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川會議是在全國性抗日戰爭剛剛爆發的歷史轉折關頭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張聞天不僅主持了洛川會議，而且主持了會前的「中央局政治會議」（8月9日）會議名稱據會議記錄。為洛川會議作準備，會後，又主持「統一戰線座談會」，貫徹洛川會議的精神。他對洛川會議的歷史貢獻，是應該充分加以肯定的。
1937年8月9日，張聞天在延安主持了中央局政治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成員毛澤東、凱豐、張國燾以及各方面負責人董必武、郭洪濤、吳亮平、蔡暢、林彪、羅瑞卿、蕭勁光、徐向前、羅邁（李維漢）等19人。張聞天作了《平津失守後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這個報告記錄以《平津失守後的形勢與黨的任務》為題收入《張聞天選集》，以下引用此報告均據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張聞天選集》。這次會議具有洛川會議預備會議的性質。
「七七」事變後，中共中央在7月8日即發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號召全民族實行抗戰；同時紅軍將領連續電請為抗日前驅。15日，周恩來在廬山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交付國民黨。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又發出《關於目前形勢的指示》，主張實行全國軍隊的總動員，全國人民的總動員，實現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政府機構民主化，肅清一切親日派漢奸分子，進行統一的、積極的、全面的抵抗。這實際上提出了一條全民族的全面抗戰的路線。指示還規定紅軍立即改名，準備立即向華北出動，對日直接作戰。23日，中共中央又用「萬萬火急」通電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華北第二次宣言》，系統地提出了實行堅決抗戰的「八項辦法」，表達並充實了21日黨內指示關於實現全國性抗戰的主張。同一天，毛澤東寫了《論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與前途》，表示共產黨人願同國民黨人團結起來，實行堅決抗戰的方針和辦法，爭取勝利的前途。在日本侵略者步步進逼之下，蔣介石也在7月17日廬山「茗敘」時發表談話，確定了對日應戰的方針；在7月底平津相繼失守之際，又於29日表示「今既臨此最後關頭」，「惟有發動整個之計畫，領導全國，一致奮鬥，為捍衛國家而堅持到底」。蔣介石：《對新聞記者談話》，《第一期抗戰領袖言論集》，重慶青年書店1939年版，第8頁。8月6日，朱德、周恩來等赴南京準備出席國防會議。8月7日，毛澤東命令紅軍各部準備出動。國共兩黨在軍事上的初步合作開始形成。所以，在七七事變、平津失守的形勢，圍繞著「爭取抗戰勝利」這個中心，有一系列重要問題——抗戰路線，國共合作，軍事戰略，紅軍改編後的戰略任務、作戰方針和步驟等，迫切需要解決。
8月9日政治會議上張聞天的報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的。在此之前，張聞天已經在8月2日寫了《論平津失守後的形勢》。載《解放》周刊第1卷第13期，署名洛甫。這篇文章是8月9日報告的基礎。
關於形勢，張聞天指出：日本佔領平津不過是對於中國本部的大規模侵略戰爭的開始。這一戰爭推動著中國走向全國性抗戰的發動。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決不以取得中國的一部分領土為滿足，它所要的是全中國！目前形勢的發展，將必然從現在局部的應戰的形勢轉變為全國性的抗戰。張聞天肯定南京政府已經作出堅決抗日的表示，在實際行動上也有進步，同時也批評它徘徊不定、妄想偷安的妥協傳統尚未完全克服，特別在實現民主政治與民主權利、釋放政治犯方面進步很小，國共合作問題沒有最後解決，不敢取消日寇在華的一切特權和活動，外交上沒有擺脫消極狀態。他指出，目前時局的主要危險是民族失敗主義，是那種以讓步妥協來停止日寇進攻的幻想，是對於英帝國主義的依賴性。
關於黨的任務，張聞天在報告中提出：「目前我黨的工作中心，是爭取全國性抗戰的發動與勝利。」為了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黨必須獨立地、積極地提出保障抗戰勝利的綱領，促使國民黨、蔣介石接受，從而在實際上起指導作用。在報告中，張聞天提出了實現「全國性民族抗戰」的「八大綱領」。其要點為：一、停止中日和平談判，宣布對日絕交，公布實行全國性民族抗戰的堅決方針；二、動員全中國的海陸空軍實行抗戰；三、全中國人民的總動員；四、全面的對日抗戰；五、改組政府組織；六、實現國共合作，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七、實現財政、經濟、土地、勞動、文化、教育的新政策，鞏固國防，改善民生；八、實現抗日的積極外交。張聞天在這裡提出的「八大綱領」，是在7月23日中共中央《為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華北第二次宣言》中所提出的「八項辦法」的基礎上略加修改而成的，同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方針、辦法與前途》中提出的「八大綱領」大體上是一致的。
在討論中，毛澤東提議增加為「十大綱領」，做一個「決議案」。他說，綱領、宣言上有「肅反」無「教育」，我的文章上有「教育」無「肅反」。現在我們要做一決議案，應做到盡有。所謂「全面的抗戰」，「改良生活」要一條，「教育」要一條，原有八條再加上「堅決抗戰」一條，「統一戰線」一條則為「十大綱領」。據1937年8月9日毛澤東在中央局政治會議上的發言記錄，以下引自此件者不另註明。張聞天贊成毛的意見，在討論後的發言中表示，「十大綱領」寫出來公布是需要的。據1937年8月9日張聞天在中央局政治會議上的發言記錄。參看1997年9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以下凡張聞天這一段時間的言行，均請參看此書的有關記載，不另註明。
關於國共兩黨關係，張聞天在報告中提出了抗日戰爭時期處理同國民黨關係的五條原則：
（一）堅持同國民黨合作的方針，發揚其每個進步，批評其動搖與妥協。反對急躁病，不斷推動它前進，逼它前進。另一方面，合作並不是投降，反對滿足、遷就的投降傾向。
（二）提出我黨獨立的積極的主張，提出保障勝利的辦法，來號召與團結全國群眾，迫使蔣走向我們方面，使我黨實際上起指導作用。
（三）參加國民黨所發起的一切合法團體與活動（如抗敵後援會等），擴大它們的群眾基礎與組織內部的民主，使之成為公開的廣泛的統一戰線的組織。同時不放棄利用一切公開的可能，獨立地進行發動、組織與教育群眾的工作。造成推動南京政府的力量，而不是與之對立。
（四）爭取黨的公開與半公開，鞏固與擴大黨的秘密組織。加強在群眾中與軍隊中的工作。
（五）轉變一切工作方式與方法，以適應目前的新形勢。
這些原則，不僅在跨入新階段的時候，而且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毛澤東在討論中特別說到：國共合作中的反傾向問題，完全同意（洛甫）報告，反對兩種傾向，一是急躁病，一是適合國民黨的適合主義。要保持組織的獨立性，批評的自由。
會議也討論了軍事問題。毛澤東指出，今日以前是準備調動，今日以後是實行開動。紅軍應當是獨立自主的指揮與分散的游擊戰爭。集團的作戰對紅軍是不利的。應有戒心，保障紅軍之發展擴大。在這次會議之前，洛、毛在8月1日已就紅軍作戰原則電示周恩來、博古、林伯渠。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同一天，中共中央還發出了《關於南方各游擊區域工作的指示》，在部隊改編問題上，已經有了1937年7月間何鳴率領閩粵邊游擊隊千餘人在談判改編成議後突遭國民黨軍包圍、繳械的教訓，指示提出了「保存與鞏固革命武裝，保障黨的絕對領導的原則」。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09頁。
8月9日政治會議後，毛澤東起草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和目前形勢與任務的宣傳鼓動提綱《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張聞天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決定》。這三個文件的起草，都在8月15日完成。三個文件均首次發表於《解放》周刊第1卷第15期（1937年9月6日出版），這時洛川會議已經開過，但文件所署時間均為1937年8月15日。為貫徹8月9日會議精神，中共中央8月12日發出《關於抗戰中地方工作的原則指示》，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318—321頁。文件提出的15條，包括了張聞天報告中提出的處理國共關係的原則和十大綱領的基本要求；中央書記處8月18日致電在南京談判的朱德、周恩來、葉劍英，強調「兩黨合作須建立在一定原則上」，「紅軍充任戰略的游擊支隊」，「在總的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發揮紅軍之特長」。同上書，第319頁。由此可見，8月9日中央局政治會議為8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