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瓦窯堡會議決議》，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是在「抗日」與「反蔣」與「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方針下進行的。其時，經過長征的紅軍剛到陝北，為了在國民黨軍隊的包圍與進剿中求得生存與發展，不得不把擴大與鞏固蘇區根據地和發展紅軍作為基本任務，統一戰線的重點自然也只能放在聯合東北軍、西北軍和發展白區工作、開展群眾抗日救亡運動方面。在當時，把1927年叛變革命，十年內戰中屠殺工農，與中國共產黨結下血海深仇而在日寇侵略、大敵當前的形勢下仍堅持其反共滅紅和不抵抗政策的蔣介石視為主要敵人之一，是勢所必然，是由中國革命鬥爭的歷史情況和黨與紅軍所處的具體環境決定的。
然而，中國共產黨是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的。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的基點在於抗日。所以，抗日統一戰線是否包括蔣介石在內，並不決定於中共的主觀願望，而取決於蔣氏之是否抗日。所以，一當出現蔣氏向抗日的方向動搖的跡象，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立即從實際出發，主動地、靈活地運用統一戰線策略，適時地調整對蔣策略。不過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以至「聯蔣抗日」，對蔣策略的改變實非易事，是在1936年至1937年同國民黨南京政府反覆進行政治較量和軍事鬥爭中逐步實現的。
1936年2月27日，受託為南京政府送密信並接洽與共產黨商談聯合抗日問題的董健吾（化名周繼吾）、張子華抵達瓦窯堡，國共兩黨中斷了十年的直接聯繫由此恢複，這就把「抗日」與「反蔣」是否繼續並提的問題提到了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面前。在這之前，張學良在洛川會談中表示的「不同意打蔣」的意見，已經引起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重視。
1936年3月初，張聞天、毛澤東等在山西石樓前線接到博古從瓦窯堡發表的電報，得知南京當局通過關係派專人送信到瓦窯堡，表示要同中共談判聯合抗日問題，希望中共中央立即答覆，促使中共對蔣方針發生變動。
同共產黨和紅軍打了十年內戰的蔣介石為什麼在這時提出同中共談判聯合抗日問題呢？決定的因素是華北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獨佔中國的侵略行動直接危害和威脅英、美等國和蔣介石集團的利益。蔣氏為維護其利益、鞏固其統治，不得不調整其內外政策。蔣在1935年11月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開始作出將改變妥協退讓政策的表示。他雖然仍侈談「和平」，但同時又說，「和平到完全絕望時期」，「犧牲到最後關頭」，他即「聽命黨國，下最後之決心」。與此同時，對外，改善同蘇聯的關係，以爭取蘇聯的支持和幫助；對內，企圖並用政治、軍事兩手策略，在進行軍事「圍剿」的同時，通過「談判」，收「溶共」和「收編」紅軍之效。
1935年12月，蔣介石對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表示，希望蘇聯「能夠促進國共團結」。鮑格莫洛夫拒絕蘇聯政府充當國共談判的中間人。1936年1月，蔣又告訴這位蘇聯駐華大使，他「準備同意中共合法化，但不能讓中國紅軍存在」。隨後，蔣又表示「可以在以下基礎上同共產黨達成協議：紅軍承認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權威，同時保留自己目前的編製，參加抗日戰爭。」除此以外，蔣介石還在1935年底派陳立夫秘密赴蘇談判，希望訂立共同對日的軍事同盟。後蔣考慮時機尚未成熟，令已到德國的陳返回南京，同蘇聯駐華大使交涉。又令回國述職的中國駐蘇武官鄧文儀趕回莫斯科，同蘇聯一些高級將領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接觸。
在國內，蔣介石設法同共產黨建立聯繫。他指派陳立夫打通同共產黨的關係，同時要宋子文想辦法。
陳立夫把任務交給CC系要角、鐵道部次長曾養甫。曾即於1935年11月底把任務交給了鐵道部勞工科長諶小岑。諶與曾是天津北洋大學同學，早年參加過「覺悟社」，同周恩來夫婦有舊誼。諶小岑通過翦伯贊邀來呂振羽，同中共北方局建立了聯繫。另外，諶小岑通過中共地下黨員左恭認識了一位寧夏人黃先生，黃先生的真名叫王緒祥，黨內名為張子華。張子華建議由國民黨直接派人去陝北。
宋子文找宋慶齡商議怎樣向中共中央傳遞國民黨要求談判的信息。1936年1月，宋慶齡把董牧師（健吾）請到家裡。董是共產黨員，宋子文在聖約翰大學的同學。宋慶齡交給董一封信，要他到陝北面交中共中央領導人。行前，宋慶齡又給他一張財政部長孔祥熙簽署的委任董為「西北經濟專員」的委任狀，以保證旅途方便與安全。
上海中共特科獲悉此事後，決定派張子華隨董健吾同赴陝北。張子華通過諶小岑徵得曾養甫同意，與董結伴西行，於1936年1月抵西安。時值隆冬，遍地冰雪，加之陝北蘇區處於國民黨軍隊包圍封鎖之中，董、張二人在西安滯留了40天，未能找到合適的交通工具和安全進入蘇區的路線。他們只得請張學良幫忙，經東北軍掩護前往。終於在1936年2月27日到達瓦窯堡。董健吾進蘇區後即化名周繼吾。
第二天，董健吾和張子華二人一起面見在瓦窯堡留守的中共中央常委博古。呈遞了宋慶齡托帶的密信，還談了南京情況：國民黨內孫科、于右任、張群、馮玉祥等均主張聯俄聯共；蔣嫡系中也不是鐵板一塊，有的主張聯紅反日，有的主張聯日反紅；蔣介石本人有與紅軍妥協反日的傾向。據1936年2月28日彭德懷、毛澤東致李克農電。
博古立即電告在山西前線的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和在陝北前線檢查工作的周恩來。3月2日，張、毛、彭複電要博古同董健吾等一起到山西石樓，面商同國民黨談判事宜。同時要周恩來也來石樓。這時，董感到此行已經遷延多日，如前往石樓，更要耗費不少時日，為使國共雙方迅速磋商大針，宜由中共對南京當局的意向作一答覆，由他急回南京、上海復命。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遂於3月4日中午12時，以「張、毛、彭」三人署名複電「博古轉周繼吾」，表示：「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與明智的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提出與南京當局談判的五點意見：「我兄復命南京時望懇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見：（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寇邁進；（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最後表示「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計。」載《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4期。董健吾第二天即帶著這個密件離開瓦窯堡返南京。
張、毛、彭的電文，在國共兩黨聯繫中斷了十年、開始在國內重新直接接觸之際，提出了同國民黨聯合抗日的基本條件。電文中未提「反蔣」而強調「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第一次向蔣介石和南京當局表示，在抗日的前提下，「反蔣」的方針不是不可變動的。
3月中旬，張子華隨博古來到山西隰縣大麥郊地區（今屬交口縣）。張聞天同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一起，聽取了張子華關於同曾養甫、諶小岑接觸的情況彙報，了解到陳立夫、宋子文尋找共產黨中央希望舉行秘密談判的具體情況，獲悉國民黨上層人物孫科、于右任、馮玉祥、胡漢民以及陳立夫等親英美派有聯共聯俄一致抗日的意向。
就在這時，中共中央北方局聯絡處長王世英也來到這裡。王世英向張聞天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彙報了北方局同南京方面接觸的情況。1936年1月，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已經在呂振羽陪同下與諶小岑見面，打通了國共之間的關係。
3月16日，李克農也趕到石樓。他剛剛同張學良在3月4、5兩日進行了第二次「洛川會談」。李在3月5日已電黨中央簡要報告會談結果，這時又當面向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詳細彙報。關於對蔣方針，張學良在1月19日第一次「洛川會談」時就「不同意討蔣」，這一次會談中更坦率地陳述了自己的看法，主張抗日必須「聯蔣」。其時，張學良因護送董健吾、張子華赴陝北，已經從董、張那裡了解到南京當局正欲同中共中央秘密談判聯合抗日；彭德懷、毛澤東又於3月5日把中共中央提出的與南京當局談判的五項條件電告張學良；因此，張學良一方面更加放心大膽地聯共聯紅，另一方面，更加認為老蔣有抗日的可能。
1936年3月20日至27日，張聞天在山西前線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通稱「晉西會議」）。應該看到，這次會議的召開，既是因為剛從莫斯科回來的劉長勝帶來了共產國際七大決議的文件，需要進一步學習、貫徹，也是因為國共兩黨關係上發生重大變化這一新情況，迫切需要對瓦窯堡會議確定的統一戰線策略方針進行總結並作必要的調整。
在晉西會議上，張聞天就共產國際七大決議和統一戰線問題作報告。1936年3月20日張聞天在政治局會議上的這個報告以《共產國際「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