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領導的1972年前後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雖然最終遭到挫折，但作為黨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進行的長期戰鬥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場鬥爭對於當時以及後來的政治、經濟形勢，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首先，通過落實黨的經濟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破壞的國民經濟得到初步恢複，生產形勢開始好轉。1972年，國民經濟各項主要指標除糧、棉生產因自然災害略有下降外，均比上年有所增長。全國工農業總產值達到3635億元，比上年增長4.5％（其中工業總產值2547億元，比上年增長6.6％；農業總產值1088億元，比上年下降0.18％）。在工業產品產量中，鋼達到2338萬噸，比上年增長9.7％；原煤4.1億噸，增長4.6％；原油4567萬噸，增長15.9％；發電量1524億度，增長10.1％。全國鐵路貨運量約17.8億噸，比上年增長5.6％。此外，國家財政實現收支相抵，並略有結餘。
1973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又比上年有較大幅度增長，增值9.2％（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9.5％；農業總產值增長8.4％）。在工業產品產量中，鋼、原煤、原油和發電量等均比上年有所增加，鐵路貨運量也進一步提高。糧、棉、油等農業產品產量亦出現增長勢頭。國家財政繼續保持收支相抵，略有結餘。
在人民生活方面，國家自1971年11月起開始調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員的工資。這次調資是「文化大革命」以來首次增加職工工資，全國調資面約為28％，一年共增加工資基數11億元。
由於「文化大革命」以來林彪江青集團的干擾破壞，以及在經濟工作中重犯「左」傾冒進錯誤，這一時期的國民經濟曾出現職工人數、工資支出和糧食銷量三個方面的突破問題。周恩來首先發現並採取措施解決「三個突破」。經過兩年的努力，「三個突破」被及時控制，基本穩住了局面，使經濟生活中出現的這一尖銳矛盾得到緩解。
1972-1973兩年國民經濟開始恢複、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的事實說明：周恩來抓住林彪一夥要害，深入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大力整頓企業，恢複各部門的正常工作，正是黨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同時，也是對「文化大革命」破壞國民經濟、損害人民利益的有力批判。
其次，通過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批老幹部重新站出來，繼續為黨和國家工作。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對「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有力否定。
例如，作為「文化大革命」初期「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鄧小平的公開復出，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黨內存在一個「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說法，否定了由此制定的黨中央的有關決議，更重要的是，它對於加快從中央到地方的黨的幹部政策的落實，促使更多的老同志及早獲得解放和恢複工作，必然要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產生極為有利的影響。後來的鬥爭實踐證明，這一時期解放、復出的一批領導幹部，正是反對和抵制「四人幫」、直至最後粉碎「四人幫」及其在各地各部門幫派勢力的骨幹中堅。
第三，文教科技等戰線的工作開始有了起色，廣大知識分子長期受壓抑的情況有所改變。「文化大革命」風暴襲來，文教科技界的廣大知識分子首當其衝，這些領域的工作受到嚴重的破壞。林彪事件之後，特別是自1972年下半年起，周恩來多次提出要批判文教科技界的極左思潮，並親自領導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使廣大知識分子真正看到了希望所在。由此，文教科技戰線的工作重又出現生機。
在文化界，這一時期的報刊、圖書種類開始擴大，印數明顯增加，一些出版社也開始整頓恢複，文物考古事業亦取得重要成果。《園丁之歌》等劇目的出現，更是打破了幾個樣板戲長期壟斷文藝舞台的局面。
在教育界，廣大教師紛紛起來批判林彪一夥煽動極左思潮、破壞教育工作的罪行。「文化大革命」前許多合理的教育制度和教學方法得到恢複，高校招生的質量逐步提高，數量有所增加，廣大教職工的積極性重新調動起來，人們學文化、學業務、學技術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到非難。此外，國家還派出了「文化大革命」以來的首批留學生。
在科技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再度提出，給科研人才的培養和科學研究的開展創造了較為有利的政治環境。特別是在周恩來親自關心、指導下，「文化大革命」中遭荒廢的基礎科學理論研究以及與此相關的實驗室、研究所的改造和建設等受到重視，開始提上議事日程。
除文教科技界外，這一時期衛生、體育等各界的工作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恢複和發展。
第四，對外工作局面迅速打開，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在林彪、江青集團插手下，「文化大革命」中的對外工作曾發生多起重大涉外事件，給國家聲譽造成極大損害，是建國以來受破壞最嚴重的時期。「九·一三」事件後，在毛澤東、周恩來領導下，外交工作排除干擾，進展迅速，取得了重大成果。
1971年10月，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益得到恢複，引起對外關係的一系列新變化，與我國建交和要求恢複正常關係的國家與日俱增，「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國受孤立、被封閉的情況開始好轉。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首腦會晤並發表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上海公報》，標誌中美兩國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同年3月，中英兩國達成正式建交協議，兩國外交代表由代辦級升格為大使級。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簽訂了中日建交的《聯合聲明》，更引起國際間尤其是東南亞國家的震動。同年10月，我國又與聯邦德國建立了外交關係。至1973年底，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已達90個，我國的國際威望空前提高。
在毛澤東、周恩來領導下這一時期出現的外交格局的新變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當時我國受包圍、被封鎖的不利形勢，而且對於後來我國不斷發展擴大對外交往，直至今天我們在較為有利的國際環境下實行改革開放、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都具有歷史性的影響。
1972年前後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從根本上說，是黨的健康力量長期以來不斷糾正黨內存在的「左」傾指導思想，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黨和人民堅持抵制「左」傾錯誤，向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頑強鬥爭的繼續和發展。可以說，從「文化大革命」前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倒一切」，從經濟工作中急於求成、「一大二公」的「左」的指導思想統治到各個領域裡極左思潮泛濫，其核心都是一個「左」字。二十多年來，「左」已發展成為一種難以克服的頑症。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提出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並將這一主張付諸實踐，因而使這場鬥爭具有深刻的意義。
1970年春，在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計畫會議所擬定的「四五」計畫綱要（草案）中，曾提出了許多脫離實際的高指標，明顯地暴露出當時的一種急於求成、片面追求高產量、高速度的情緒。這種經濟工作中「左」的偏差，雖與「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思潮有很大的不同，但二者卻有著近似的思維方式，即方法上的主觀性、片面性和形而上學。正是這種「共同點」，使得二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夠結合在一起，造成更大的破壞性。
在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中，周恩來以極大的精力抓了消除極左思潮對經濟工作的破壞和影響問題。1971年底，周恩來首先發現了國民經濟中的「三個突破」，引起他的高度重視。應當說，這一時期國民經濟中出現的「三個突破」，固然與「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夥的惡劣影響有很大關係，但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黨領導經濟工作的嚴重偏差，而這種偏差，正是「文化大革命」前黨在經濟工作中「左」的指導思想未予根本糾正的結果。為此，周恩來曾多次將它們聯繫起來進行批判。
1973年2月，他在聽取國家計委彙報時，就曾列舉「大躍進」期間過多投放貨幣的歷史教訓，告誡票子發放已「到了最大的警戒線」；針對出鋼不能軋材的情況，他指出，這「還是10年前存在的問題」。1972年11月，周恩來在國務院召集的一次會議上更明確指出：「急躁情緒，20年都在犯！屢犯屢改，屢改屢犯！」道出了經濟工作中存在的這種頑症。
周恩來在批判極左思潮中解決「三個突破」，反映出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黨內健康力量糾正經濟工作中「左」的錯誤的再次努力，是「文化大革命」前黨中央集體一貫糾「左」的繼續。
早在「文化大革命」準備和醞釀期間，黨內對於意識形態領域中愈來愈過火的政治批判運動就產生過不同意見，出現多種方式的抵制和鬥爭。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陶鑄等分別採取多種方式，力圖將這場「史無前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