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出發後，「最高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忙於指揮戰事，把「中央隊三人團」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放在一邊。長征開始階段的這種特定環境，給毛洛王三人提供了經常在一起交換意見的機會。話題很自然地集中在不能打破敵人第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上面。洛向毛王講述從福建事變到廣昌戰役同博古的種種爭論，對李德、博古軍事指揮上分兵把口、拚命主義等做法很為不滿。毛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過程，同前幾次反「圍剿」勝利的經驗對比，細緻地分析李德、博古軍事領導上採取單純防禦路線、否定運動戰的戰法等錯誤。這一路的隨意交談和充分討論，使毛洛之間感情上更加親近，思想、觀點也更趨一致。對於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洛和王都接受毛的觀點，認識到主要是在主觀方面，是軍事領導上的戰略戰術錯誤所致。
「中央隊三人團」這個集體，及其長征出發後的一路交談，對於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對於中國共產黨實現歷史轉折，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他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就此專門寫了一章。他以西方人的機智和幽默，為這一章擬了一個標題：《擔架上的「陰謀」》。張聞天也十分重視「中央隊三人團」的作用。不過，他在總結這一段歷史時，以東方人的深沉和睿智，採用了富有哲理的語言。他寫道：在長征出發時，「他（指毛澤東）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集團，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放下了物質基礎。」張聞天：《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頁。
紅軍西征開始時，好像大搬家，恨不得把根據地所有「家產」全都搬走。從兵工廠的機床到剛造出來的炮彈，從印刷鈔票和書報的機器到辦公桌椅，從發電機、電台到成捆的電線，更不用說各種文件、檔案和中央金庫的金銀財寶了。用馱子和挑子組織起來的運輸隊綿延好幾里。所有野戰部隊都成了掩護隊，行動遲緩，被動挨打。
過敵人第一、二、三道封鎖線，因為同「南天王」陳濟棠的粵軍簽了停戰協議，所以還算順利。但到1934年11月底突破敵人布置在湘江沿線的第四道封鎖線時，遇到了兇猛的阻擊。紅軍損失慘重，從突圍西征時的8萬多人銳減到3萬多人。這時，西征的紅軍已經失去了原定的到達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的先機，陷入了困境。「最高三人團」在如此嚴重的挫折面前幾乎喪失了指揮能力。博古一籌莫展，有時還用手槍對著自己的腦袋比劃。軍事顧問李德老發脾氣，不但不認錯，還把湘江戰役的慘敗歸結於沒有及時執行他的決策，認為是意見分歧延誤了戰機。見［德］奧托·布勞恩（即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12月印刷，第120—121頁。
張聞天和毛澤東、王稼祥感到，對中央的錯誤領導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1934年12月4日至6日，中央紅軍翻越地處湖南、廣西交界的逶迤蒼茫的老山界，即五嶺之一的越城嶺，進入苗族聚居區。部隊暫時擺脫了追擊的敵人，張聞天同毛、王一起，開始批評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用張聞天日後的話說，「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鬥爭，一直到遵義會議。」張聞天：《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頁。
周恩來後來回憶說：「從湘、桂、黔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評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43年11月27日），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頁。博古也說：「長征過程中，毛主席起來反對錯誤領導，從湘南爭論到遵義會議。」博古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43年11月13日），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頁。
張聞天和毛澤東、王稼祥對李德、博古的批評，首先集中在第五次反「圍剿」與突圍西征的軍事指揮的錯誤上。他們指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是由於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的錯誤造成的。紅軍本應運用前四次反「圍剿」的經驗，採取決戰防禦，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弱點，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的一部分或大部，各個擊破敵人的方針；而李德等人卻否認這些成功經驗，採取單純防禦，短促突擊，打陣地戰的辦法。開始時實行「全線出擊」，在敵人進逼下又變為「全線防禦」，致使敵人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得逞。他們批評此次撤出蘇區的突圍又成為驚惶失措的逃跑，西征變成了搬家式的行動，一路避戰，對孤立疲憊之敵也不主動反擊。
過了老山界後行軍途中一路爭論的最主要的問題，還是亟待解決的紅軍戰略行動方針問題。張聞天和毛澤東、王稼祥指出，李德、博古堅持認為只有到達湘西同二、六軍團會合，才能放下行李，打仗消滅敵人，這個方針是錯誤的。
在紅軍部隊前進到湘西通道地區時，得到情報，蔣介石已經識破了中央紅軍前往湘西的戰略意圖，在湖南洪江、藏江，貴州石阡、銅仁、松桃一帶集結了五六倍於紅軍的強大兵力，設了四道防線，形成一個大口袋，等紅軍去鑽。在這樣的情勢下，博古、李德仍然堅持到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的方針。他們在12月9日給各軍團首長的命令中重申「總的前進方向不得改變」，硬是要往這個口袋裡鑽。參見羅明：《關於通道轉兵一些情況的回憶》，載《中共黨史資料》第9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版。張聞天了解到戰局的這個重要變化後，立即找到毛澤東，告訴毛敵人的部署，商量解救危局的對策。張聞天同毛澤東、王稼祥一起向周恩來提出：在去湘西的路上老蔣已經設置了重兵，原定中央紅軍到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的先機已經喪失，建議轉向敵人薄弱的貴州進軍，建立川黔邊根據地。
1934年12月11日，紅軍攻佔湖南省通道縣縣城縣溪鎮。12月12日，在縣溪鎮的恭城書院舉行了中央領導人的緊急會議——通道會議，討論紅軍行動方向。
李德全然不顧變化了的、不利於紅軍的情況，還是機械地要向二、六軍團所處地區推進。李德提出：是否可以讓那些在平行線上追擊我們的或向西面戰略要地急趕的敵軍超過我們，我們自己在他們背後轉向北方，與二軍團建立聯繫。我們依靠二軍團的根據地，再加上賀龍和蕭克的部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並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德］奧托·布勞恩（即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12月印刷，第124頁。他在此處說的到達黎平之前的「一次飛行集會」即指「通道會議」。這實際上是自投羅網，把三萬多紅軍往虎口裡送。
會上，毛澤東首先堅決反對李德的方針，建議向貴州進軍。這個建議本來就是毛同洛王商量後提出的，張聞天當然堅決支持，強調應該按照已經變化了的情況來改變自己的行動方針。周恩來也支持向貴州進軍。博古作會議總結說：看來，只有照毛澤東同志的提議辦，放棄去湘西的計畫。中革軍委即於當晚19時30分發布紅軍於13日入黔的命令。但是，會後李德仍固執己見，否定多數人的決定，重又命令各軍團仍按與二、六軍團會合的方針行動。經爭論，中革軍委於14日又發布命令，令紅軍奪取貴州黎平、錦平，開闢前進道路。
1934年12月15日，紅軍攻佔黎平。紅軍向何處去？這個戰略方針問題再一次十分緊迫地提到日程上來。
12月18日，在黎平城內，由周恩來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張聞天、毛澤東和李德進行了激烈的爭論。關於黎平會議，李德說：「我因為發高燒沒有出席。」《中國紀事》第125頁周恩來在1940年共產國際監委會審查李德的會上發言，肯定李德參加了黎平會議並與毛澤東爭論據楊奎松在莫斯科查閱的檔案。博古沒有支持李德的觀點。據吳葆朴、李志英：《秦邦憲（博古）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頁。
關於黎平會議的情況，陳雲向共產國際領導人作了以下報告，從中可見會上爭論之激烈程度——
在黎平，領導人內部發生了爭論，結果我們終於糾正了所犯的錯誤。我們對此前「靠鉛筆指揮」的領導人表示不信任。在湘桂邊界，敵人集結了四五倍於我軍的兵力嚴陣以待，以為我們會沿著紅六軍團從前進軍的路線行進。桂軍則從南面進攻我們的後衛部隊。此外，後面還有大部隊追擊。
原來的領導人堅持直線前進的做法，認為此後也必須照此辦理。我們堅決加以反對，指出這一計畫只能有助於敵人，不會給紅軍和中國革命帶來任何好處。原來的領導人竟要將持此種意見的人送上軍事法庭。我們回答說：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