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開完以後兩天，1934年1月19日，中央紅軍就由遵義地區北上，向土城方向開進，擬在瀘州上游一線北渡長江，同紅四方面軍一起實行總的反攻，爭取「赤化」四川。不意受到川軍的頑強抵抗而失利，乃果斷決定撤出戰鬥。1月29日拂曉前，中央紅軍主力分三路從猿猴場（今元厚場）、土城西北地區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北部邊沿的古藺、敘永地區前進。
2月3日，中央縱隊抵達敘永縣的石廂子宿營。2月4日，在這裡收到留守中央蘇區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項英發給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電報。項英批評中央和軍委「自出動以來無指示，無回電，也不對全國布置總方針」，提出「目前行動方針必須確定」，究竟採取什麼方針「應早定」。
這時黨中央總書記還沒有變換。遵義會議以後，事實上博古已經無法領導中央工作。他接到項英來電後，沒有召集會議討論，也無從確定行動方針以答覆項英。
項英不見回答，2月5日又以中央分局名義致電中央，提出關於中央蘇區「行動方針」的「兩個意見」和「對各蘇區的領導」問題，「請立復」。項英要中央趕快作出決策，進行領導。真是到了十萬火急、刻不容緩的地步。
紅軍中央縱隊2月5日從石廂子開拔，向扎西（雲南省威信縣縣治）進發，行進在叫做「雞鳴三省」的地域。在雲南、貴州、四川三省交界、赤水河和渭河交匯處有個渡口，當地稱「岔河」，舊地圖上標地名為「雞鳴三省」。意思是這裡地處三省交界，雄雞打鳴，三省都能聽到。當地習慣，「雞鳴三省」不單指渡口，也泛稱渡口附近三省的鄉鎮。2月5日，中央縱隊擬在「雞鳴三省」地域屬於威信縣的一個小鎮水田寨宿營。不想，團匪據守兩座炮樓阻撓，紅軍不能立即攻克。時已將近黃昏，軍委縱隊只好繞過水田寨，在小鎮西邊二三里路的樓上、花房子、高坎、芭蕉灣等幾個小村寨住下。總部的通訊部門住花房子，中央負責同志住高坎。
這時，張聞天感到，項英這兩天接連來電，不能不復；此時再不變換領導，要誤大事。現在是到了執行遵義會議決定的「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的時候了。於是就提出「要變換領導」。本來，在遵義會議上政治局許多同志都推舉張聞天接替博古當總書記，這一天晚間常委開會討論分工，作出決定，以洛代博，由張聞天在黨內負總的責任。為此，黨中央還發表了一個撤銷博古總書記職務的聲明，正式宣布博洛交接的完成。
當時，政治局成員都贊成這個決定。只有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在背後叫博古不要交權。博古沒有聽。他服從政治局多數同志作出的決定，把裝有中央重要文件、記錄、印章的幾副挑子交給了張聞天。博古留任中央常委。
張聞天受命於危難之際，他立即傾注全部精力和才智，在總書記的崗位上，同毛澤東配合合作，團結政治局和軍委的負責同志，貫徹遵義會議精神，糾正「左」傾軍事路線錯誤，把領導全黨、全軍實現戰略轉變，粉碎敵人圍追堵截的歷史重任承擔起來。
從2月5日晚上到2月9日這四五天里，中央紅軍在威信境內，從水田寨的花房子、到石坎、再到大河灘的莊子上、直到扎西鎮的行軍途中，張聞天連續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史稱扎西會議），通過了《關於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並作出一系列重要決策。2月5日張聞天就任總書記以後主持召開的「扎西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最後完成。從此，開始了「毛洛合作」（即黨中央總書記洛甫和紅軍實際上的最高統帥毛澤東配合合作）領導全黨全軍進行長征的歷史新篇章。而1935年2月的扎西，是領導全黨全軍完成偉大歷史轉折的總指揮部所在地。
下面，我們基本上按照扎西會議的順序，敘述毛洛合作的黨中央在這裡繼續和最後完成遵義會議的任務、指揮全黨全軍實現偉大歷史轉折的過程。
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實行「博洛交接」後，張聞天立即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當時必須立即作出回答的最為緊迫的問題：中央蘇區的戰略方針和組織問題。
經討論作出決定後，張聞天立即於2月5日當夜以中央名義致電項英轉中央分局，對他們2月4日、5日來電明確答覆。關於戰略方針，複電指示：「分局應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堅持游擊戰爭」，「對這一基本原則不許可任何動搖」；並指出：「要立即改變你們的組織方式和鬥爭方式，使與游擊戰爭的環境相適應，而目前許多龐大的後方機關部隊組織及許多老的鬥爭方式是不適合的」。關於組織領導，決定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央軍區分會，「以項英、陳毅、賀昌及其他二人組織之，項為主席。」這就改變了長征出發以來中央沒有指示的狀況，及時地傳達了遵義會議的主要精神，指明了中央蘇區的戰略方針，任命了領導幹部，重新建立起了新的中央與中央蘇區的組織聯繫和領導關係。恢複受排擠的陳毅的軍事領導職務，體現了遵義會議的精神。
2月13日，中央又給蘇區中央分局發去長電，詳告2月5日「決議詳情」。在得到19日、21日項英報告具體貫徹情況的複電以後，23日，中央書記處複電項英轉中央分局，詳告執行中央指示中應注意的具體問題。由此，中央蘇區開始實行戰略轉變，明確了堅持贛南遊擊戰爭的方向。
2月6日，軍委縱隊從高坎進至石坎子，7日到達大河灘。張聞天連續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土城戰役失利的教訓，討論當前最為緊要的中央紅軍的戰略方向問題。
會議冷靜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認為敵人已經加強了長江沿岸防禦，並以優勢兵力向中央紅軍圍追堵截，在目前這樣的情況下，按遵義會議原定的渡江北上「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的計畫「已不可能實現」。如不改變計畫，紅軍勢必在長江邊上腹背受敵，後果不堪設想。於是果斷地決定改變戰略方向，放棄在瀘州、宜賓之間渡江入川的計畫，利用敵人主力集中在川南一線，黔北比較空虛的時機，「回兵黔北」，「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
2月7日19時，中革軍委在大河灘向各軍團首長發出《關於我軍向川滇黔邊境發展的指示》，通報了「黨中央和軍委決定」：改取「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鬥的勝利來開展局面」的方針。並命令各軍團迅速擺脫四川追敵，改向川滇邊的扎西地區集中。這一戰略方向的改變，為使紅軍脫離當時的艱險處境爭得了主動。
會議同時又討論了紅軍部隊「縮編」的問題。為適應當前戰鬥的需要，並充實各連隊的戰鬥力，以便有力地消滅敵人有生力量，便於連續作戰，決定對各軍團的戰鬥單位實地縮編。
2月8日，中央縱隊繼續在崇山峻岭中向扎西方向前進，當天到達莊子上。在這裡，張聞天繼續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並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這個決議的全稱是：《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
在1月中旬的遵義會議上決定：「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陳云：《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頁。在遵義會議後二十多天的征戰途中，張聞天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以他在遵義會議上所作的「反報告」為基礎，吸收會上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及其他同志的發言，並結合會後形勢發展變化和新的決策，起草了《遵義會議決議》這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文獻。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從幼稚達到成熟。《遵義會議決議》闡述了遵義會議的內容和成果，概括了遵義會議的精神，是集中體現這一偉大轉折的歷史文獻。它是反「圍剿」戰爭經驗教訓的總結，是黨和軍隊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以毛澤東的軍事思想為主導、又是對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的第一次系統論述。作為遵義會議上「發言提綱」的執筆者、「反報告」的發言人、《決議》的起草人，張聞天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當然，張聞天之所以能夠完成這一歷史賦予的使命，同得益於毛澤東的教育、幫助是分不開的。他說過：「遵義會議前後我從毛澤東同志那裡第一次領受了關於領導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的教育，這對於我有很大益處。」張聞天：《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頁。應該說，《遵義會議決議》也是「毛洛合作」的傑作。
《遵義會議決議》明確指出：博古同志關於五次「圍剿」總結的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在他的報告中過分估計了客觀的困難」，「這必然會得出客觀上五次『圍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機會主義的結論」。《決議》針鋒相對地提出，「不能在軍事領導上運用正確的戰略戰術」，「對軍事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