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元旦，紅軍強渡烏江取得勝利。
1月7日凌晨，紅軍先頭部隊「襲占遵義」。一下子把十幾萬「追剿」敵軍甩在了烏江以東和以南。「追剿」軍司令何鍵此時率20個團在湖南常德地區與紅二、六軍團作戰。四川軍閥劉湘的部隊擺在長江南岸一線，搞不清虛實，不敢輕進。蔣介石命令粵、桂軍隊趕快北上遵義，但貴州並非他們的地盤，行動遲緩，仍滯留在黔南榕江等地。黔軍諢名「雙槍軍」（黔軍多吸鴉片，士兵有兩支槍：一支步槍，一支煙槍）。不經打，一觸即潰。這時，敵軍中只有蔣介石的嫡系薛岳縱隊和周渾元縱隊比較積極，但被烏江阻隔，難以很快採取行動。這就為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提供了寶貴的時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上面已經說到，在遵義地區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是黎平會議就已作出的決定。因為軍情緊迫，黎平會議只在1934年12月18日開了一天，解決了當時最緊迫的戰略方向問題。對於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亦即第五次反「圍剿」和突圍西征以來軍事路線上的是非問題，當時來不及討論。因此，黎平會議決定渡過烏江到達遵義地區後再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討論。
1935年1月7日紅軍先頭部隊襲占遵義後，軍委縱隊隨即於1月9日入城。中央領導成員立即忙著為這次會議做準備。當時，「中央隊三人團」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住在新城古寺巷（今幸福巷）黔軍旅長易懷芝的官邸。這是一幢建築精緻的二層樓房。張聞天住樓下西廂房。他的樓上是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對面，樓上右前室住的是王稼祥。他們三人住下以後，圍繞即將召開的會議主題進行了商議。張聞天根據商議的意見寫成一個比較詳細的提綱。
1935年1月15日，決定黨和紅軍命運的遵義會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開始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按姓氏筆畫為序）毛澤東、朱德、陳雲、洛甫、周恩來、博古（秦邦憲）；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何克全）；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政委蔡樹藩因部隊在東北湄潭、興隆一帶擔任警戒，故未出席會議。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亦未出席會議。五軍團政委李卓然因故遲到。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會議中途因有戰鬥任務提前離開。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參加會議的還有鄧小平和伍修權。鄧小平當時是中央隊秘書長，擔任會議記錄；伍修權是李德的翻譯。會場設在軍委縱隊司令部的駐地遵義老城枇杷橋國民黨第二十五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公館。這是一座相當寬敞的兩層樓。會議就在公館樓上東廂房舉行。房間不大，居中放一張栗色的柏香木長條桌，四周圍著一些木椅、藤椅和長凳。博古坐在長條桌中間的位置，主持會議。其他人隨便坐。聶榮臻腳傷還沒有好，每天坐擔架赴會。王稼祥腹部傷口未愈，不能久坐，躺在藤榻上參加會議。據伍修權：《生死攸關的歷史轉折》、《聶榮臻回憶錄》和遵義會議紀念館關於會議情況的調查。現在會址陳列擺放的18張木邊藤心靠背椅，並非當時原貌。正是隆冬季節，開會至深夜，屋裡生了木炭火盆取暖。
遵義會議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決定與審查黎平會議所決定的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陳云：《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35頁。當時敵人企圖把紅軍壓迫在長江以南、橫江以東、烏江以北和以西地區，然後緊縮包圍圈，「聚而殲之」。擺在紅軍面前的緊迫任務是跳出敵人設下的包圍圈。所以，遵義會議開始後首先討論行動方向問題。會議同意劉伯承、聶榮臻提出的建議，「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陳云：《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35頁。
遵義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同上。首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圍剿」總結報告。博古在解釋為什麼不能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勝利地保衛蘇區時，雖然也說到了一些主觀上的指揮上的錯誤，也不曾明顯地把它放在次要的地位，但是，實際上他過分強調了客觀的困難。博古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反動力量過於強大，敵人直接用於進攻中央蘇區的兵力50萬，還有帝國主義的經濟援助和軍事顧問幫助；蘇區物質條件不好；白區廣大工農群眾反帝反國民黨鬥爭與日常鬥爭的領導沒有顯著進步；游擊戰爭的發展與瓦解白軍工作依然薄弱，蘇區周圍的游擊戰爭開展不夠；各蘇區紅軍呼應配合不夠緊密。博古的分析，實際是用客觀原因掩蓋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錯誤造成的惡果。軍委副主席、總政委周恩來接著作副報告：關於軍事方面，他沒有把失敗的原因推給客觀，著重就中央紅軍的軍事戰略和戰術進行回顧、總結。
在聽了博古的報告和周恩來的副報告以後，張聞天首先起來作反對中央領導單純軍事防禦路線的報告。這個報告，通稱為「反報告」。張聞天列舉事實說明反五次「圍剿」的失敗和退出蘇區西征途中遭到嚴重損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違反了過去紅軍在長期作戰中形成的基本原則。
張聞天作「反報告」時，手裡有一個「提綱」，基本上是照著「提綱」講的。這個「提綱」實際上是「中央隊三人團」的集體創作而以毛澤東的觀點為主導、由張聞天執筆寫成的。據楊尚昆：《堅持真理，竭忠盡智——緬懷張聞天同志》，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頁。此刻由張聞天在會上講出來，分量很重。因為張聞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還是人民委員會主席。當時，中央書記處（同時稱常委）四人：博古、洛甫、周恩來、項英。在遵義會議的參加者中，張聞天在黨內的地位僅次於博古而與周恩來相當。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首先站出來，旗幟鮮明而又有系統地批評第五次反「圍剿」和西征途中的錯誤的軍事領導，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單純防禦軍事路線定下了基調。同時，張聞天首先站出來作這個「反報告」，也是他從「左」傾中央領導集團中分化出來，同「左」傾錯誤路線決裂的標誌。
由於到目前為止，遵義會議記錄沒有找到。張聞天的提綱和依照提綱所作的「反報告」以及張聞天作「反報告」後的會議情況，毛澤東、王稼祥等的發言，雖然其基本內容都包含在《遵義會議決議》之中，但沒有直接的文字材料。非常值得慶幸的是，20世紀80年代初中央黨史徵集、研究部門在中央檔案館收藏的歷史檔案中發現了一件珍貴的文獻——陳雲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手稿（以下簡稱《傳達提綱》）。這份寫成於1935年二三月間從威信到鴨溪行軍途中的重要文件，為弄清遵義會議的真實情況，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對遵義會議討論的概況，《傳達提綱》作了如下簡要的述評：
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A同志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於他的批評。《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頁。A，指李德。
陳雲當年所作的這段權威性的述評，十分清楚地告訴人們，張聞天的「反報告」是他同毛澤東、王稼祥商量後擬定的，他作「反報告」時手裡拿的那個批評錯誤軍事路線的「提綱」，以及毛澤東、王稼祥在會上發表的「意見」，是遵義會議上的主導意見，得到了周恩來和除博古、凱豐和李德以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同意」。也就是說，「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代表了黨中央政治局多數同志和各軍團首長的共同意見。
根據現有史料，在張聞天作「反報告」後，會議繼續進行的情況大致是這樣的：以下會議進行情況主要依據下述材料：伍修權：《生死攸關的歷史轉折——回憶遵義會議的前前後後》（1982年）；聶榮臻：《打開遵義，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1983年）；楊尚昆：《堅持真理竭忠盡智——緬懷張聞天同志》（1985年）。
首先，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講了大約一個多小時。他發言的主要內容是說當前首先要解決軍事問題。他深刻地分析了錯誤軍事路線的癥結所在，指出「左」傾冒險主義的「消極防禦」方針的主要表現是：防禦時的保守主義，進攻時的冒險主義，轉移時的逃跑主義。他尖銳地批評李德錯誤的軍事指揮，說他只知道紙上談兵，不考慮戰士要走路，要吃飯，還要睡覺，也不問走的是山地、平原還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圖上一畫，限定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