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屆六中全會後，張聞天把主要工作轉移到宣傳教育方面，兢兢業業，開拓進取，在黨中央領導下，無論是在延安，在各根據地，還是在國統區，幹部教育、理論宣傳、文化運動以至普通教育，都有章可循，按部就班地逐步開展起來。張聞天並不滿足於已經取得的成績，但也沒有發現黨內有什麼特別嚴重的問題。毛澤東則不同。他高瞻遠矚，看到在全黨內還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分歧，其根源在於思想作風的嚴重不純。
誠然，遵義會議批判並糾正了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的「左」傾錯誤，六屆六中全會批判並糾正了抗戰初期的右傾錯誤，但是，由於沒有來得及在全黨範圍內對黨的歷史經驗進行總結，因此既往黨的歷史上兩條路線的是非沒有分辨清楚，也不可能從思想方法的高度對「左」、右傾錯誤的根源進行深刻的總結，這樣，就必不可免地在指導思想上又會產生分歧以至對立，必不可免地在另一種條件下以這種或那種形式重犯「左」傾或右傾錯誤，給革命事業帶來損失。這就是說，從遵義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從軍事上、組織上、政治上批判並糾正「左」傾和右傾錯誤是十分必要的，但是還不夠，還不能完全解決問題，還必須在思想上解決問題，必須端正思想作風、思想路線，才能實現政治上的統一，行動上的一致。特別是在當時日寇向根據地殘酷掃蕩，國民黨頑固派發動反共高潮，抗戰形勢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在大批小資產階級成分（農民和青年知識分子）進入黨內的情況下，如果不能解決好思想路線和作風問題，要戰勝困難，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就將是不可能的。
嚴重的突發事件，尖銳的黨內矛盾，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
1941年1月蔣介石背信棄義，陰謀策動了皖南事變，致使新四軍皖南部隊主力幾乎全部覆滅。從內部原因來看，這同新四軍主要負責人的錯誤有關。項英堅持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組建新四軍有功，但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認識不足；對黨中央「向北發展，向敵後發展」的方針理解不夠，措施不力；對部隊的轉移遲疑猶豫；北移時對國民黨頑固派反共陰謀的嚴重性估計不足，對應付突然事變的準備不充分；在頑固派進攻時又處理失當。這次突發事件招致嚴重損失，從主觀方面檢討，說明已被六屆六中全會糾正的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殘餘並沒有肅清，甚至在某些地區還嚴重地存在。
王明在延安，問題更為突出。王明同博古是六屆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前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代表，是給黨和革命造成異常巨大損失的主要責任者；王明又是抗戰初期提出右傾投降主義並在武漢長江局推行右傾錯誤造成嚴重損失的主要責任者。可是，他從1938年底從重慶回到延安以後，兩年多來不僅始終沒有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反而堅持錯誤，甚至將錯誤說成正確，還進而攻擊毛澤東的指導思想。實際上就是要以他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對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
1939年5月，王明撰寫《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諸問題》，仍然堅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主張。1939年6月，他又將1938年發表過的一篇文章的部分內容改題為《十七年來的中國共產黨》重新刊載，繼續宣揚他在1938年寫的《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等文中的錯誤方針。特別嚴重的是，到了1940年，王明特意將1931年7月初版、1932年再版的《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初版書名為《兩條路線》）一書第三次出版，並在1940年3月19日專門寫了一篇「三版序言」，嘩眾取寵，把他的「左」傾冒險主義代表作，當做「學習黨的建設和中共歷史」的材料，硬塞給「成千累萬的新幹部新黨員」和「延安各學校」。1940年11月，他又在《共產黨人》第12期上發表《論馬列主義確定策略的幾個基本原則》，大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一點不作自我批評，儼然以「國際路線」正確代表自居。王明一方面堅持自己在土地革命後期和抗戰初期的錯誤，並兜售自己的錯誤理論，另一方面又詆毀、攻擊毛澤東的著作。他說，《新民主主義論》在中國革命的所有基本問題（如對革命性質、階段、動力、革命前途的估計，關於領導權等問題）上，同列寧主義是矛盾的。「新民主主義」實際上是反列寧主義、反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行動綱領，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理論和行動綱領。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中追述了他當時對毛澤東說的這些話。見現代史料編刊社出版的該書第15—16頁。劉英向筆者也談過此事。
王明宣揚的觀點和他的這些做法，實際上是向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挑戰，他尖銳地提出了怎樣看待黨的歷史特別是十年內戰後期（1931年初至1934年底）和抗戰初期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怎樣指導新民主主義革命，怎樣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樣一些重大問題。王明流毒全黨的「左」、右傾機會主義理論和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作風如果不廓清，不克服，王明提出的這些重大問題如果不澄清、不解決，就無法保證「中國共產黨的統一與團結」，就無法「爭取和保證抗日戰爭最後的勝利」，六屆六中全會決定的「在較短時期內召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沒有條件實現。引文出自《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720—721頁。
張聞天負責幹部教育工作，遵循的是六屆六中全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1940年以中央書記處名義發出的關於幹部教育的幾個指示，都經中央討論通過，得到毛澤東同意。可是，在實際工作過程中，幹部教育中確實還存在著理論與實際脫節的問題。張聞天在馬列學院的工作中貫徹了理論與實際統一的方針，並專門寫文章提倡過這個方針，可是，從「實事求是」、「有的放矢」這樣的要求來看，他還存在著教條主義的殘餘。而追根溯源，學風上的問題正是一切「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根源之所在。
毛澤東面對當時這樣的情況，即「鑒於遵義會議以前，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錯誤給予黨與革命的損失異常之大，鑒於遵義會議以後黨的路線雖然是正確的，但在全黨內，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區與特殊部門內，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殘餘，並沒有肅清，或者還很嚴重地存在著」，《中共宣傳部關於反對宗派主義的宣傳要點》（1942年1月26日），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3），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頁。遂於1941年春尖銳地提出反對主觀主義，並由此開始，從上而下，逐步在全黨發動起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延安整風運動。
1941年3月和4月，毛澤東為出版他的舊作《農村調查》一書寫了「序言」和「跋」。重申「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提倡「眼睛向下」，表示「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批評那種「下車伊始」就哇啦哇啦地發議論，「欽差大臣」滿天飛的作風。《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頁。接著，5月19日，毛澤東在楊家嶺新落成的中央大禮堂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批評學風上的主觀主義，倡導樹立「有的放矢」、「實事求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風。指出：「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都是極壞的作風；「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計畫，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同上書，第801、797、802頁。在延安高級幹部中間，自然地引起了對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是否正確，怎樣以從實際出發的觀點，而不是以教條主義的觀點對待馬列主義、使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這些問題的思考與探討。
張聞天一方面接受毛澤東的批評，竭力在實際工作中遵循毛澤東指示的方向前進，1941年6月張聞天為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文件《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就是朝著這個方向所作的努力；另方面內心感到委屈。他後來敘述1940年下半年到1941年上半年的思想狀況時寫道：當時我有點苦悶，有時也發點牢騷，說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點「偏」。一個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只看見他好的方面，另一個人什麼地方不滿意了，就什麼都是壞的。中央決議通過的，照著做了又來駁斥（如關於幹部教育的幾個指示，確經中央看過，而且特用中央書記處名義發出的），因此事情不好辦。同時我精神也準備著，大工作做不了，就做小工作也可以。別的同志有時提議，要我找毛主席當面談談，我有時想不談也就算了，我為如何，以後證明，我何必急於人家了解！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下段引述亦據此件。不過，張聞天後來還是「下了決心找毛主席當面談了」。第一次，是在1941年六七月，「我到棗園找毛澤東同志談了一次話，他談的很溫和，似乎還不願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