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文化大革命」已進入第5個年頭，也是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64年）召開後的第6年。
3月8日晚，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討論毛澤東提出的關於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建議。政治局一致擁護毛澤東的建議，決定立即著手進行籌備工作。政治局還商定近期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進一步討論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對此，毛澤東在周恩來的報告上批准以上中央部署，林彪也表示贊同。
3月中旬，中央工作會議如期召開，有關四屆人大的各項準備方案全都順利通過。
4月初，應金日成邀請，周恩來安排好國內事務，準備赴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訪問。這是自1966年夏天赴歐洲之後，周恩來的第一次正式出訪。
就在周恩來訪朝前夕，毛澤東審閱了「兩報一刊」編輯部文章《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紀念偉大列寧誕生一百周年》，寫下一段意味深長的批語：「關於我的話，刪掉了幾段，都是些無用的，引起別人反感的東西。我曾講過一百次，可是沒有人聽，不知是何道理？請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毛澤東刪去的「無用」和「反感」的話有：「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毛澤東同志……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同志就是當代的列寧」，等等。
這些語言，幾乎全是過去林彪用來「頌揚」毛澤東的原話。隨著「文化大革命」已進入「掃尾」階段，毛澤東認為對他的個人崇拜應該「降溫」了。
對此，周恩來批告先將毛澤東批件在中央政治局範圍傳閱。林彪本人無疑很快就見到了毛的批示。
正在蘇州休養的林彪，對毛澤東的批評意見未作一字「表態」。
過了一周，林彪突然做出一個出人意料的舉動。他用電話記錄的方式向在長沙的毛澤東提出：關於國家主席，「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否則，不合人民的心理狀態」；至於國家副主席，則可以不設。林彪還特別表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這個電話記錄，同時也傳給了中央政治局。
林彪的「建議」，乍看起來似乎頗有些費解。其實，他的目的是很清楚的，這就是：還應設國家主席。
如果純粹是就設不設「國家主席」問題發表意見，林彪的「建議」應該說是無可指摘的。但後來事態的發展證明，林彪確實另有打算。
毛澤東聽了林彪的「建議」之後，笑了，說：「設國家主席，誰當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當了，那就讓董老當吧！」
毛澤東沒有考慮讓董必武以外的其他人當「國家主席」。
4月12日，就在林彪傳來電話記錄的第二天，已訪朝回京的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林彪的「建議」。會上，多數政治局成員同意仍由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
當中央政治局討論報告送到毛澤東那裡後，毛於即日批道：「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隨後，毛澤東又多次明確表示，他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設國家主席。但林彪仍繼續堅持原來的主張。
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毛澤東與林彪第一次在重要問題上各執己見。
同年五六月間，周恩來一直陷於繁重的內政外交事務之中。直到7月份，四屆人大的籌備問題才重新提上日程。
7月10日，周恩來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關於修改憲法、召開九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會議的指示，並確定了黨中央為此進行工作的計畫。按照這個計畫，到8月20日，將基本完成四屆人大有關文件起草和其他各項準備工作；8月下旬，召開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國慶節之前，舉行四屆人大一次會議。
然而，討論修改憲法會議上的一場風波，打破了幾個月來的「平靜」。
8月13日，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憲法工作小組召開會議，討論憲法草案稿的文字修改問題。會上，張春橋和吳法憲就憲法草案稿中有關提法發生爭論。張以毛澤東在一次會見外賓時談到「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馬列主義是諷刺」為據，提議刪去原草案稿中「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以及「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等語。吳對此反駁說，「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張春橋代表的是江青一夥，而吳法憲則屬於林彪集團。二人在修改憲法會議上的爭吵，正是「文革」中江青集團與林彪集團各自利益衝突的體現。
會後，吳法憲到陳伯達處詳細談了爭吵情況，並通過黃永勝報告了林彪。隨即，吳又向周恩來報告了此事。
17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對憲法修改草案作最後定稿。會前，在北戴河的葉群曾打電話給陳伯達、黃永勝，要他們準備「天才」方面的語錄，以便在政治局會上同張春橋等作「鬥爭」。周恩來也對會議將發生「激烈爭論」有所準備。但出乎意料的是，張春橋等人在會上未發一言，憲法草案稿被順利通過。
於是，周恩來開始部署即將在江西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
但這時的林彪卻暗中吩咐黃永勝、吳法憲：要多小心，這件事（即同張春橋等的爭論）沒有完，到廬山會有大的鬥爭。
在黨內高層發生的這起「文字」爭論的背後，正孕育著一次權力的再分配。林彪、江青這兩個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宗派勢力之間長期掩蓋著的矛盾，到這時終於露出端倪，由暗鬥轉入明爭了。
這實際上是一場你死我活的「大廝殺」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