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北是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又是新的革命征程的出發點。擺在中共中央和它的領導人面前的，有三項互相關聯的重要使命：一項是鞏固、擴大根據地，黨中央和中央紅軍自身能夠生存下來並得到發展；再一項是實現從內戰到抗戰的戰略轉變，擔負起民族解放的重任；又一項是戰勝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反黨分裂活動，引領二、四方面軍完成長征，實現紅軍三大主力的勝利會師，團結、壯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力量。黨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和紅軍統帥毛澤東密切合作，為完成這三項歷史使命作出了貢獻。
1935年秋冬，中央紅軍到達陝北的時候，中華民族的危機達到了空前深重的地步。
在這年夏季，日本侵略華北的行動急劇升級。5月，日本借口中國破壞《塘沽協定》，要求中國剷除華北抗日行動，撤退軍隊及國民黨軍政機關。6月到7月，國民黨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與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訂立《何梅協定》，國民政府全部接受日本的無理要求：河北省主席于學忠去職；中央軍、東北軍撤出河北；憲兵第三團南調；河北省內和平津兩市的國民黨黨部與秘密機關一概取消；禁止河北省境內之一切抗日活動。照此辦理，實際上把非武裝區從冀東各縣擴大到了整個河北省。6月底，察哈爾省代主席、民政廳長秦德純又和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以換文方式訂立《秦土協定》，規定取消察哈爾境內的國民黨機關，解散抗日機關和團體，免去宋哲元察哈爾省主席職務，撤退宋哲元的第二十九軍，成立察東非武裝區。按照這兩個賣國協定，國民黨嫡系力量基本上退出了河北、察哈爾兩省。1935年9月，日本新任中國駐屯軍司令官又發表聲明，鼓吹華北五省（河北、山西、山東、察哈爾、綏遠）「聯合自治」。10月，日本內閣又通過「鼓勵華北自主案」，圖謀把整個華北變成第二個「滿洲國」。11月，日本侵略者嗾使漢奸殷汝耕在北平城東40里的通縣組織「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使冀東22縣脫離中國政府的管轄，成為被日本操縱的一片敵偽統治區。接著，日本又逼迫南京國民政府接受華北政權「特殊化」的要求，妄圖在北平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雖然名義上仍歸南京政府管轄，實際上就是「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翻版。華北主權斷送，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正當其時，北平學生爆發了「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
適應形勢的發展變化，張聞天同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一起，及時地拉開了從內戰到抗戰這一戰略轉變的序幕。
1935年10月1日，張聞天在甘肅通渭時，就已撰文指出：日本獨佔中國的侵略政策和行動「將引起國內外各種關係的變化」。英美和日本之間的矛盾正在加劇，群眾中正醞釀著反抗日本侵略的怒火。文章宣告：中國共產黨與紅軍「應該更高地舉起反日、反帝的旗幟，團結全中國一切反日反帝的民眾在自己的周圍，開展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戰爭，以保衛中國民族的獨立與領土完整。」見《察哈爾事件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吞華北》（1935年10月1日），載《前進報》第4期，署名洛甫。
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吳起鎮。在這裡休整期間，張聞天於10月22日、27日先後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及時地提出了歷史大變動時期的新的戰略任務：把保衛和擴大蘇區的鬥爭變為直接的民族革命戰爭。據會議記錄。這篇發言以《長途行軍結束後的新任務》為題收入《張聞天文集》（二）。
接著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通過哪些環節、運用怎樣的策略來實現停止內戰，進而轉變為直接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抗戰？
1935年11月13日，張聞天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實現戰略轉變的任務和靈活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策略。他在會議最後作總結髮言，指出：陝北蘇區的戰略地位是「處在最前線的地位，領導民族革命戰爭的地位」；我們的「歷史任務」是「要鞏固和擴大這一蘇區成為領導的中心；反日反蔣的根據地」，進而「在陝、甘、綏、寧、新建立反日中心」；當前的任務是「發動群眾，粉碎敵人進攻，準備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據1935年11月13日西北中央局會議記錄。這篇總結髮言以《把陝北建成領導反日的中心》為題收入《張聞天文集》（二）。當時把反日和反蔣並提的背景是：「華北事變」確實引起了國內外關係的變化。南京政府和蔣介石也從中認識到，日本在華北的擴張，嚴重危及英、美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利益，也損害了蔣宋孔陳等家庭和派系的利益，威脅著蔣介石在華北的統治地位，因此，蔣在1935年11月的國民黨「五大」上表示了轉變對日政策的意向。然而，蔣當時的基本方針還是「攘外必先安內」，蔣當時積極專註的事情，還是消滅初到陝北、立腳未穩的中央紅軍。所以，粉碎國民黨軍隊的「圍剿」，保衛與擴大陝北蘇區，就成了當時紅軍的迫切任務，「反蔣」與「反日」也就不能不並提，成為那時互相聯繫、並行不悖的目標。
在這裡，張聞天已將籠統的「反帝」或「反日、反帝」並提的提法改變為「反日」和「反日反蔣」；「直接的民族革命戰爭」也明確地解釋為「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顯而易見，戰略目標開始集中到當前最主要的敵人身上了。
11月13日當天會後，中共中央發布了兩個文件，一個是《為日本帝國主義并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以下簡稱《宣言》），一個是《關於開展抗日反蔣運動工作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與上述張聞天在會上所作「總結髮言」參讀，可以認定，這兩個文件無疑是在張聞天主持下寫成，或者就是出自張聞天之手。
《決定》指出：「陝甘蘇區是處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掠的前衛地位」，「目前陝甘蘇區黨前面最迫切的任務」，是「擴大與鞏固陝甘蘇區，準備同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決定》對實現任務的途徑作了具體說明：「使土地革命戰爭轉變為民族革命戰爭」就是「由反蔣戰爭進到反日戰爭」。
《宣言》指出：「抗日反蔣是全中國民眾救國圖存的唯一出路」，「抗日」與「反蔣」的關係是「不可分離兩位一體的任務」。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文件在提出戰略任務的同時，還著重提出了策略路線問題。重申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願在1933年1月「共同抗日三條件」之下與任何武裝隊伍訂立共同對日作戰協定；願意實際地援助一切方式的抗日反蔣的組織。強調要運用1934年4月20日發表的民族武裝自衛的「六大綱領」並使之具體化與實際化，來發動廣大群眾，開展抗日反蔣運動。文件對統一戰線的廣泛性與靈活性作出了新的解說，提出：「一切抗日反蔣的中國人民與武裝隊伍」「都應該聯合起來」，「一切鬥爭方式」「都應該用來」抗日反蔣。
過了四天，11月17日，張聞天又寫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新進攻與民族革命戰爭的緊迫》一文。載《鬥爭》第74期（1935年11月21日），署名洛甫。收入《張聞天文集》（二）。除了對《決定》和《宣言》進行闡述和發揮之外，文章在分析當前「國內外各種關係變化」的基礎上，對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有不少極其重要的發展。在這篇文章中，張聞天將實現策略轉變，靈活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提高到黨的中心任務的位置；他明確提出為了達到「抗日」這個崇高目的，要利用上層統一戰線的策略，重點對象是同蔣有矛盾的各派軍閥的武裝隊伍。文章還明確提出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的問題，指出中國共產黨與紅軍擔負著「民族革命戰爭的組織者與領導者」的任務，要把中國民族革命戰爭「放在自己的領導之下」。而這種領導者的地位，要在靈活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策略的過程中取得。
總之，毛澤東、張聞天等率領中央紅軍落腳陝北以後，就同中央領導集體中其他成員一起，根據當時新的政治形勢，獨立作出判斷，開始實行從內戰到抗戰的轉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已經逐漸明確，戰略轉變的序幕已經拉開。
就在張聞天、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根據當時新的政治形勢，獨立作出判斷，開始戰略轉變的時候，受共產國際派遣從莫斯科回中國的張浩（本名林育英），於11月18日到達瓦窯堡。
張浩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1935年七八月間，他參與了《八一宣言》全稱為《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1935年8月1日由中共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名義簽發。10月1日在中共於巴黎創辦的《救國報》上發表。的醞釀、討論和修改工作，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鑒於共產國際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同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繫已經中斷將近一年，國際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內容急需向中共中央傳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