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9月上旬至10月下旬，張聞天出席了在此期間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批判抗戰初期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從10月10日起，張聞天參加黨的高級幹部對於黨的歷史和路線是非問題的重新學習和研究。中央組織的這次黨內歷史上兩條路線鬥爭的學習，是整風運動的深入與提高。出席七大的代表和高級幹部七百多人參加了學習和討論。12月初，中央政治局又開會進一步討論六大以來黨的歷史問題，特別是檢討六屆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這四年間的路線是非。張聞天同李富春、楊尚昆、聶榮臻等編在一個學習組裡。討論的地點就在楊家嶺張聞天的窯洞里。氣氛是嚴肅的，也是平和的。毛澤東在9—10月政治局會議上強調，檢討錯誤必須採取歷史的方法、從實際出發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對犯錯誤的同志，必須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這次高級幹部研究黨史，正是按照這個方針進行的。
在這次集中學習之前，已經經過了1942年開始的全黨整風，《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和《兩條路線》等重要文件彙集已經先後編出，所以通過這次學習、回顧、討論，對六大以來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是非的認識與評價，就比1941年九月政治局會議的認識與評價更加完整、深入與全面了。在此基礎上，中央要求每個七大代表和高級幹部寫一份「自傳」。張聞天對自己進行了無情面的解剖。經過內心的矛盾、悔恨與不平的情緒的交替這樣一個痛苦的過程，於1943年12月16日寫成一篇近四萬字的自傳，題曰「反省筆記」。這篇筆記的部分內容以《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為題收入《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該書稱這篇筆記為《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原件藏中央檔案館。筆記分十個部分：一、入黨以前；二、入黨；三、莫斯科學習時期；四、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前；五、從遵義會議到十二月會議前；六、從十二月會議到六中全會；七、從六中全會到九月政治局會議；八、出發一年；九、一九四三年；十、最後的幾句話。
張聞天的《反省筆記》，後來被稱為《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在筆記中，張聞天扼要地敘述了自己的經歷和思想發展過程，幾乎絕口不談自己對革命事業的貢獻；而對於自己六屆四中全會後所犯的「左」傾路線錯誤，進行了系統、深刻的揭發、批判，毫不含糊地承擔應負的責任，表現出高度的自我批評精神。在筆記中，對曾經參與的歷史事件和與此相關的同志，他都負責地一一說明事實的真相，客觀地評價其功過是非。這篇筆記，既是張聞天從自我批評的角度寫出的一部「自傳」，又是從一個重要領導人的側面反映黨的曲折發展歷程的珍貴史料。
張聞天寫完這篇筆記之後，便送到毛澤東那裡請他過目。毛澤東看後立即到張聞天的窯洞里來，說：我一口氣把它讀完了，寫得很好！訪問劉英談話（1985年10月22日）。張聞天在1969年6月28日寫的一份材料中也提到，他的「口頭和書面檢討，在『七大』上也作了自我批評，都得到過毛主席的鼓勵」。1943年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發出《關於〈反對統一戰線中機會主義〉一文的指示》，明確指出，「自遵義會議以來，九年之中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領導路線是完全正確的」，「現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領導同志都是團結一致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3），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頁。博古不久也有了轉變，1944年5月19日參加了「黨的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這些論斷，包含著對張聞天歷史功績的肯定，也包含著對張聞天的自我批評精神及整風筆記的肯定。
對於兩條路線學習中提出的許多問題，中央政治局進行了討論。張聞天參加了這些討論。1944年3月，政治局對幾個重要問題，如關於研究歷史經驗應取何種態度的問題；關於黨的六大的評價的問題；對於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時期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應作兩方面分析；關於1931年上海臨時中央及其後由此臨時中央召開的五中全會是否合法的問題；關於黨內歷史上的宗派問題等，作了結論。毛澤東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和5月20日在中央黨校第一部就路線學習、時局和作風問題作講演（兩次講演後來整理成《學習和時局》一文），傳達了中央政治局的結論，對自1941年九月政治局會議開始的幾次關於黨的歷史的討論和1943年10月起進行的全黨高級幹部的兩條路線問題學習、討論作了一個總結。持續將近四年的黨史兩條路線問題的討論，大大地幫助了黨內思想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統一，為1945年召開中共七大作了重要的準備。
本來，在1941年九十月間召開政治局會議時，中央就組織了「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並起草了《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以下簡稱《結論草案》）。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於1941年10月13日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組織，由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康生、彭真五人組成，以毛澤東為首，委託王稼祥起草文件。檔案中存有當時起草的文件，題為《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結論草案》。由於當時全黨還沒有開始整風，黨內高級幹部尚未深入研究黨的歷史問題，《結論草案》也有待充實、修改，所以就暫時擱置起來了。到了1944年春天毛澤東主持政治局會議對若干重要問題作了結論以後，黨中央又重新提出起草歷史決議問題。1944年5月10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組織「黨的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成員為：任弼時（召集人）、劉少奇、康生、周恩來、張聞天、彭真、高崗。5月19日又增補了秦邦憲。5月21日起，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開始舉行。從此時開始，歷史問題決議的起草工作經過了將近一年，直至1945年4月20日《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六屆七中全會上原則通過（後經七屆一中全會修改，於同年8月9日在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一致通過）。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文獻。它總結了建黨以來的歷史經驗，對於若干重大歷史問題作出了正式結論，從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思想上批判了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左」傾領導路線；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傑出貢獻；系統地概括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它是整風運動的重要成果，使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幹部達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團結一致，為中共七大的召開在思想上作了充分準備。《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一個集體創作。它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又是在毛澤東直接指導和參與下完成的。張聞天作為負責起草《決議》的準備委員會的成員，不僅認真參加了總結歷史經驗的討論，而且在歷史決議反覆修改的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前面已經寫到，張聞天在1941年九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中，就已接受毛澤東的批評，從政治、軍事、組織、思想四個方面檢討了「左」傾路線的錯誤。這同1941年10月以後起草的《結論草案》和最後通過的歷史決議關於這方面的內容大體上是吻合的。前面也已寫到，張聞天在1941年九月政治局會議後研究了黨的歷史文件，學習了毛澤東的著作，認識到毛澤東是正確路線的代表，不僅是政治家、軍事家，而且是理論家；在1942年農村調查中紀念黨的21周年生日時，他發自肺腑地論述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過程中的偉大作用；在1943年12月的「整風筆記」中，他又以切身經歷的正反兩方面的事實對同一主題作了具體敘述。這同歷史決議的精神也是一致的。張聞天在歷史決議起草過程中的主要作用，是他曾對歷史決議的一個草案稿進行了修改，使之成為後來通過的《決議》的基礎。毛澤東在1945年春對《決議》草案稿的修改，就是在張聞天修改稿的抄清件上開始的。張聞天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過程中的作用和以下敘述的起草經過，採用馮蕙的觀點。見馮蕙的兩篇文章：《毛澤東領導起草〈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經過》（《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2期）和《再談〈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經過》（《黨的文獻》1990年第2期）。
從現存《決議》的有關檔案來看，張聞天動筆修改《決議》稿是在重新起草歷史決議的工作已經進行了一個階段以後。在這之前，任弼時在1944年5月起草過一個稿子，這個稿子主要來源於1941年的《結論草案》，在結構、內容和文字上，與《結論草案》基本相同。在「任稿」之後，有一份胡喬木起草的《決議》草案稿。此稿共四個問題，其中第二個問題（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和第三個問題（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的根源）一些基本思想也是來源於《結論草案》。在結構和寫法上，「胡稿」與「任稿」有較大不同，主體框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