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12日俄界會議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但為了團結、爭取張國燾，這個決定當時只發給中央委員，沒有下發。
會後，中共中央即於9月14日致電張國燾等，要他從錯誤中自拔，服從中央電令，率部北上。電報指出：一、四方面軍目前行動不一致，而且發生分離行動的危險的原因，是由於張國燾拒絕執行中央的戰略方針，違抗中央的屢次訓令與電令。張國燾對自己行為所產生的一切惡果，應該負絕對的責任。只有張國燾放棄自己的錯誤立場，堅決執行中央的路線時，才說得上內部的團結與一致。一切外交的詞句，決不能掩飾這一真理，更欺騙不了全黨。中央先率領紅一、三軍北上，只是為了實現中央的戰略方針，並準備以自己的艱苦鬥爭，為左路軍及右路軍的四軍、三十軍開闢道路，以便利於他們的北上。紅一、三軍的領導與全體指戰員不顧一切困難，堅決擔負起實現中央的戰略方針的先鋒隊的嚴重任務，是中國工農紅軍的模範。張國燾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隊向對於紅軍極端危險的方向（阿壩和大小金川）調走，是逃跑主義最實際的表現，是使紅軍陷於日益削弱，而沒有戰略出路的罪惡行動。中央為了中國蘇維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地要求張國燾立即取消南下的決心及命令，服從中央電令，具體部署左路軍與四軍、三十軍北進。轉引自力平等：《中國紅軍長征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175頁。
但是，張國燾不理睬中央的電報，反而在阿壩的一個喇嘛廟裡召開中共川康省委擴大會議，會場上打出「反對毛周張博北上逃跑」的橫幅。會議作出決議，污衊黨中央率紅軍北上是「機會主義」、「右傾逃跑」，而把自己的「南下」主張美化為「進攻路線」。張國燾還揚言要對「經過鬥爭和教育仍不轉變的分子」，給以「紀律制裁」。
在這個會上，張國燾對朱德發動突然襲擊，逼迫朱德接受他的「南下」主張。朱德斥責了他的錯誤主張，並耐心地對他進行說服教育。朱德說：我來左路軍工作，是執行黨中央的決定。我的任務是和四方面軍的同志一道，執行黨中央的決議，堅決北上。北上，這是黨中央的英明決定。一切聽從黨中央的指揮，這是我們黨的組織原則。朱德表示：我相信，四方面軍的廣大指戰員是識大體、顧大局的，他們是不會同意你們這樣做的。總有一天，他們會走到黨中央身邊的。此處和以下敘述阿壩會議情況均據力平等：《中國紅軍長征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175頁。
張國燾組織了對朱德、劉伯承的圍攻，逼迫朱德發表反對中央北上的宣言，並以槍斃相威脅。朱德大義凜然，嚴詞拒絕說：你可以把我劈成兩半，但是你絕對割不斷我和毛澤東同志的關係。並說：北上是中央的決議，中央的路線是正確的，我是舉過手的，我不能反對。劉伯承也在會上明確表態說：我同意北上，中央毛兒蓋會議是正確的。從全國形勢來看，北上有利。你們南下，是要碰釘子的。薛岳、李抱冰並沒有走，你們向南去，就會碰到薛岳和川軍，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還得轉移北上。
張國燾拒不接受中央的命令，也根本不聽朱德、劉伯承的批評、告誡，於9月15日和17日先後發布《大舉南進政治保障計畫》和「南下」命令，驅使紅軍向天全、蘆山、大小金川一帶退卻。張國燾鼓吹：「我們目前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大舉向南進攻，消滅川敵殘部，在廣大地區內建立鞏固的根據地，首先赤化全川」，還詛咒中央：「孤軍北上，不拖死也會凍死」，「至多剩幾個中央委員到得陝北」。轉引自《中國紅軍長征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頁。
張國燾在反黨的右傾逃跑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一直走進了反黨分裂、另立中央的泥坑。
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理番縣卓木碉（今馬爾康縣白莎寨），公然宣布另立中國共產黨的「中央」，自封「中央主席」，組織了這個「中央」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央軍事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並通過決議，宣布「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應撤銷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楊尚昆、葉劍英免職查辦」。
張國燾成立第二「中央」後，再次逼迫朱德表態。朱德嚴厲地駁斥張國燾反對黨中央的言行，說：我們紅軍在全中國、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誰都知道朱毛，要朱反對毛是不可能的。他強調黨要團結，紅軍要團結，團結起來打敵人。張國燾要朱德當他那個「中央」的「中央委員」，朱德拒絕接受，並表示自己不反中央，在這裡是「以個人名義做革命工作」。引自力平：《駁張國燾》，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頁。
11月12日，黨中央對紅四方面軍發出電報，告訴他們「我一、三軍團已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軍在陝北會合」，現在「正與白區黨及國際取得聯繫」，指示四方面軍：「你們戰況及工作情形，應隨時電告黨中央」，並向張國燾指出，國民黨和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和何應欽的講話和文件中，污衊我黨中央是逃跑主義，以此來貶低中共中央威信，托派分子也在這樣攻擊黨中央，「黨內起而應聲」，「請你們嚴重注意」。同時，黨中央沒有把張國燾排除在外，如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在陝甘晉蘇區設立蘇維埃中央政府駐西北辦事處的布告，仍然以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張國燾的名義發布。同日，張國燾的電報，儼然以「中央」自居，不稱合法的中共中央為中央。電報中通報四方面軍已佔領天全、蘆山，吹噓已經打開了川西門戶，奠定了建立川康蘇區的基礎，標榜「這是進攻路線的勝利」，並繼續堅持錯誤，攻擊中央，說這「證明了向南不利是胡說」。並「指示」黨中央：「甚望你們在現地區堅決滅敵，立即鞏固擴大蘇區和紅軍，並將詳情電告。」
12月5日，張國燾致電黨中央，竟狂妄地提出四條：「甲、此間已用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並和你發生關係。乙、你們應以黨北方局、陝甘政府、北路軍，不得再冒用中央名義。丙、一、四方面軍名義已取消。丁、你們應將北方局、北路軍和政權組織狀況報告前來，以便批准。」
在這之前，9月底，張國燾收到同中共中央久已失去聯繫的紅二、六軍團電台的空中呼號，遂利用紅軍總部的密碼和總政委的名義，同二、六軍團建立了通訊聯繫。從此，二、六軍團同黨中央的直接聯繫被張國燾切斷。黨中央與二、六軍團的直接聯繫，直到1936年5月18日中央向張國燾索要了密碼後才恢複。張國燾以為用這樣的陰謀手段就可以將二、六軍團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
面對張國燾的反黨分裂活動，毛洛配合合作，團結全黨，以最大的耐心，把原則性與靈活性很好地結合起來，採取恰當的方法，開展了積極有效的鬥爭。他們相信隨左路軍行動的朱總司令以及劉伯承等同志同中央是一致的，儘可能通過朱德等做教育爭取張國燾的工作。同時估計到在當時僅以黨中央出面做工作，對執迷不悟的張國燾未必能夠奏效，還必須藉助共產國際的權威。張聞天、毛澤東與林育英（即張浩）商量，由林育英以「國際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來教育、幫助張國燾。黨中央同張國燾之間的組織關係，也用變通的辦法處理。林育英支持中共中央的態度和辦法，接受張聞天、毛澤東給他的任務，不斷單獨或與洛毛等聯名致電張國燾，批評其分裂黨的錯誤，要他改弦易轍，接受共產國際的意見，北上與中央會合。
1935年12月22日，林育英致電張國燾，勸告他注意黨內團結，並就組織統一問題提出意見：「可以組織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廣州局、滿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據各種關係，有的直屬中央，有的可由駐莫中共代表團代管，此或為目前使黨統一的一種方法」。要張國燾「熟思見復」。1936年1月6日，張國燾複電林育英，表示「一切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繼續自稱「中共中央」，繼續攻擊黨中央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北上是「放棄向南發展，懼怕反攻敵人」，是「向北逃跑」，是「一貫機會主義路線」。
針對張國燾不聽國際代表勸告，堅持反黨分裂的錯誤，張聞天於1936年1月13日致電張國燾，給予嚴肅批評，勸誡他「自動取消」另立的「中央」。電文中說：
我們間的政治原則上爭論，可待將來作最後的解決，但另立中央妨礙統一，徒為敵人所快，決非革命之利。此間對兄錯誤，未作任何組織結論，誠以兄是黨與中國革命領導者之一，黨應以慎重態度出之。但對兄之政治上錯誤，不能緘默，不日有電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軍進入正軌。兄之臨時中央，望自動取消。否則長此下去，不但全黨不以為然，即國際亦必不以為然，尚祈三思為幸。
1月16日，中共中央秘書處又將《瓦窯堡會議決議》摘要電告張國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