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後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自1971年12月批林整風運動開始，到1973年下半年被迫中斷，持續近兩年之久。這場鬥爭的實質是：在可能的條件和範圍內，努力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阻止和減少它的破壞，逐步恢複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使國民經濟在相對穩定的局勢下擺脫困境並有所發展，安排好人民的生活。
1971年底到1972年上半年，隨著批林整風運動的深入，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全面展開。這一段的鬥爭，集中表現在落實黨的經濟政策和幹部政策方面。其主要特點是，周恩來自「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所致力於發展生產、保護幹部的一貫努力，正逐步轉變為黨的具體政策，並開始在實際工作中實施、生效。
1970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以來，周恩來就多次提出：要全面貫徹「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努力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計畫。林彪事件後，各地各條戰線都把加強企業管理，恢複和建立合理的規章制度，理直氣壯地抓生產、學業務、鑽技術，作為聯繫實際批判林彪一夥所散布的謬論的具體步驟，著重批判了空頭政治的反動觀點。
1971年12月至翌年2月召開的全國計畫會議，是聯繫經濟工作實際、批判林彪一夥干擾破壞的一次重要會議。會前，周恩來在聽取國家計委彙報時指出：現在我們的企業亂得很，要整頓。進而首次提出整頓的意見。會後，國務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國計畫會議紀要》，明確規定企業要恢複和健全崗位責任、考勤、技術操作規程、質量檢驗、設備管理和維修、安全生產、經濟核算等七項制度，要抓好產量、品種、質量、原材料燃料動力消耗、勞動生產率、成本、利潤等七項指標。這個文件的制定，體現了周恩來長期以來力求恢複和發展生產，堅持又紅又專，反對空頭政治和無政府主義的願望。這個會議紀要，雖然後來被張春橋以種種借口加以否定，但其中貫穿的整頓的指導思想卻在實際工作中得到體現，成為落實黨的各項經濟政策的未成文的「依據」。
1971年底至翌年5月，周恩來進一步從產品質量入手，解決企業無人負責、無章可循的混亂局面。1971年12月26日，他同葉劍英、李先念等一起聽取了有關航空工業產品質量問題的彙報，明確指出：質量問題是個路線問題，要恢複合理的規章制度，批判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之後，周恩來又對飛機和汽車生產質量問題多次批示，一再告誡質量問題須「提起警惕」，要「放在議事日程來解決」。
1972年四五月間，周恩來連續抓了出口罐頭、襯衣、照相機等日用工業品和廣交會展品的質量問題，尖銳指出：「現在是不敢管，無政府主義泛濫，領導機關不敢講話」。根據他的指示要求，國務院對有關產品的質量問題專門發出通報，召集有關人員進行研究，查找、分析存在問題的原因。通過大力整頓，使一些產品質量得到明顯改進。
「文化大革命」中，極左思潮也嚴重地影響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廣大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受到極大挫傷。為此，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後，根據周恩來的多次講話精神，國務院曾先後召開北方地區農業會議，全國棉花、油料、糖料生產會議和全國林業會議，決定適當放寬農村經濟政策，允許農民個人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允許生產隊擁有因地制宜種植的靈活性。此外，國家還通過調高部分農產品的收購價、降低支農產品的出廠價和銷售價以及實行糧食徵購一定五年等政策，鼓勵農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這是對農村長期搞「一平二調」、「割資本主義尾巴」等「左」的做法的初步糾正。
1971年12月，黨中央又作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重申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利益，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同時，指示還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經驗，要全面發展，不能把黨的政策允許的多種經營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恢複了過去黨的正確方針，受到廣大農民的歡迎。
十年動亂期間，林彪、江青集團煽起的「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極端作法，使得各級領導幹部普遍被打倒、挨批鬥，許多老同志遭到非法監禁、隔離。不肅清這一極左思潮在幹部問題上的影響，一大批幹部就站不出來，就不能在各條戰線上發揮他們的重要作用。
1971年10月，林彪事件剛過不久，周恩來即指示公安部對監獄情況作一次全面檢查，並對在看管人員中存在的寧「左」勿右等錯誤思想認識提出批評。同時，在毛澤東的過問下，周恩來想方設法，使相當一批老同志解除了囚禁。根據他多次指示，有關部門還對這些老同志進行了及時治療和妥善安置。對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去世的老同志，周恩來也盡一切努力，以挽回損失。
1972年1月，陳毅逝世。出於對老戰友的悼念以及對所謂「二月逆流」表示公開否定，毛澤東親自參加追悼會，並慰問了陳毅的家屬和子女。就在這次追悼會上，周恩來暗示陳毅的親屬將毛澤東關於鄧小平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評價傳出，以擴大影響，廣造輿論。在此之前，周恩來還曾利用各種場合讓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擊迫害的老同志公開露面。這一年1月下旬，他在一次談話中指出：林彪一夥就是要把鄧小平搞成敵我矛盾；聽說有的地方還在講「二月逆流」，現葉劍英副主席已主持軍委工作，對再講「二月逆流」的話，要進行批駁。
同年4月，陳正人、曾山兩位老同志因醫療條件所限救治不力，十天內相繼去世。這一情況，使周恩來認識到黨的幹部政策在實際工作中仍未完全落實。他一面要求衛生部儘快解決老幹部的醫療問題，同時指示《人民日報》社起草一篇題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社論，經他修改後發表。這篇社論重申了毛澤東一貫倡導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強調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的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要求排除干擾，正確執行黨的幹部政策。
在周恩來的持續努力下，自1972年以來，有越來越多的老同志站出來，有的重新擔任了中央和地方的領導職務，成為不斷糾正「左」的錯誤的重要力量。
與此同時，周恩來還親自指導文化、衛生、體育等戰線加緊肅清極左思潮的影響。他反覆強調：過去，林彪造成了極左思潮、形式主義，只搞那個「突出政治」，不搞業務，不抓訓練；現在是要提倡為革命刻苦鑽研業務技術，提高質量，勇於攻關。針對文藝界萬馬齊喑、百花凋零的局面，周恩來尖銳指出，「極左思潮不肅清，破壞藝術質量的提高」。周恩來的這些意見，有力地推動了各條戰線批判極左思潮鬥爭的開展。
在周恩來領導下，各地各條戰線聯繫實際批判林彪的過程，實際上也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前的成績、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恢複黨和國家正常工作的過程。這不能不引起與「文化大革命」命運攸關的江青集團的極端仇恨。1972年初，張春橋就對《全國計畫會議紀要》百般刁難，阻撓下發。隨著形勢的發展，黨內堅持與否定「左」的錯誤的鬥爭也必然更加激烈。
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鬥爭深入發展的時期，也是黨和人民同江青集團鬥爭異常激烈的時期。此前，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黨內外廣大幹部群眾的思想認識的顧慮和障礙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解決。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提出要進一步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來連續兩天在人民大會堂向回國述職大使和外事單位負責人發表長篇講話，系統闡述對國際形勢、內外政策、批林整風、政治與業務關係等重大問題的看法，講話貫穿了「要批透極左思潮」這一鮮明主題。他說：「極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國也有極左思潮，在我們的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駐外使領館也有。」「實際上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來的」，「就是空洞、極端，形式主義空喊無產階級政治挂帥，很抽象，這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關於這個問題，如果我們不好好做工作，還要犯錯誤。極左思潮不批透，右傾又會起來」。「如果在駐外使領館現在還有人搞極左，就把他們調回來學習，不要妨礙我們的對外工作。」他明確指出：「運動就是要落實在政策和業務上。無產階級的政治挂帥掛在什麼地方呢？就是要掛在業務上。……如果真正考察一個幹部，說這個幹部運動好，但業務不好，說明還沒有落實。」「各部門應該把老幹部解放出來」。
周恩來的重要講話，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力主深入批判極左思潮（即周恩來多次使用「批透」一語）的意圖。為進一步啟發人們的認識，他反覆強調極左仍是當前各項工作的首要危險，引導各條戰線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向縱深發展，而不是像前一階段那樣，一些單位反傾向鬥爭沒有突出批「左」重點，僅停留在一般水平上。
在推動各條戰線深入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