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不止一次讚歎：「洛甫這個同志是不爭權的。」王震：《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革命家——憶聞天同志》，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頁。張聞天全心全意為黨工作，確是沒有個人的野心和權欲。長征途中張國燾挾重兵向黨爭權，張聞天主動提出「讓權」：將自己的「總書記」職務讓出來（毛澤東不同意，此議作罷）。王明於1937年11月底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後，張聞天主持了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決定擴大中央書記處，由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五人組成。這時有一篇訪問記仍稱張聞天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廣州《救亡日報》記者洛基寫的訪問記，載該報1938年3月26日。他特別鄭重其事地在1938年4月12日武漢《新華日報》上刊登了《張聞天（洛甫）啟事》，聲明：「中共中央設有由少數同志組織之書記處，但並無所謂總書記。」
自遵義會議以來，在黨中央內部，張聞天奉毛澤東為紅軍與全黨領袖，毛澤東尊重張聞天黨中央總書記的地位，他們互相合作，直到六屆六中全會。從遵義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之前這三年半多的時間裡，中共中央的許多重要電報，都由「洛毛」或「毛洛」聯名發出。從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之後，到1938年9月六屆六中全會之前，張聞天實際上仍然是主持中央常務工作的書記。在此期間的三月政治局會議、六中全會前的政治局會議以及六中全會的開幕式，都是由他主持的。不過，在六中全會之後，張聞天按照共產國際指示的精神，按照六中全會關於以毛澤東為首準備召開中共七大的決議精神，就主動地將總書記的工作移交給毛澤東了。
張聞天對自己職責變動的過程，後來（1943年）做過這樣的敘述：
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讓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後，我即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同志處開。我只在形式上噹噹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毛主席決定。特別是在七八月政治局會議之後（所謂「神仙會議」），我實際上是做了宣傳教育部門的工作。
自「神仙會議」後……我一方面提出要把我的名義上的書記職務完全解放，（在任弼時、周恩來二同志未回國前提過，在他們回來之後，我更正式提過，我自己及中央秘書處在1940年5月間也搬了過去，實際上把我的全部工作交了出來了。）另方面，我盡量推掉自己的工作（如出版發行部、文委、西北工委等），只管宣傳部及馬列學院一部分工作。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
從這兩段話可見，一、自1939年初起（即王明到重慶參加國民參政會後回到延安並留在延安工作），張聞天實際上不再在黨內負總的責任了。但在形式上，中央的會議還是由張聞天主持，中央秘書處也還一直跟著他。二、1939年七八月政治局會議後，張聞天實際上只負責宣傳部與幹部教育部的工作。他曾幾次提出不再擔任書記的名義，沒有被採納。三、1940年5月，張聞天與中央秘書處都搬到毛澤東居住的楊家嶺。這時，張聞天已主動將黨中央總書記的工作交出，實際上他只是具體負責宣傳教育部和馬列學院的工作了。
應該看到，雖然六中全會後張聞天的工作重點轉到了宣傳教育方面，但是，他在黨內仍然是有威信、有影響的領導人之一，他的黨的書記的工作又是逐步移交的，即使是主要職責移交後，中央秘書處還一直由他管著（1940年從藍家坪搬到楊家嶺後仍是如此），所以，在六中全會後的相當時期內，對於全黨的工作，對於有全局影響的事，張聞天還是一直關注著，並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為了擴大與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支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張聞天繼續做了許多工作。1939年6月，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十八周年，張聞天寫了《在民族自衛戰爭最前線的崗位上》一文，載1939年6月30日《新中華報》。以抗戰兩年來的事實，分析中國一部分上層資產階級及少數上層分子對於爭取民族抗戰的不徹底性、妥協性與動搖性，指出目前時局的主要危險是他們準備停止抗戰與投降妥協，「防共反共」就是他們投降妥協的實際準備，號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克服投降危險，擊破「防共反共」逆流，使中國的抗戰堅持到最後勝利。接著，7月3日至6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央為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提出「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後倒退！」《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2），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頁。在1939年8月政治局會議上，張聞天又進一步分析武漢、廣州失守後的形勢變化，說明過去「統一戰線中的統一性比較突出」，現在「內部磨擦增加，統一戰線中的鬥爭性突出了」。所以，當前黨的任務，是要在堅持國共合作、堅持三民主義的前提下，團結一切進步的力量，與妥協、投降、退步的傾向作堅決的鬥爭，把統一戰線推向前進。他指出，推動鬥爭的核心是共產黨與八路軍、新四軍。鬥爭的形式主要是政治鬥爭，但也不能完全照搬過去的辦法，「要採用談判以外的更多的辦法」，「也不是完全採用退卻、消極的防禦」。在全國範圍內，黨的工作的「主要任務是鞏固黨的組織，一般停止發展」。張聞天：《支持長期抗戰的幾個問題》，見《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239、242頁。
經過一年多抗日、反摩擦鬥爭之後，在勝利的形勢下右傾危險仍然存在，而「左」傾危險又在許多地區大大增長了。張聞天在1940年8月寫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左」傾危險》一文，載《共產黨人》第10期（1940年9月20日），收入《張聞天選集》。具體闡發剛剛通過的《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政策的決定》（1940年7月7日抗戰三周年紀念日）中關於糾正在執行統一戰線政策中的「左」傾錯誤的內容。張聞天詳細分析了「左」傾危險的八種重要表現：對於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本身的動搖；不肯細心地、審慎地、深入地去研究與分析統一戰線的不同對象而採取不同對策；不願意或不會用一切方法去接近一切抗戰的人們，不會「交朋友」；要求太高，求成太急；鬥爭時不會利用各種矛盾，在一時一地集中力量，打擊當前的最主要的壞人；不肯認真遵守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民主精神不足與黨包辦一切的工作作風；對於「階級立場」、「黨性」、「忠實可靠」、「清白純潔」等等名詞的片面理解。他對這八個方面「左」的表現進行了深入細緻的剖析，提出了糾正的方法。他明確指出，一個幹部不但要有馬列主義的原則，而且要掌握馬列主義的策略；不但要接受與了解黨的政治路線，而且要有實現這個路線的方法。為了正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必須徹底擊破歷來黨內存在著的「左傾比右傾好些」的錯誤觀點。這些分析與論述，對當時糾正「左」傾錯誤，加強對全黨的策略教育，是有重要意義的。
1940年10月起，蔣介石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蔣介石變本加厲，悍然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在茂林地區攔襲北移途中的新四軍皖南部隊，使新四軍慘重損失。蔣介石於1月17日又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名義發布命令，掩蓋事實真相，反誣新四軍「叛變」，宣布取消新四軍番號，並將被扣的軍長葉挺「革職」、「交軍法審判」。中共中央於1月20日、23日、29日連續舉行政治局會議，討論時局和方針。張聞天在這三天會上作了插話和發言。關於事件的性質，張聞天在20日插話指出：「今天國民黨整個國策的中心是放在『剿共』上面。」張聞天在以後兩次會上的發言中又指出，「日蔣還有矛盾」，要「利用」和「擴大」「日蔣的矛盾及日與英美的矛盾」，否定了認為這個事件表明蔣氏「降日」的判斷。張聞天也不同意認為國共合作將要迅速破裂的估計，指出要「爭取延長全國破裂的時間」，認為「我們要孤立他們，使我們打幾個勝仗，積極打破他們反共的計畫」，「堅定的進行政治上的進攻，公開的批評蔣介石的談話，提出我們的要求來爭取群眾，揭破國民黨的武斷宣傳，分化國民黨的內部」。同時，張聞天明確反對過激方針，指出：「暫時不應提出打倒蔣介石、打倒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口號，也暫時不提建立國防政府的口號，而應提出改革政府。」《張聞天文集》第2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124頁。
除了上面講到的這類比較重要的方針、政策方面的問題之外，黨中央內的一些具體問題，若干重要的實際工作，也還是由張聞天來過問和處理。
這類事例是很多的。
例如，茅盾從延安到重慶工作及他請求恢複黨籍的事，就是張聞天親自處理的。茅盾本名沈雁冰，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大革命失敗後亡命日本，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