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新中國的外交史，人們不難發現，1967年5月至8月間，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工作的一段「非常時期」。我國同已與我建交的亞洲、非洲、歐洲的十幾個國家頻繁發生外交衝突，雙邊關係一下處於十分緊張的狀態。其中不乏周恩來、陳毅擔任外長時期致力於建立起良好睦鄰關係的一些周邊國家：
5月22日，我外交部副部長召見英國駐華代辦，強烈抗議英國外交大臣對我駐英代辦的粗暴態度，宣布取消英駐華代辦處向上海派駐人員的安排……
5月27日，我外交部發表聲明，最強烈抗議蒙古當局製造的反華法西斯暴行；
6月10日，我外交部照會保加利亞駐華大使館，強烈抗議保加利亞領導人破壞中保交換留學生協議；
6月17日，我外交部就印度政府策劃襲擊我駐印度大使館的暴行，向印度當局提出嚴重警告和最強烈抗議；
6月28日，我外交部副部長召見緬甸駐華大使，強烈抗議緬甸政府唆使暴徒連續襲擊我使館等暴行；
7月1日，我外交部又向緬駐華大使轉交我國政府備忘錄，嚴正拒絕緬甸政府提出的要求中國政府阻止中國人民抗議緬甸反華暴行的示威遊行的無理要求，並再次要求緬甸政府立即撤除該國軍隊對中國大使館和華僑居住區的包圍；
7月1日，我外交部照會肯亞駐華大使館，抗議肯亞政府無理宣布我駐肯亞大使館臨時代辦為「不受歡迎的人」；
7月27日，我外交部照會捷克斯洛伐克駐華大使館，抗議捷領導人破壞中捷文化合作協定；
8月6日，我外交部照會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館，最緊急、最強烈抗議印尼軍警和暴徒又一次襲擊我駐印尼大使館的暴行；
8月14日、20日，我外交部先後照會英國駐華代辦處，強烈抗議港英當局在一些邊境地區製造挑釁事件，要求英國政府撤銷對香港愛國報紙的停刊令……
在國際關係方面，國家與國家之間難免發生這樣或那樣的矛盾和衝突，即使是長期友好的國家也不能完全避免個別時候、個別事件上的摩擦。這是由於不同國家和民族間的情況千差萬別，各個國家和人民的意識形態、政治傾向、宗教信仰、政策法律乃至風俗習慣等都不是一日所形成，既有久遠的歷史淵源，更有複雜的現實因素。因此，處理國家與國家之間關係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和發展正常的國與國關係。可惜的是，這個本來由中國、印度、緬甸三國共同倡導的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卻在1967年夏季幾乎被破壞殆盡，造成新中國外交史上最冷的一段時期。對於當時的每個事件的細微末節以至雙方「責任」大小、先後等，這裡且不去也無必要都一一加以考證、評判，但我們不妨從周恩來總理後來同緬甸聯邦主席奈溫將軍的一篇談話中，來冷靜地反思一下這段沉重的歷史：
「今天上午主席閣下談到1967年的事情，這個事正如閣下所說，的確是很遺憾的。發生這個事件的原因，邊界問題關係不是太大。……你知道，1967年我們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極左思潮，……1967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華僑為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糾紛，以後牽涉到我們駐緬使館，發生了數十人死亡以及華僑被捕的情況。……當時正是『文化大革命』運動發展到高潮的時候，上百萬群眾連續幾天在你們使館門前過來過去。我們擔心會發生像在仰光對中國使館採取的那種激烈的行動，衝進去，傷害了人。我打電話給外交部和北京衛戍區制止了事態的發展。幸好那時我打電話還有效，把你們使館保護住了，沒有發生像我們駐仰光使館所遇到的情況。還有一次，大約在7月初，受極左思潮影響的群眾在壞人的操縱下，開了一個大會，要衝外交部，同時要衝緬甸駐華使館。這件事也被我擋住了。」「在那個階段，極左思潮影響到我們外交部。……好在當時中緬關係發展到這個程度沒有再發展下去。我們同英國的關係走得更遠一點，時間更長一些，受到的破壞更多一些。」
這是周恩來1971年8月間的一次談話。這段話的中心意思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思潮干擾了中國的對外政策，它損害了中國同緬甸等國家的關係，也損害了我們整個對外工作。周恩來在談話中特別提到的中國同英國關係遭到更多、更大的破壞，指的是同一時期在北京發生的「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重大涉外事件。就在這一事件發生的前幾天，外事部門的造反派擅自宣布在外交部「奪權」，使新中國建立以來一直為毛主席、周總理直接掌握的外交大權，一連數日失控（在外交部「奪權」之前，極左思潮已嚴重影響了整個對外工作，造成上述一系列嚴重後果），直至發生「火燒」事件。有關外交部「奪權」的來龍去脈，還需再回過頭來從前面說起……
就在毛澤東批評「極左派」以流言襲擾「周公」的那個極不尋常的5月份之後，外事口的造反派確實「安靜」了一陣子。迫於形勢，有的造反派組織還不得不就炮打總理的言行展開內部「整風」，作了「檢討」。儘管如此，外事口造反派們仍念念不忘外交部陳毅的「問題」。這一時期，陳毅雖因「二月逆流」問題奉命「請假檢討」，但在周恩來精心安排下，他仍時常出現在一些外交場合，或陪同周恩來赴機場迎送客人，或以外交部長的身份單獨接見外賓。
6月下旬，尚比亞總統卡翁達來華進行國事訪問。在一次宴會席間，與外事系統風馬牛不相及的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組織負責人（即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的「五大領袖」之一）韓××借敬酒機會對陳毅說：「陳老總，我們喊要打倒你，不是真的要把你打倒，而是要把你『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對這種半是討好、半是挑釁性的語言，陳老總聽罷不由得怒火中燒，瞪起了眼睛。這時，猛見周總理正用眼神暗示：外交場合，注意影響。於是，外交部長迅速恢複了平靜，他不動聲色，未置一詞，把這位不可一世的造反派頭頭尷尬地晾在了一邊。
幾天之後，周總理對外交部造反派宣布：陳毅同志現在外事工作忙，不能下去（「檢查」）了。你們堅持批判「錯誤」，我也同意，但對陳毅同志的「問題」，我早就說過，你們可以提你們的意見，我也可以來聽你們的意見，但中央對此沒有作結論，你們不能強加於我。即使批判「錯誤」，也必須擺事實，講道理，不能動不動就宣布「打倒」。當造反派提出要對5月間的事作「檢討」時，周總理把手一擺，輕鬆地一笑：「我不聽，我不計較這些。計較這些，我還做這個工作嗎？年輕人，許可你們犯錯誤。」
我們的總理，以他那博大的胸懷，又一次寬容了屢犯錯誤的年輕人。
這一年7月，在中國大地上爆發了一件震驚中外的大事——武漢「七·二零」事件。該事件由中央派往武漢處理問題的謝富治、王力所引發。中央文革成員王力因擅自發表支持某造反派觀點的「聲明」，引起另一派群眾的強烈不滿和憤怒，將王揪去辯論，混亂中將其打傷。為保護正在武漢的毛澤東的人身安全和妥善處理當地兩派糾紛，周恩來不顧個人危險和勞累，乘飛機頻繁往來於武漢、北京之間，最後將毛澤東轉移，將王力救出。這本來是一件由許多偶然因素所促發的事件，其中，作為中央代表的王力本人更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林彪、江青卻各懷不可告人的目的，藉此大作「文章」，向武漢軍區領導人和某派群眾組織施以高壓手段；與此同時，沒有什麼名氣的中央文革成員王力也一時間名聲大噪，成了「正確處理」武漢問題的「光榮的中央代表」。正是這個王力，在外交部「奪權」等問題上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7月25日，就在周恩來離京赴武漢之際，外事口一些院校紅衛兵置周總理多次批評、警告於腦後，組成千人「揪陳大軍」，涌至外交部門前「安營紮寨」，聲稱：不把「三反分子」陳毅交出來，決不收兵。對此揪陳行動，身為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部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的謝富治（謝於7月22日從武漢返京），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戚本禹等人，不僅不採取任何有效措施加以制止，反而前往「營寨」「慰問」紅衛兵的「革命行動」！於是，外交部周圍一連數周不得安寧，晝夜喧囂聲不絕於耳，嚴重妨礙了正常的外事活動。
8月7日晚，因武漢事件受傷的王力（與謝富治同日返京）拖著傷腿「召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代表，聽取他們關於外交部運動情況的「彙報」。對陳毅問題一直耿耿於懷的造反派代表，憑著他們的「直覺」，感到同這位中央文革大員談話十分入味、投機，便將其想法和不滿等，一股腦兒地和盤托出：
我們認為，陳毅是外事口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根據其「三反」言行，屬於敵我矛盾；我們的口號是：「誓與陳毅血戰到底！」有關對陳毅問題的看法，我們多次與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