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1974年從一開始就是不平靜的。
元旦那天，《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的社論中提出：「要繼續開展對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個組成部分」。由此發出了「批林」也要聯繫「批孔」的信號。
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澤東，建議轉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編輯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稱這份材料「對當前繼續深入批林、批孔會有很大幫助」。18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轉發了《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繼而在全國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林批孔」運動。
江青等人果真是要「批林批孔」嗎？人們記得：1972年，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在批判林彪一夥的反革命罪行的過程中，提出批判極左思潮的正確意見，意欲將批林鬥爭引向深入。正是由於江青一夥從中作梗，才使得批林運動陷於夭折。
至於「批孔」，更不過是江青等人為「聯繫現實鬥爭」而玩弄的一套障眼法。早在1973年黨的「十大」召開之前，江青就借要「評法批儒」，試圖把所謂「儒法鬥爭」內容塞入黨的「十大」政治報告中。結果被周恩來以「這個問題還需要消化一段時間」為由，否定了江青的主張。
這一次，江青等人又打出「批林批孔」的招牌，似乎只有把死於兩千多年前的孔丘拉出來批一通，才能將死於兩年多以前的林彪一夥「批深批透」。這一彌天大謊，恰恰是「四人幫」自己把它揭破的。
1月25日，在中央、國務院直屬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江青等人儼然以黨中央領導「批林批孔」運動的主要負責人自居，頤指氣使，動輒訓人，無限上綱，置到會的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於被領導、被指責的地位。他們提出「批林批孔」所要聯繫的「實際」之一，就是要批判所謂「走後門」問題，即「批林批孔」又批「走後門」。這完全是別有用心的。他們是企圖利用群眾對「走後門」的不滿，故意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進而整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而「文化大革命」中、後期，正是由於周恩來的不懈努力，才「解放」並使用了許多老幹部。因此，「四人幫」一夥的矛頭，最終是對準周恩來的。
就在「一·二五」大會前後，江青等人還製造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
他們以個人名義向軍隊系統大量寫信、送「材料」，還勒令《解放軍報》停刊數月，在軍內大搞「放火燒荒」；
他們圍剿《三上桃峰》等劇目，批所謂「黑畫」，批紀錄片《中國》，以「回擊文藝黑線復辟」；
他們一手製造了「馬振扶公社中學逼死女生」、「黃帥駁『王亞卓』」、「北京永樂中學學生被逼跳樓」等事件，以「證實」「教育黑線回潮」；
他們無中生有地編造出所謂「蝸牛事件」，以「證明」國務院領導人批准引進外國先進技術是「崇洋媚外」，等等。
所有這些，都成了江青一夥提出「批林批孔」所要聯繫的「實際」。無怪乎當時便有了「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說法，而江青等人更彷彿是當年「中央文革小組」的再現。
這時的周恩來，正值癌症發展、病情日趨加重之際。從1月下旬起，他連日便血，不得不施行癌細胞的控制治療，尚需配合以恢複、休息。但在「四人幫」一次次進攻面前，周恩來既不可能安心地放下工作去休息，也不會不聞不問地表示沉默。他此時的一樁心事是：在自己病倒之前，必須有一個人能夠取代他現在的地位，以便在今後的鬥爭中同「四人幫」一夥繼續周旋、抗衡。
周恩來思慮已久的這個能夠接替他的人，便是鄧小平。
周恩來清楚，鄧小平剛剛恢複黨政軍職務不久，必須抓緊時機，安排好鄧的實際權力，並創造一切條件，為鄧小平提高聲望，擴大他在黨內外、國內外的影響。因為自己一旦病例，就再難回到工作崗位。
1974年1月18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提議成立由葉劍英牽頭，有王洪文、張春橋、鄧小平、陳錫聯等參加的中央軍委五人小組，全權處理軍委日常事務及緊急作戰事項。鄧小平由此進入軍隊領導核心。之後政治局會議又正式向毛澤東提出這一建議，得到毛的贊同。這樣，便走出了鄧小平接替周恩來格局的第一步。
對江青等人在「一·二五」大會前後搞的「三箭齊發」（即「批林批孔」又批「走後門」）的陰謀，周恩來早就深諳其意。2月初，他親筆致信毛澤東，闡明自己對此問題的看法，提出：如運動中只研究「走後門」一個問題，就太狹窄了，不正之風絕不止此；而對「走後門」又要進行分析，區別處理，才能收效。在這之前，葉劍英也向毛澤東反映了這一問題。不久，毛澤東痛斥江青等人摘「三箭齊發」的做法是「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同時，毛還制止下發「四人幫」一夥在「一·二五」大會上的發言稿，阻止了他們欲將矛頭對準一大批老幹部的陰謀。
江青等人在頭一回合的較量中失利後，仍不甘罷休。同年3月，在討論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人選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又公開把目標指向鄧小平，以種種理由不同意外交部提出的（實為毛澤東、周恩來的意見）由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大會議，並代表中國政府作大會發言的建議。這是自鄧小平復職後，「四人幫」第一次直接向鄧小平發難。
由於江青的反對，政治局第一次討論議而未決。第二天，周恩來不顧江青阻撓，提筆在外交部報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並將該件送毛澤東及各政治局成員傳閱。江青見批件後勃然大怒，竟「勒令」外交部必須撤回其原報告。
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討論出席聯大會議人選時，由於周恩來事前努力，政治局成員中除江青外均一致同意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為此，江青歇斯底里，大鬧政治局。會後，毛澤東得知江青表現，甚為不滿。他寫信告誡江青：「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迫使江青收斂氣焰。
這樣，周恩來又贏得同「四人幫」較量的第二個回合的勝利。
實踐表明，鄧小平此次率團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無論從國內或國際方面看，都意義重大。它對於迅速提高剛復職不久的鄧小平的威望，鞏固和加強他已經取得的中央領導工作的地位，都具有關鍵性的作用。為此，周恩來對鄧小平這次出行亦給予高度重視。對飛行安全問題，也親自過問、把關，不容有絲毫疏忽。
行前，周恩來多次召集民航等有關部門開會，反覆研究飛行方案，對許多技術細節都作出指示。例如，他曾向負責此次飛行任務的機組人員建議，為確保航線暢通，預先可安排東、西兩線同時試飛。這樣，屆時如果一條航線因故不能飛，還可以走另一條航線。當機組人員提出過去從未飛過西線，困難較大時，周恩來再給他們出主意：「你們可以找法國航空公司駐京辦事處，請他們幫助解決。」經聯繫後，法航很快提供了試飛所需各種資料，並主動派出領航員跟機協助。在周恩來精心指導下，東、西兩線均試航成功，鄧小平出國的時間和安全都有了可靠保障。
3月底，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小平同志出國一事，已從各方面加強布置；4月6日代表團離京時，準備舉行盛大歡送儀式，以壯行色。獲准後，周恩來又告訴民航負責人和有關部門：「鄧小平同志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聯合國大會，我們要為他圓滿完成任務打通道路，增添光彩，並為他鋪上紅地毯。」這是當時中國外交禮儀上的最高規格。
4月6日清晨7時許，周恩來雖通宵未眠，卻精神抖擻，毫無倦意，驅車親往首都機場為鄧小平一行送行。機場上彩旗飄揚，數千名群眾身著鮮艷服裝，載歌載舞，熱烈歡送。
4月10日，鄧小平在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上代表中國政府發言，全面闡述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的理論及中國政府對外政策，引起世界輿論的普遍關注。一些有識之士認為，鄧不僅代表著新中國的形象，且無疑也是周恩來總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4月19日，鄧小平率團載譽而歸。周恩來再度赴機場並舉行盛大歡迎儀式，為老戰友「接風洗塵」。
此時此刻，只有負責周恩來保健的少數幾位醫生知道，一個多月里，周恩來一直是在抱病操勞，以致不得不一再推遲自己住院治療的日期。3月中旬，當周恩來每日便血達100毫升時，他才接受醫生建議，前往醫院進行全面檢查，被確診是癌症複發。但這時周恩來仍表示還不能馬上住院治療。在這以後的一段時間裡，他每天工作仍達十幾個小時，甚至夜以繼日，超負荷運轉。
有關周恩來一再推遲住院治療時間的緣由，直至周恩來去世數年之後，鄧穎超才向身邊工作人員作了「透露」。她說：在那段時間裡，恩來一直對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擔心江青那些人乘他住院時對小平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