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後，中共中央為力促蔣介石停止內戰，早開談判，實現國共合作，聯合抗日，派潘漢年於9月24日攜帶中共中央起草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離開陝北，前往上海，並準備派周恩來作為中共全僅代表，同國民黨談判，簽訂《抗日救國協定》。然而，蔣介石對於中共的倡議卻不予與日俱增。在平息「兩廣事變」以後，蔣介石立即增兵陝甘，「圍剿」紅軍。他在談判桌上翻雲覆雨，態度強硬，企圖以軍事進攻與政治談判雙管齊下，一舉解決西北問題，實現其「溶共」和收編紅軍的野心。中共中央在國民黨軍隊猛力進攻之下，一方面，「從各方面造成停止進攻紅軍的運動」，「以此迫蔣停止剿共」1936年11月22日毛澤東、張聞天致潘漢年電，載《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4期。；另一方面，於11月下旬組織了山城堡戰役，顯示紅軍的聲威。在談判中，則「並不堅持過高要求」，同意「紅軍改名受蔣指揮。」1936年11月12日毛澤東致潘漢年電，載《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4期。然而，蔣介石仍一意孤行，反而嚴厲督責張學良、楊虎城「進剿」紅軍。
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為促使蔣介石放棄「剿共」政策，實行抗日救國，在多次進諫無效反被斥責後，決定對蔣介石進行「兵諫」。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張、楊聯手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他們在西安東面的臨潼華清池逮捕了蔣介石，在西安市內囚禁了從南京來的陳誠、蔣鼎文、衛立煌、張沖等十幾名國民黨軍政要員。
中共中央派駐在張學良那裡的代表劉鼎在行動前一刻（12日12：30）發電報向駐在保安的黨中央報告西安即將發生重大事變的情況。
張、楊在事變後立即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內戰」、「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立即召開救國會議」等八項政治主張。
怎樣處置這個突發事件，一時之間成為國內中種政治力量鬥爭的焦點和國際上關注的一個重大問題。
西安事變發生後的第二天，12月13日上午，張聞天在保安自己的窯洞里召集並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後的形勢與應對、處理方針。由毛澤東作報告。與會者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分析，肯定西安事變是抗日的義舉，革命的行動。據這次會議記錄。但是，對處理事變的方針，由於事起突然，情況還不甚清楚，認識不完全恰當，也不說一致。應該說，這是正常的，也是難免的。
像通常一樣，在這次會上，張聞天是傾聽了報告和討論後才發言的。針對報告、討論中的意見，他論述了西安事變暴露的主要矛盾和中國共產黨應該採取的基本方針。張聞天在1936年12月13日常委擴大會上的發言，載《黨的文獻》1988年第3期。以下敘述張聞天發言中涉及的別人的發言內容，均據這次會議記錄。
在張聞天看來，會上有兩點相互關聯的主張是不妥當的：一、在政權的問題上，主張以西安為中心，建立實質的「政府」，以西北為抗日前線，影響全國，領導全國抗日。二、在對蔣介石的處置問題上，主張反蔣，提出審蔣、除蔣。認為應該在人民面前揭破蔣的罪惡，要求罷免蔣介石，交人民以審。
張聞天在講話中指出，在抗日問題上，主要的矛盾是抗日派同「民族妥協派」（以蔣介石為代表）的矛盾。張學良在西安的這一「突變」「是開始揭破民族妥協派的行動」。這個行動的意義是使整個局勢「向著全國性的抗日方向發展」。從對西安事變矛盾性質與發展趨向的分析出發，張聞天提出了處理事變的根本方針：「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並預見到我們黨的工作也將有一個轉變：「要轉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在政權問題上，張聞天明確表示，我們「不採取與南京對立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方式（實際是政權形式）」。張聞天認為張、楊提出的「改組南京政府的口號並不壞」，我們的正確策略應該「把抗日為最高旗幟」，「在軍事上採取防禦，在政治上採取進攻」，「發動群眾威逼南京」，以促成「改組南京政府」口號，而不是也不可能「控制南京」以至「打倒南京政府」。至於對蔣介石的處置，張聞天明確主張「對妥協派應盡量爭取，與分化、孤立」，明確提出「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這裡所說的「妥協派」即「民族妥協派」，是與「親日派」、「投降派」、「賣國勢力」相區別的，當時往往用來指蔣介石嫡系勢力，其代表人物就是蔣介石。這裡所說的「南京政府正統」，自然首先包括扣留在西安的蔣委員長其人在內。
會上，對張聞天提出的策略和方針，常委們相當重視。但這次會後的文電，如當天中午毛澤東、周恩來致李毅（即張學良）電，14日紅軍將領致張、楊電，15日紅軍將領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16日的《紅色中華》報，反映出最初幾天並未實行張聞天提出的策略、方針，沒有離開以「西安為中心」與「審蔣」的設想來處理突出的西安事變。
事態的發展與各方態度的明朗，很快就證明按「以西安為中心」和「審蔣」的設想來處理是不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事變爆發後，國內外反應強烈而複雜。南京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等親日派力主「討伐」張、楊；親英美派（以宋子文、宋美齡為首）為保全蔣，主張用和平方式解決；地方實力派擔心引發更大內戰，大多數對張、楊不表示支持，幾乎一致要求恢複蔣的自由。各國態度不一，日本極力挑動中國擴大內戰，得悉南京決定「討伐」，興高采烈，堅甲利兵，引滿待發；英美力求維持蔣氏統治，認為可以同共產黨合作以對付日本；蘇聯《真理報》、《消息報》連發評論，指責張、楊，也希望事變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爆發後，中共中央立即應張、楊之邀決定派代表前往共商大計。12月17日周恩來等乘張學良的專機飛抵西安，與張、楊先後會談，並連續致電中共中央，報告西安局局勢變化，國內外對西安事變的反應，陳述自己對解決事變的意見。蔣氏被扣以後，事實上對蔣如何處置成了南京與西安對立的焦點。張聞天、毛澤東、博古等根據對事變形勢的進一步觀察，逐步形成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策。
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中央，指出「貴黨果欲援救蔣氏，則決非調集大軍討伐張、楊所能奏效」，「武力的討伐，適足以杜塞雙方和解的餘地」。此電提出「停止一切內站、一致抗日」、「蔣討伐張、楊與進攻紅軍的中央軍全部增援晉綏」等五項條件，申明「如貴黨能實現上項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國家民族從此得救，即蔣氏的安全自由當亦不成問題」。《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電》（1936年12月18日），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6期。
12月19日，張聞天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正式討論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這時，西安事變已經過六天。正如張聞天在會上指出的「在六天之中，這事件的現象與本質都［表現得］更充分」。此處及下文所引述的張聞天1936年12月19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載《黨的文獻》1988年第3期。19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同13日的會議不同，它是在黨中央領導核心意見一致，不失時機地作出了「和平調停」的決策後召開的。
會議由毛澤東作報告。他著重分析了事變影響的兩重性，一方面是光明的方面，「更能促進抗日親日的分化，使抗日戰爭更為擴大」；一方面是黑暗的方面，因為捉蔣，南京「把張、楊一切抗日的主張都置而不問」，「更動員所有部隊討伐張、楊」，內戰有爆發與延長的危險。他又進而分析由此而來的西安事變的兩種前途：勝利的前途或失敗的前途，說明我們應該「分兩手」；一是「反對內站要求和平」，一是「把陣線整理好，打擊討伐派」。他還說：「現在發表的通電與前次的致電是有區別的，更站在第三者的立場說公道話。」毛澤東在報告中說明了黨的策略方針是和平調停，使內站結束。
張聞天在這次會上的講話同毛澤東的報告相得益彰，特別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幾點：
其一，關於西安事變的兩個前途，張聞天認為：「一是全國抗日的發動，一是內戰的擴大。」關於處理方針，指出：「我們的方針應確定爭取成為全國性的抗日，堅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針。」
其二，堅定地主張抗日而不反蔣。張聞天強調：「我們應把抗日為中心」，「不站在反蔣的立場」。他批評：「要求把蔣介石交人民公審的口號是不妥的」。可見，他是最早把對蔣處置同抗日全局聯繫起來的、在這個問題上堅定不動搖的黨中央領導人之一。
其三，在避免內戰擴大、爭取全國抗日的策略方面，張聞天發揮了毛澤東報告中「分兩手」的思想，提出「我們應盡量爭取時間，進行和平調解」，「我們應與張、楊靠近，應打勝仗，擴大影響，準備以防禦戰來反對內戰」。張聞天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