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10日晚，張聞天（當時通用名洛甫）同毛澤東、王稼祥一起，從瑞金的梅坑出發，向贛南省會於都集結，準備渡過於都河作戰略轉移。
當時還沒有「長征」這個名詞，更不知道要走二萬五千里那麼長的路。那時紅軍是向西邊走，最初的目標是到達湘西同賀龍、蕭克的紅二、六軍團會合，故爾一開始都把這次戰略轉移的軍事行動稱為「西征」。
長征出發時，按照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的意見，毛澤東、張聞天等人都要分散到各野戰軍團中去。毛澤東和張聞天商量後提出異議，博古同意毛、張的意見，讓他們留在總部。毛澤東邀約張聞天、王稼祥一路行軍，一起宿營。就這樣，毛、洛、王三人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個「三人團」。為了跟「最高三人團」相區別，稱為「中央隊三人團」。
「中央隊三人團」並不是一個正式機構。三個成員中，毛、王兩人，一病一傷。毛澤東惡性瘧疾剛止住，體虛血虧，走不動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被敵機炸傷，肚子里還有彈片。他們兩人都坐擔架。張聞天身體好些，基本上是騎馬行軍。他們隨軍委第二縱隊（代號為「紅章」縱隊）行動。這個縱隊由黨中央和中央政府機關、供給部、衛生部、紅軍大學、軍委二局等組成。
長征出發時，毛、洛走在一起不是偶然的。促使他們走到一起的主要有兩個相互影響的因素：一是博洛矛盾的加深，一是毛洛合作的發展。
1932年冬，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到瑞金後，在中央蘇區反「圍剿」鬥爭和實際工作中，以「博洛矛盾」（即中央兩位主要領導人博古和洛甫的矛盾）的加深為標誌，中央「左」傾領導集體已經出現裂痕，開始分化；而以「毛洛合作」的發展為標誌，受「左」傾領導集團打擊、排擠的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已經被實踐證明為正確，毛和洛已經在同「左」傾錯誤的矛盾、鬥爭中取得一致，建立了戰友的情誼。
1932年秋冬，張聞天在上海接受「左」傾錯誤在實踐中不斷碰壁的教訓，就已開始了由執行「左」傾路線到反對「左」傾路線的轉變。到中央蘇區後，張聞天從思想認識到方針政策，直至策略路線，逐步掙脫「左」的桎梏。這一艱難的轉變過程，同時也是同犯「左」傾錯誤的中央主要領導人博古之間的分歧和矛盾產生、發展、加深的過程。所謂「博洛矛盾」，在重要的歷史轉變時期，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1931年秋，王明赴莫斯科，博古接任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在此期間，張聞天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與博古共事，雖然工作作風不完全一樣，對若干具體問題難免有不同意見，但在政治上，革命目標一致，在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方面，相當一段時間裡，沒有什麼原則分歧，兩人關係可以說是親密團結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張聞天在實踐中逐漸覺察到「左」的危險性，認識到「左」傾也會成為革命前進中的最大的障礙物，反對「左」傾的一面開始滋長。而博古卻沒有及時覺醒過來。
既然如此，兩位領導人之間就不可避免地會在政治上，在重要的方針、政策上，產生分歧和矛盾。
博洛之間政治上的分歧，首先產生在對於「共同抗日三條件」的理解上，也即關於統一戰線策略變化的認識上。
1933年1月17日，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擴大侵略，佔領山海關，向華北進犯的形勢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名義發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進攻蘇區、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武裝民眾三個條件下，願與任何部隊訂立共同作戰的協定。在國內、國際都引起廣泛的注意和強烈的反響。然而，博古卻從下層統一戰線和打擊中間力量的共產國際的「左」的固定公式出發來理解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認為我們的宣言只是對群眾說的，只是對士兵說的，或者至多是對國民黨軍隊下級軍官說的。至於國民黨上級軍官，那決不會接受我們的條件，我們也不會去同他們談什麼條件，同他們訂立什麼共同作戰的戰鬥協定。宣言上的提議只是個宣傳口號，是用來揭破國民黨的造謠污衊的。張聞天則接受了淞滬抗戰事實的教育，對在日本侵略下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動開始有所認識，糾正了「一·二八」事變後對國民黨十九路軍軍官的過「左」的策略思想，所以，他對在三條件下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的對日作戰協定的理解同博古大為不同。他認為：「三條件是宣傳的，也是行動的號召」，不僅是對下層士兵與廣大工農群眾講的，「也是對上層軍官說的」。張聞天：《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頁。圍繞著對「共同抗日三條件」應怎樣理解的問題，張聞天同博古進行了爭論。博古沒有採納張聞天的意見，所以，「宣言」發表以後，蘇維埃政府與紅軍沒有採取任何主動行動，「宣言」發表以後的八九個月里，也沒有同任何一支國民黨部隊訂立反日作戰協定。
第二，關於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認識與政策。
這是博洛之間的又一個分歧點。先是博古發表《論目前階段上蘇維埃政權的經濟政策》此文先發表了第一、二兩部分，載《鬥爭》第8期（1933年4月15日）。重複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反帝、反封建與反對資產階級並列的特點。博古認為，目前的中國革命不但要「反對封建殘餘，反對軍閥制度，反對帝國主義者，而且同時要進行反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無情的鬥爭」，這是工農民主專政的特點之一。博古主張對資本主義政策的基點是「限制」，「在發展蘇維埃經濟中間、在相當的容忍資本主義發展中間來有系統的限制資本主義剝削」。張聞天在《論蘇維埃經濟發展的前途》、《五一節與〈勞動法〉執行的檢閱》、《蘇維埃政權下的階級鬥爭》等文章中論述了「利用」私人資本發展蘇維埃經濟的主張，提出應該允許資本主義發展，採取利用、限制、競爭、鬥爭的政策。顯然同將資本主義作為「反對」對象，採取「系統限制」政策大相徑庭。博古在隨後發表的《論目前階段上蘇維埃政權的經濟政策》的第三部分載《鬥爭》第16期（1933年6月25日）。此文發表第三部分後即中斷。中對張聞天的觀點進行了嚴厲批評。博古強調：「資產階級將成為我們當前的惟一的最主要的敵人，所以，與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是不可允許的」。他認為，對於資本家，「不是『妥協』政策，而是堅決的發展階級鬥爭」；除了消滅他們的反抗，限制他們的剝削之外，應該是「強迫」他們為蘇維埃工作。博古不點名地指責張聞天主張的「讓步」、「妥協」政策是「機會主義」的政策，甚至認為這種「對資本家的投降情緒」，是目前蘇區職工運動中的「主要危險」，提出要以「堅決的無情的火力反對這種危險」。
第三，博洛之間更大的分歧發生在「福建事變」前後關於同十九路軍的聯合和怎樣對待「福建事變」上。
1933年六七月間，蔣介石利用簽訂《塘沽協定》後日本暫停南侵之機，坐鎮廬山，調兵遣將，部署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這時紅一方面軍執行臨時中央「長電」1963年6月13日，中共中央致電朱德、周恩來，轉告共產國際遠東局軍事總顧問擬定的以中共臨時中央名義發出的關於夏季軍事計畫的指示電。該電文很長，故被稱為「長電」。此電批評紅一方面軍前段軍事行動的缺點在於把主力集中於一個單獨的作戰單位，即方面軍，這就不可能從各方面配合作戰，這樣做束縛了主力，以致不能「有力打擊」北方的敵人即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為在閩贛兩個戰略方向上同時取勝，提出從紅一方面軍抽出若干部隊，組成東方軍團，進行分離作戰。中共中央強調要「切實執行這一作戰計畫」，提出以紅三軍團為東方軍團的基幹，入閩作戰，紅一、五軍團依計畫在撫河、贛江作戰。的錯誤指示，實行「兩個拳頭打人」，分為中央軍和東方軍兩路反第五次「圍剿」，企圖在兩個戰略方向上同時求勝。從7月至9月，彭德懷統率的東方軍在對十九路軍作戰中發展順利。連城大戰之後，隨即進軍閩北，每戰皆捷，形成挺進福州之勢。十九路軍陷入進退維谷的窘境。蔡廷鍇等十九路軍將領原本就同蔣介石有深刻的矛盾，在此形勢下，聽從周圍一批進步人士的勸說，決定變「剿共抗日反蔣」的方針為「聯共反蔣抗日」的方針。他們響應中國共產黨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主動派代表秘密前往紅軍駐地商談停戰反蔣事宜。
第一個來到延平（今南平）前線同紅軍聯絡的代表，就是當年張聞天在上海從事新文化運動時的朋友吳明（即陳公培）郭沫若在《創造十年》中敘述：1922年夏天，「那時候肯到寓所來的有張聞天、吳明、汪馥泉諸人，他們當時似乎住在民厚北里，差不多每天都要來一次。」見《沫若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6頁。吳明，即陳公培（1901—1968），湖南長沙人。曾參與中共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