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整個「文化大革命」的歷史，1967年夏季外交部「奪權」和「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對於後來一系列事情發展所起的「深刻影響」確實不可低估。它尤其起到那些煽動極左思潮的頭面人物所不曾料想到的「歷史作用」，這就是：迫使那個一年多來亂黨、亂國、亂軍的「禍害之源」——中央文革小組收斂氣焰，開始走下坡路；並成為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後期一直堅持主張並親自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鬥爭的重要「起點」。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是根據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五·一六」通知中的規定成立的。這個名義上「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的特殊機構，實際上掌握著對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包括相當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在內）的「生殺予奪」的大權。「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多次肆無忌憚地攻擊、污衊、栽贓於劉少奇、鄧小平、朱德、陶鑄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一輩革命家的事實，便是中央文革擁有這種非其莫屬的「特權」的有力證明。
也正因為如此，在中央文革小組內部才絕對容不得那些堂堂正正的革命者和所謂「保皇派」。僅半年多時間，江青、陳伯達、康生一夥就先後將原在中央文革任職的陶鑄、王任重、劉志堅等「保皇」人物打倒；同時，又對尹達、謝鏜忠、穆欣等不肯與他們同流合污的幾個成員施加迫害，一一排擠出「小組」之列。這樣，「中央文革小組」便成為由「大三」（即江青、陳伯達、康生）加「軍師」（張春橋）加「刀筆吏」（姚文元）加「小三」（即王力、關鋒、戚本禹）為其基本陣容的盤踞在黨內高層的一塊「毒癰」。直至1969年黨的九大之後，「中央文革小組」自行「消亡」卻「死而不僵」。在1973年黨的十大上，原「小組」內的「中堅力量」又將上海造反派頭頭王洪文拉在一起，結成「四人幫」宗派集團。10年「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表明：此害不除，黨無寧日，國無寧日，民無寧日。
在外交部「奪權」前後，周恩來和陳毅在外事口一系列問題上所作的種種鬥爭，歸根到底，也是同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場鬥爭。正如周恩來後來所指出的那樣：「『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如果僅僅是在青年中產生極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說服和糾正的。問題是有些壞人利用這個機會來操縱群眾運動，分裂群眾運動，破壞我們的對外關係。這種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後才能發現。」
如前所述，1967年夏天發生的外交部「奪權」，以至其後發生的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事件，確使新中國的外交事業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損害；但另一方面，這種極端無政府主義的行徑，也暴露了藉此「操縱群眾運動」和「破壞我們的對外關係」的壞人。周恩來正是以此為契機，將中央文革中那幾個不可一世的人物果斷地實行「處置」，拆去了中央文革這座「閻王殿」的一角。在這個「拆廟」過程中，王力、關鋒二人首當其衝，接下來，便是戚本禹。「小三」（王、關、戚）們的相繼倒台，使江青一夥痛失「車」、「馬」、「炮」，標誌著中央文革這個怪物走「背運」的開始。
以下，便是「火燒」事件發生後一周內，周恩來與中央文革之間直接或間接較量的過程：
8月23日凌晨，英國駐華代辦處大火被撲滅後兩個多鐘頭，周恩來立即緊急召見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頭頭，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他們宣布：
一、外交部「奪權」是非法的，不算數的。黨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國防、財政等大權在中央，不能奪，你們在外交部「奪權」，是目無黨中央、國務院。
二、「打倒劉、鄧、陳」的口號是錯誤的，以「外交部業務監督小組」的名義向駐外機構散布這個口號更是錯上加錯。
三、封副部長們辦公室，隨意點名、發「勒令」，造成數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斬而不奏」，這是頭腦發熱，目無中央。如果再不向你們指出這一點，我們就要犯罪了！
四、火燒英國代辦處一事說明現已不能控制局面，這是典型的無政府主義。對外關係中的任何重大步驟，如提抗議、發警告等，都是應由政府決定的行動，不能由群眾說了算；火燒英代辦處，就使我們在外交上輸了理。
五、你們其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儘管現在批評你們，對於這些天外交工作上的失誤，還需要由中央來負責，這個責任，我是不會推的。要報告主席，我們犯了錯誤，沒有領導好……
就在這次召見中，有的造反派頭頭仍顯得很不服氣，他們甚至公開頂撞、插斷總理批評他們的話，還有人抬出了王力的那個「八·七」講話，極力為自己的極端行為辯解、打掩護，因而引起周恩來的注意。
8月27日凌晨，外事口造反派繼續在陳毅「問題」上做文章，一再無理阻撓周恩來出席「批判」陳毅大會，並威脅將組織「群眾」衝擊會場。對此，周恩來無比憤怒！他義正詞嚴地向造反派指出：「你們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壓力，是在整我了！你們採取輪流戰術，從（26日）下午2點到現在，整整18個鐘頭了，我一分鐘都沒有休息，我的身體不能再忍受了！……」
在這之前，周恩來的心臟已隱隱作痛。他連服了兩次葯後仍不見好轉。他的保健醫生曾把總理病情寫在紙條上，當面交給一造反派頭頭，卻被置之不理。聽到以上總理對造反派、更是對那些幕後策劃、縱容者的痛斥揭露後，保健醫生忍無可忍，衝到造反派頭頭面前大聲警告：「如果總理今天發生意外，你必須承擔一切責任！」說罷，他攙扶總理離開會場。這時，造反派們仍在後面叫嚷不休：「我們就是要攔陳毅汽車！」「我們還要再沖會場！」
此刻，走到門口的周恩來陡然轉身，眼中噴射出憤怒的火焰：「你們誰要攔截陳毅同志的汽車，我馬上挺身而出！你們誰要衝擊會場，我就站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讓你們從我的身上踏過去！」汽車中，保健醫生含淚給病勢加重的總理緊急吸氧。由於心臟病發作，周恩來從這時起到28日下午5時，整整36個小時無法工作。
狂熱中的造反派這時還不知道，就在周恩來病倒之前，一項經他反覆考慮制定的解決王力、關鋒二人問題的重大決策，已經醞釀成熟；王力的「八·七」講話和關鋒夥同王力炮製的「揪軍內一小撮」口號等有關材料，也已報到正在外地的毛澤東處。對那篇「王八七」講話，毛澤東批了5個字：「大、大、大毒草」！毛澤東還說，王力講的這些話，連我也不能隨便講的！我沒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與此同時，毛澤東還批准了周恩來的報告，對王力、關鋒二人實行隔離審查，對戚本禹則視其表現，再作處理。
當了解到周恩來因勞累過度，引起心臟病發作等情況後，毛澤東建議，告訴總理，要多睡覺，不要開長會，不要多說話。
8月30日，是處理王力、關鋒兩人的日子。據王力本人後來回憶：這一天，他與關鋒在釣魚台（中央文革駐地）同時被宣布隔離審查，而戚本禹暫還留在台上。在結束王、關二人政治生命的會上，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江青、康生給王力扣上了「國民黨特務」的罪名，同時還誣衊其妻王平權的家裡是「一窩黑貨」。隨即，王、關二人被送入秦城監獄。
9月4日，還在「台上」的戚本禹致信毛澤東，「檢討」自己的錯誤，其中，也向毛澤東反映了處置王、關一事在中央文革小組內部引起的劇烈震動：
「最近以來，大家心情都很沉重。關鋒、王力同志犯了很嚴重的錯誤，其表現形式是『左』傾盲動……。王力同志在外交問題上犯錯誤，就同我有關（事由我起）……我這幾天一直睡不好，想了許多問題；……我真怕什麼時候自己不爭氣，離開了主席的革命航道，給革命造成損失。……小組裡出了事，江青同志心裡難過。她叫春橋同志和我去看了關鋒、王力，開導他們……」
8月31日，周恩來再次召見外交部造反派頭頭及部黨委成員，重申：外交大權屬中央，中央授權給我，別人不能說，我管。就在這次會上，他嚴厲批評那個在外交部「奪權」後代理「外交部長」職務的造反派頭頭：你最近到處講話、作報告，散布「打倒劉、鄧、陳」的口號，你這樣做等於站在對抗中央的地位！對於前一時期「炮打周恩來」的逆流，周恩來毫不客氣，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節外生枝、無中生有、破壞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陰謀，是使親者痛、仇者快的行為。他還提出：現在，國內的極左思潮和極左行動，已經影響到我們的外交工作，損害了我們的國際聲譽，造成我說話都失靈了。
第二天，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周恩來當著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中央文革一班人的面，尖銳指出：我知道有些人專門對我進行研究，把我歷史上多少年的東西都找出來。我感謝他們，如果是「好意」給我提出來的話。現在算起來，1922年入黨，46年了（註：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