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擔任總書記期間，宣傳工作和幹部教育工作在中共中央內部主要是他過問的。1937年4月，《解放》周刊創刊，張聞天任主編。1937年12月起，中央宣傳部部長由張聞天兼任。1938年5月，馬列學院創辦，院長一直由張聞天兼任。當然，六屆六中全會以後，宣傳和幹部教育就成了張聞天的主要工作了。他除了繼續擔任上述職務之外，從1939年2月起，又兼任幹部教育部部長。1940年初，宣傳部與幹部教育部合併為宣傳教育部，張聞天仍任部長。1939年10月，《共產黨人》雜誌創刊，他是這個刊物的編輯（即主編）。1941年3月，中央決定調整刊物，《解放》、《共產黨人》兩個刊物擴大編委，都由張聞天「負總責」，吳亮平和羅邁分別為「編輯主任」。所以，張聞天在黨的理論建設、幹部教育、宣傳鼓動、文化工作等方面，成績卓著，建樹良多，是受到黨內幹部尊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宣傳家和教育家。
1938年5月5日，是共產主義學說的創始人馬克思120周年誕辰，延安馬列學院就在這一天正式開學。校址設在延安城北七八里的藍家坪，土石山上的一排窯洞就是校舍，同楊家嶺隔延河相望，緊鄰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張聞天住的窯洞。從創辦馬列學院開始，張聞天就兼任院長。直到1941年7月馬列學院改組，他擔任院長前後有三年多時間。先後在這裡受過他教育與熏陶的學員有八九百人。延安馬列學院是中國共產黨創建的第一所攻讀馬列主義的比較正規的學校，是當時延安的最高學府。為了辦好這所學校，張聞天傾注了心力。他的辛勤耕耘結出了豐碩的果實。馬列學院培養與重新教育了一批堅強的幹部，提高了全黨的理論水平，還創造了豐富的辦學經驗，在中國的幹部教育史上寫下了令人難忘的篇章。
誠然，創辦與建設馬列學院是張聞天作為黨內著名教育家的主要實踐活動，但是，他對幹部教育的關心與實踐卻並非從馬列學院開始。在這之前，他在這方面已經做過不少實際工作，並作出若干理論概括。
早在1933年3月，張聞天剛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不久，就在瑞金洋溪創辦了「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中央黨校的前身）。他曾親任校長，並主講《中國革命基本問題》。長征途中，該校與中國工農紅軍大學（簡稱「紅大」）的人員合編為「幹部團」，一直未散。黨中央落腳陝北前後，張聞天在政治局的幾次會議上都提到，為了迎接新的形勢，要在組織上擴大與鞏固黨，要大量培養幹部。1935年11月10日，張聞天率中央機關進駐瓦窯堡後，隨即恢複學校建制，正式定名為「中共中央黨校」。稍後，新的紅軍幹部學校也在安定縣建立起來（1936年2月）。在張聞天起草、政治局會議通過的《瓦窯堡會議決議》中指明：「必須大數量的培養幹部。黨要有成千上萬的新幹部，一批又一批的送到各方面的戰線上去。不是把領導才能每條都教好了，才給幹部以工作，而是放這些幹部到鬥爭中去，使他們從鬥爭中去學習。」《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頁。
1936年5月東徵結束之後，恢複、擴建「紅大」的計畫提到5月20日政治局會議討論。毛澤東提出了「紅大」的教育方針、教育內容、教學方法以及組織領導等一整套計畫。會後，「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即於1936年6月在保安成立。張聞天和毛澤東都親自擔任教員。張聞天對第一期學員講授《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對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動力、領導、前途等問題，作了深入淺出而又透徹的分析。他還在「紅大」講過哲學。李華生：《回憶張聞天同志在陝北的革命業績》，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頁。
與此同時，張聞天還利用東徵結束後中央機關處於相對穩定的時機，明確提出組織在職幹部開展馬列主義理論學習的任務。他在中央機關全體工作人員（近50人）大會上指出，「學習馬列主義理論是刻不容緩的任務！」他通俗地解釋列寧的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的著名論斷，分析黨的理論水平不高的情況和原因，啟發大家學習的自覺性。他還組織中央機關幹部到「紅大」聽課。每到聽課那天早晨，張聞天總是提早一點從自己的窯洞里走出來，到中央秘書處窯洞外邊那塊草地上，叫秘書處、宣傳部、組織部的同志一道去「紅大」聽課。在張聞天提議下，中央機關幹部於1936年10月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先學辯證法，每周座談一次。在張聞天的啟發與引導下，對哲學範疇的座談討論，聯繫著當時國內外的形勢與黨的政策，進行得生動活潑。當年的參加者回憶說：「記得在學習辯證法關於形式和內容的範疇時，正是幹部中對於中央提出的關於民主共和國口號有爭論的時候。有的同志認為民主共和國是資產階級政權的形式，我們提這個口號不好理解。聞天同志最後給學習討論作了總結。他從形式與內容的辯證關係上透徹地分析了這個問題。他用舊瓶可以裝新酒的比喻說明，在一定情況下舊形式也可以表現新內容，並且指出我們共產黨人要掌握形式與內容的規律，為的是更好的掌握各種形式（包括鬥爭形式、組織形式、工作方式方法），為實現黨的目標而奮鬥。」李華生：《回憶張聞天同志在陝北的革命業績》，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頁。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後，中國國內形勢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隨著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成立，中國共產黨將公開、合法地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成為全國的群眾性的黨。它要在更為複雜、更為曲折的鬥爭中，戰勝一切困難與阻力，取得與保證自己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在大變動的年代裡，面臨新的形勢，新的任務，即使是經過長期戰爭考驗、經過長期地下工作鍛煉的幹部，也迫切需要學習。為此，張聞天在1937年3月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重新教育幹部，培養幹部，使他們懂得新的政策，適合於新的要求」。張聞天：《國民黨三中全會後的形勢與我黨的任務》，見《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頁。在接著召開的黨的蘇區代表會議上，張聞天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加強黨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加強紅軍幹部的軍事、政治、文化的教育」的任務。張聞天：《中國共產黨蘇區代表會議的任務》，見《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頁。在白區工作會議的報告中，他更進而強調：「黨內教育問題，現在特別重要。在思想上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武裝全黨同志，是黨目前爭取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的最主要的任務。必須使全黨同志了解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要，養成學習理論的興趣，只有這一武器能夠使我們在各種複雜的環境下，正確的解決問題，而不犯嚴重的錯誤。」《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62—263頁。
這時，幹部教育之所以迫切需要加強，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大量革命知識青年來到延安。西安事變發生以後，中國共產黨力主和平解決，在全國人民特別是在全國青年中的聲望空前提高。從1937年1月起，北平、天津、西安及全國各地大批有組織的黨員、團員、民先隊員、青救會員和非黨的革命知識青年，成群結隊，熱情洋溢地奔赴延安，參加抗日，參加革命。這是1925—1927年大革命後黨的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意義深遠。張聞天對這批革命知識青年非常重視和愛護。當他發現北平來延安的學生途中遇阻時，即致電北方局劉少奇，要他注意組織，1937年1月24日洛甫致胡服電。同時指示陝甘省委要做好沿途的招待工作。李華生：《回憶張聞天同志在陝北的革命業績》，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頁。大批革命知識青年來到延安，亟待培養訓練，使他們成為黨和紅軍的幹部。黨中央立即採取措施，將「紅大」改名為「抗大」（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擴大招生。1937年1月開學的抗大第二期，就招收了609名知識青年。以後逐期增加，第三期（1937年8月—1938年4月前後）招收知識青年616人，第四期（1938年4月—12月）招收了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以及海外華僑和國際青年共4655人。張聞天親自為抗大第二期第一隊學員（大多是紅軍的軍、師、團級幹部）講授《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並組織編寫了教材。在抗大第三期同學畢業的時候，張聞天作了《論待人接物問題》的講演。
「七七」事變全國抗戰爆發後，在洛川會議上，張聞天在講話中談到教育問題。針對國民黨不讓創辦「陝北大學」，他指出，「學校仍然要辦，弄得精點」。他還肯定「抗大這期是有成績的」，同時指出，我們的組織工作還差，政治工作還不夠，要提高教員的積極性。據會議記錄。在1937年十二月會議上，張聞天作政治報告，提出要「擴大與加強抗大，培養大批軍政幹部，到處派人去」。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