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很有建樹的一任中央總書記。
鄧小平於1979年8月25日在張聞天同志追悼會上致悼詞說，1935年1月，「在我黨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上」，張聞天同志「被選為黨中央總書記」。從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接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習慣稱「總書記」）起，到1938年9月六屆六中全會，在這三年多時間裡，張聞天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一代領袖。
毛澤東曾說過：我們黨的歷史上有五朝領袖，第一朝是陳獨秀，第二朝是翟秋白，第三朝是向忠發（實際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張聞天）。
遵義會議推選張聞天擔任總書記，是歷史的必然選擇。1932年冬，臨時中央政治局進入中央蘇區以後，張聞天作為政治局常委之一，就同總書記博古在經濟政策、文教政策和統一戰線政策（要不要同十九路軍聯合反蔣抗日、要不要支持福建事變）等方面發生分歧，進行爭論。在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戰爭中，圍繞廣昌戰役的戰略策略問題，兩人在會上爭得面紅耳赤，不歡而骹。在張聞天同博古的矛盾（稱「博洛矛盾」）逐漸加深、張聞天在中央高層受到排擠的同時，他同毛澤東的關係密切起來，許多重要觀點趨向一致。張聞天寫了一系列批評「左」傾錯誤的文章，並在長征出發前發表了稱為長征「動員令」的社論：《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在長征出發時，他同毛澤東、王稼祥結成「中央隊三人團」。湘江戰役失利以後，「中央隊三人團」在政治局內部開展了對錯誤軍事路線的鬥爭，提出並堅持中央紅軍正確的戰略方向；促使政治局作出召開遵義會議的決定；張聞天還首先提議請毛澤東出來擔任軍事指揮。在遵義會議上，在博古作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後，又是張聞天第一個站出來作反報告——反對「左」傾錯誤軍事路線的報告，對遵義會議的勝利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可見，從反五次「圍剿」到遵義會議，張聞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內一直站在反對「左」傾錯誤的最前列。同時，他當時是在黨內職位僅次於博古的領導人，又是共產國際培養和信任的幹部。在遵義會議後，推舉張聞天取代博古，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是勢所必然，是歷史的選擇。
在張聞天取代博古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問題上，曾經有過這樣那樣不同的解釋。本書上篇，依據歷史事實，敘述張聞天從犯有「左」傾錯誤到站在最前列同「左」傾錯誤進行鬥爭的過程，說明遵義會議後張聞天取代博古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歷史必然性。在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內沒有比張聞天更合適的人選。這是本書想要說明的第一個重大歷史問題。
本書想要說明的第二個重大歷史問題是：張聞天作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五朝領袖」，他當總書記當得怎麼樣？
張聞天是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生死攸關的危難之際，在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挑起中央總書記這副歷史重擔的。
他擔任總書記後，立即起草並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及時向中央紅軍、向全國各地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領導機構，傳達貫徹了遵義會議精神，完成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一次偉大轉折，挽敉了黨，挽敉了紅軍，挽敉了中國革命。
在長征途中，他又同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等一起，團結全黨全軍，同張國燾的退卻逃跑和右傾分裂進行了鬥爭，促成了紅軍三大主力的會師。這時，中國共產黨又面臨緊要的歷史轉折關頭。
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加劇、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秋，張聞天又同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等一起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領導全黨實現了從內戰到抗戰的轉變。他親自率紅軍渡過黃河東征，擴大、鞏固了陝北根據地；他力主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在「放蔣」後內戰一觸即發之際，親赴西安，坐鎮處理，維持了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三位一體的局面，維持了國內和平；他和毛澤東一起指導了同國民黨的談判，促成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成立，同時又堅持獨立自主原則，放手發動群眾，開闢抗日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在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過程中，發展壯大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
張聞天這一任總書記，被毛澤東稱為「明君」，他堅持民主作風，發揚黨內民主，備受全黨讚揚。相信讀者讀過本書之後能夠得出結論：張聞天這位總書記是有職有權的，是當得好的，在兩個歷史轉折關頭，是有大作為的。
本書講述的第三個問題是，張聞天是怎樣離開總書記崗位的？
張聞天一心為黨，不爭權，不專權。長征途中，為了團結、爭取張國燾，他主動提出把總書記讓給張國燾。毛澤東不同意，說張國燾看重的是軍權，不一定要。如果真讓他當了，一旦擅權，非常危險。1939年8月，王稼祥從莫斯科回來，傳達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書記季米特洛夫關於中共要以毛澤東為首的意見。張聞天立即將總書記的職權逐步轉移給毛澤東。不僅如此，為了黨的全局利益，他又嚴格進行自我批評，自覺檢討自己過去所犯的「左」傾錯誤，還主動提出「還賬」、「補課」的請求，並身體力行，於1942年初帶隊到陝北、晉西北進行農村凋査，為全黨樹立了自我批評的典範，為全黨作出了用實際行動糾正錯誤的榜樣。
本書下篇敘述張聞天完成擔任總書記的歷史使命以後，主動讓賢，離開總書記崗位，自覺進行自我批評，並用實際行動「還賬」、「補課」的經過，其理論與實際統一的作風，其人格的完美、品德的高尚，足為黨的幹部和革命知識分子的楷模！
古人將「立德，立功，立言」謂之三不朽。作為中國共產黨在偉大歷史轉折時期和重大戰略轉變時期的總書記，張聞天沒有辜負黨的重託，確實達到了三不朽的要求。他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立下的功，彪炳日月，光照千秋。他的策略思想和理論著作，成為中國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他的道德情操，為中國共產黨人樹立了典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張聞天擔任總書記的業繢、言行，願他的道德、情操，永垂青史，流芳百世。見鄧小平在張聞天追悼會上所致悼詞，載1979年8月26日《人民日報》。
關於博洛交接後張聞天所任職務有兩種說法。一種為：「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見《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2011年7月21日《人民日報》第19版）。另一種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採取這種說法的有：
一、張聞天的《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1943年12月16日）。張聞天寫道：「在遵義會議上，我不但未受打擊，而且我批評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處罰，而且還被抬出來代替了博古的工作。」 「當時政治局許多同志推舉我當總書記」。張聞天又寫道，1938年9月六屆六中全會之前，在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以毛澤東為首）後，張聞天就已向毛澤東「多次提出解放總書記」，即黨中央總書記的職務應該由毛澤東來擔任了。毛澤東認為目前還不是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要張聞天繼續擔當下去。張聞天認為毛既然要他名義上仍「任總書記」，也就「沒有表示堅決讓位的態度」。還檢討說：「沒有堅持推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總書記，是我的一個錯誤」。不過，「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辭掉，但我的方針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據中央擋案館所存手稿
二、周恩來在1971年7月的一次講話中說：我們在扎西川滇貴三省交界叫「雞嗚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換下來，張聞天當總書記，我印象很深。據《張聞天圖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頁
三、鄧小平《在張聞天同志追悼會上致悼詞》（1979年8月25日）說，1935年1月，在我黨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上，張聞天同志「被推選為總書 記。」鄧小平在《建設一個成熟的有戰鬥力的黨》1965年6月14日同亞洲一位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中說：「毛澤東同志在那時候沒有當總書記，博古的總書記當然當不成了，但還是由曾經站在王明路線一邊的洛甫當總書記。」《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339頁
四、陳雲在《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1935年2月或3月）中寫道：「在由遵義出發到威信的行軍中，常委分工上，決定以洛甫同志代表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 《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頁陳雲在1977年8月23日 同遵義會議紀念館負責人的談話中說：「遵義會議後決定讓張聞天在中央負總責，這是毛主席的策略。是否叫總書記我記不清。」《陳雲文集》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435頁
五、彭德懷寫的自傳材料在講到1935年八九月間張國燾對張聞天的態度時說：「當時張聞天是總書記，他們並沒有放在眼下。」 《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