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的颱風驟然颳起，全國上下到處一片「奪權」之聲，真可謂「攪得周天寒徹」。由此，外事口造反派們又活躍起來，他們再次尋機就批判陳毅問題逼迫周恩來讓步，要求召開整個外事系統「批判以陳毅同志為首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萬人大會，並提出「打倒陳毅」的口號。實際上是奪取整個外交大權的前奏曲。
在狂瀾面前，周恩來穩若泰山。他堅持過去觀點，毫不退讓。對召開外事口萬人批判大會的事，他指出，這要經中央同意，我即使到會講話，也不是代表我個人，而是代表中央的。對「打倒陳毅」的口號，他說，我的看法和你們有距離，我堅決反對這個口號，不能接受這個口號，這樣簡單不行；必要時我可以和你們辯論一番，但我現在不和你們辯論。
這一年的1月中下旬，《人民日報》、《紅旗》雜誌連續發表社論，號召各地區、各部門的造反派把原來由「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所掌握的各種權力，統統奪到手裡。1月22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在上海說得更加露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終就是奪權」，「我們對所有的權都要奪！」
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周恩來是有不同看法的。他從一開始就堅持一條：造反派只能奪取「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而不能奪取各業務部門的權力；各業務部門仍應當由原來熟悉業務的幹部掌握、領導，造反派只能實行「監督」。這樣，周恩來不可避免地與中央文革一伙人發生了衝突。
1月17日晚，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北京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座談會上，周恩來當著中央文革陳伯達、康生、江青、戚本禹、王力等人的面，提出：上海和其他一些單位奪權的經驗不是每個單位都可以學過來的，因為奪權是一件十分複雜的事情，首先奪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其他方面可先實行監督……話未說完，江青便氣勢洶洶地插話：「業務權也要奪，不會學嘛！」類似的爭執，在一個月內就發生了幾次，但周恩來並沒有因此讓步。
幾乎是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在「奪權」問題上發生衝突的同時，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發表聲明，宣布在外交部「奪取」。
1月18日，周恩來委託陳毅前往召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代表，由陳毅代表部黨委表示「祝賀」，實際上是就外交部「奪權」問題表態。陳毅在對造反派代表的講話中明確指出：「聯絡站」所奪之權是「外交部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權」，外交部業務工作中的重大問題仍由部黨委研究決定，但可由造反派參加的「業務監督小組」實行「監督」。不言而喻，外交部造反派所奪的不過是「虛權」，整個外交業務大權並未掌握在造反派手裡。
1月24日下午，周恩來親赴人民大會堂出席有外事口各單位造反派參加的陳毅「檢查」大會。大會以國務院的名義召集，由周恩來親自主持。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以及陳伯達、江青等均出席大會。
會上，周恩來首先對陳毅「檢查」事一拖再拖的情況承擔了全部「責任」，理由是，「我的工作很忙」。接著，陳毅在大會上念「檢查」。這篇不到3000字的「檢查」，是經周恩來再三修改、推敲後定稿的，其要點是：1、在運動初期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犯了方向、路線錯誤；2、犯錯誤的思想上的原因是因為對這場「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3、「出於好意」和「希望群眾掌握政策」而講的一些話對運動「起了阻礙作用」；4、在對待群眾的態度上認識和改正錯誤表現得很「遲緩」；5、歡迎大家繼續給予批評、幫助，以便「改正錯誤」。
會議結束前，周恩來發表講話，指出：「陳毅同志的檢討是經過了一個痛苦的認識過程，我們在分工方面，他管的事情多，不能再加重陳毅同志的工作」；「他為黨工作了40多年，當然也犯了不少錯誤，但晚年還是跟著毛主席走的同志，希望大家以同志式的態度、以階級兄弟的態度來幫助他」；「這樣，我才可以比較放心外事口的事，讓他多出面，我把力量轉到別的口子上去」。關於「文化大革命」前的外交工作，周恩來強調：「一切外交重大問題，都是主席親自過問的，這樣17年來就形成外事方面的輝煌的業績」。
整個大會，由於周恩來親自掌握，精心布置，選擇時機，因而進行順利，僅用一個半鐘頭便告結束。由此，陳毅外長闖過了萬人大會「檢查」這一關，成為國務院系統被「解放」的第一位副總理。
我們的陳老總如果就此順勢下個台階，今後在一些場合只講些不痛不癢的「應景」的話，他的外交部長的座位該是坐得比較穩當的——陳毅自己也明白：「只要我陳毅不吭氣，住在中南海是不成問題的。」
然而，陳老總畢竟還是陳老總！為了顧全大局和維護黨的威信，為了他和周恩來共同開創的新中國的外交事業，也為了總理——這位幾十年同舟共濟的戰友，他可以向造反派承認「錯誤」，當面「檢討」。但面對日益猖狂的邪惡勢力，他決不低頭，他還要講話，還要仗義執言！
時過3周，1967年2月16日下午，在周恩來主持的懷仁堂碰頭會上，譚震林等老一輩革命家終於按捺不住心頭的怒火，向著亂黨亂國亂軍的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伙人發動了一次總攻——這就是著名的「大鬧懷仁堂」。在這場總攻擊中，我們的陳老總又理所當然地站出來講話，成為「大鬧懷仁堂」的主力之一。
據說，毛澤東事後在聽取張春橋、王力等彙報時，對其他老同志批評「文化大革命」的言論都未動聲色，似不介意；唯「彙報」到陳毅翻出歷史舊賬，反對沿襲延安整風期間康生等人大搞整人（周恩來當時是被整對象之一）那一套「左」的做法時，毛澤東才變了臉色，乃至最終大發「無產階級的震怒」。
在批判「二月逆流」的日子裡，陳老總沉默了。3月、4月、5月，那近百個日日夜夜，「大鬧懷仁堂」的幾位老帥、副總理的日子都不好過。只是在3月18日，最後一次「中央政治生活批評會」（即批鬥「二月逆流」的幾位老同志的會議）開過之後，我們的外交部長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感嘆道：「這『三·一八』可真不是個好日子喲！」陳老總在這裡指的是40年前，反動軍閥段祺瑞在北京製造的屠殺示威群眾的「三·一八」慘案。那時，26歲的陳毅曾親自組織參加了這場反對段祺瑞政府的群眾鬥爭。當然，陳毅的這句「牢騷」話是私下裡說給身邊工作人員聽的。
然而，在「後台老板」的鼓動下，外事系統的造反派們卻一天也沒有沉默。就在江青、康生為首的中央文革一伙人對陳毅等老帥和副總理們大興問罪之師之際，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們也爭先恐後，一起動作，紛紛把「炮火」集中到陳毅身上。為表明自己最「革命」，造反派們所使用的口號也越來越升級，由原來「批判」、「火燒」，發展為「炮轟」、「打倒」，直至最後竟使用了「陳毅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這種最極端的口號。一時間，對陳毅「問題」持什麼態度，用什麼口號，都成為劃分某個群眾組織是「革命派」還是「保守派」的標誌。由此，不少群眾組織內部出現分裂，不同觀點的派別之間相互不服，紛爭不已。最後，只要堅持「批判」而不同意「打倒」陳毅的組織，都一概被戴上「保守」、「折中」的大帽子。
為證明本組織是「堅定的左派」，一些持極端觀點的造反派和紅衛兵組織還競相衝擊外交部，並在首都主要街道大搞遊行示威，把「打倒陳毅」的口號公之於眾，以率先「揪」外交部長的行動，來顯示本組織已獲取外事口批判陳毅的「領導權」。對此，周恩來不顧自己被攻擊、受責難的危險，再次挺身而出，堅決頂住外事口造反派揪斗陳毅的狂潮。
1967年5月11日晚至12日凌晨，周恩來連續與外事部門造反派代表談話，嚴厲批評他們近來一系列極端行徑，並為一直拖延不開的第二次外事系統「批陳」大會與造反派據理力爭，反覆周旋。下面是周恩來同造反派們的部分對話：
外交部「聯絡站」（理直氣壯地）：今天上午遊行是我們聯絡站發起的，支持我們的還有外事系統的9個組織。我們發起遊行的主要一點是要求陳毅必須馬上到群眾中來！根據「揭發」的材料，陳毅是外交部和外事口最大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是，從他1月24日大會「檢查」之後，他至今沒有到群眾中來，這是有意逃避群眾的揭發批判……
總理：本來「五一」前，我已有安排，準備讓陳毅再作檢查。但「五一」節耽擱了一下，沒安排上……今天，你們外交部帶頭搞這樣一個示威遊行，還聲稱要把陳毅同志抓走，我不能答應你們，也沒法擔這個風險。你們的情況不同，你們不是學校，不是紅衛兵，你們是外交部，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還有「業務監督小組」的名義。我希望你們冷靜地考慮一下這個問題，我們要防止對黨、對國家不利的一切行動。
一造反派：總理，剛才您說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