪嚴肅深沉，吳宓機敏活潑，而葉企孫則文靜堅毅，沒有資料顯示他們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走到一起的，而最大的可能性是因為吳宓的緣故。因與葉企孫早為摯友，如今又同在哈佛，葉經常去吳宓處，這樣就可能在吳宓處碰到來訪的陳寅恪。儘管這僅是臆測，但卻有大量的資料和照片顯示三人非同尋常的友誼。
陳、吳交好，已成文壇佳話。而兩位大師同為葉企孫的好友卻很少為外人知。想來一是隔行如隔山，二是陳、吳雖命運多舛，至少文名猶在，而葉企孫後來被打成國民黨cc特務，是被社會徹底拋棄的人，葉企孫的名字更是被徹底封殺，誰還會記掛他的這些陳年舊事？舉例為證，清華著名教授浦江清愛記日記，依浦先生之文章道德，日記當是有事必錄有感則發，況他和葉企孫交往甚多交情也厚，但同一天在吳宓日記中顯示三人在一起或葉企孫為當事人的情況，在浦先生日記中就沒有葉名。以浦先生之風這是不可能的事。筆者臆測，大概是後人在整理先人日記時因考慮葉為「敵我矛盾」故刪其名吧。因此，我們稱葉企孫為「最後的大師」，除了他的偉大人格和卓絕的貢獻外，還在於他是世人「最後」知道的大師，更確切地說，他是大師中的大師。
實際上，依當年情勢，三人走到一起，大概有多重原因，一曰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依史而論，當時有名的應是葉企孫。陳寅恪、吳宓、湯用彤雖說被稱為「哈佛三傑」，也只是當時哈佛學生的定評，而葉企孫則是測定普朗克常數的人，名垂自然科學史，分量自然不同。葉企孫與吳宓算是舊遇，而與陳寅恪當算新知。陳寅恪的性格該是孤傲寡合的，他自己也說「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因此，在他的交友錄上，至近的理科朋友也僅僅葉企孫一人而已。
文理會通是清華學人的至高目標，同時也是國內學子的努力方向。陳寅恪當然知道20世紀的科學會給文學帶來什麼，他在國外留學多年，對西方的科學成就當是感同身受，要比他人的體會來得深刻。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剛剛發表，歐美的文學家和藝術家的反應似乎比科學界更熱烈。在柏林就有一個「文學會」定期邀請愛因斯坦參加他們的活動，並讓愛因斯坦為他們講解「勢、不變因子、反變式、能量張力」，「哲學家們也開始對相對論原理感興趣，並且打算寫一本包括新物理各個方面的書。心理學家、大學講師以及形態心理學的創始人之一m.沃斯米爾打算從著名的物理學家中發現『創造性思維』的秘密」。愛因斯坦的「創造性思維」傾倒的不僅僅是科學界，我們從畢加索和達利的畫作中也會窺見相對論的影子，在卡夫卡和博爾赫斯的小說里，可以看到時間與時間的交叉點上，在歷史與現實之間閃動著愛因斯坦式的靈光……20世紀同樣也是科技和人文相互推動、互為動力的時代。但就大的格局而言，物理科學似乎成了改變這個世界的魔法師。
科學家們給這個世界帶來深刻而又具體的變化，它影響著一個時代的全部，包括意識形態、宗教、文學藝術。即使是望遠鏡和顯微鏡的發明，也足以引起我們思維的延伸和某項學科的發展。每一種科學或發明的誕生，都會發明新的工具和材料，而伴隨著這些新工具、新材料，我們對過往的歷史和某項研究就更接近真實和進步，比如歷史學和考古學等。
陳寅恪不是科學家，但他尊重科學。他知道在葉企孫的身上蘊藏著什麼，他以一個哲人的目光看出了這個人身上的分量。因此，他尊重他。
在陳寅恪和吳宓身上，葉企孫也找到了他久久期盼的東西。
陳寅恪和吳宓，就是那個時代中國傳統文人的精神風標。他們是深植於中國傳統文化又有著異質文化營養的長著「第三隻眼睛」的新型學人，對國際時事、政治經濟、宗教種族、個人前途、民族命運甚至婚姻家庭、男歡女愛都有著深刻的見解，而且卓爾不群。他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審美判斷和欣賞趣味像雲霧繚繞的山峰聳立在中國留學生中間，尋常人是看不出真諦的。只有葉企孫這樣的人才能聽到那被尋常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