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事實和研究表明，周恩來與二月抗爭事件始終有著密切的關係。作為「懷仁堂碰頭會」的主持人，在2月16日「大鬧」高潮的會場上，周恩來並沒有制止老同志們的言詞激烈的發言。在歷時3個多小時的會議上，他幾乎一直保持沉默。只是當盛怒的譚震林準備中途離開會場時，周恩來才大聲將他叫回。此外，當李先念提到打倒大批老幹部是從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紅旗》雜誌1966年第13期社論開始時，深有同感的周恩來當場責問康生、陳伯達：「這麼大的事情，為什麼不叫我們看看？」
誠然，從周恩來所處地位來說，這時他不宜直接去批評「文化大革命」；但作為會議主持人，他沒有責備那些奮起抗爭的老同志，也沒有阻止會議的繼續進行。在與會的老同志們看來，周恩來這樣做就夠了，等於表明了他的態度。
更重要的是，就在「大鬧懷仁堂」前後那些日子裡，周恩來在許多別的場合也接連發表了和老同志們的看法完全一致的言論，雖然在表達的方式上有所區別。
關於黨的領導，他反覆強調：中央的權、黨的領導權不能奪。他提出：不能叫黨委「靠邊站」，各部黨組、黨委要恢複，還要行使職權，負責的還是部長、司長，政治部工作也要恢複起來。
關於對待幹部，他重申：老幹部是黨的財富，對他們不能搞無休止的鬥爭，揪住不放，甚至戴高帽、「噴氣式」、照相、登報；這不是毛主席的作風，是「左」傾路線的惡劣作風，是對嚴肅的政治鬥爭的醜化。他憤怒地說：把老幹部一概打倒行嗎？難道能得出領導幹部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結論嗎？我想到這裡就很難過，很痛心。現在到了關鍵時刻，我不能不說話，否則，我就要犯罪。
關於穩定軍隊，他指出：現在到處都在發生衝擊軍事機關、揪斗軍隊幹部的事件，全國形成了衝擊解放軍的一股風；這不是從國家整體利益著想，是對解放軍的不信任、不愛惜，是給解放軍臉上抹黑。
以上周恩來的言論，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對當時若干重要問題的看法，尤其在「三個原則」問題上，可以說是毫不含糊，觀點鮮明。與「文化大革命」發動時期相比，周恩來這時的認識已不僅僅是針對這場「革命」的方式方法，而是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不可避免地觸及這場「革命」的目的和後果了。
在看到周恩來與老同志們在抗爭「三個原則」問題方面認識一致的同時，還應當看到，在鬥爭的具體方式方法上，周恩來和參加抗爭的老同志們又是有著明顯區別的。周恩來之所以選擇了不同的鬥爭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深知自己的地位和作用的極端重要、極端特殊。這集中表現在他同利用和擴大毛澤東錯誤的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上。周恩來在中央文革小組內沒有任何職務，但又常常要出席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甚至還要定期赴其住地「辦公」。
這種「新文革」與「舊政府」之間既對峙、又共事的十分複雜、微妙的關係，迫使他不能不極其慎重地處置每一件事情，權衡每一言行所帶來的種種後果。在這種情況下，用「如臨深淵、如履薄冰」8個字來形容周恩來的處境，是再恰當不過了。然而，也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可能至今有人對周恩來難以理解，甚至不能原諒他所講過的違心的話或錯話，所做的違心的事或錯事。在一些人看來，周恩來之所以不能像其他老同志那樣向「中央文革小組」一伙人作面對面的公開抗爭，似乎是某種軟弱的表現，甚至認為是為個人保身的需要。對此，不少國內外學者發表過不同見解，如有論著指出：「周恩來沒有拍案而起否定『文化大革命』，歷史地看，這正是他以黨、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為重。當時周恩來如果拍案而起，結果無非兩種可能：一是不僅不能在『文化大革命』中繼續起中和作用，反而被打倒的人更多，領導權被奪去更多；二是引起黨的分裂、國家的分裂、軍隊的分裂。無論哪種可能成為現實，黨、國家、人民都將遭受更為嚴重的災難。」還有學者認為：「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謹言慎行並非由於怕冒風險。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他一向臨危不懼，不怕犧牲，意志堅強，這都是毫無疑問的」；只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這種特定局面，才迫使他不得不「選擇了一條比直言不諱、犧牲自己更為艱難和痛苦的道路」。總之，同是為著黨和人民的最高利益，由於各種具體情況不同，甚至不排除個人經歷和性格的差異，每個人所採取的具體的鬥爭方式也會不盡一樣。
《歷史決議》指出：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幹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應該說，黨和人民對於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其鬥爭方式的歷史性評價，也包括並適用於1967年二月抗爭中的周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