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8日，首都北京發生了一件影響全國、震動世界的大事：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北京大中學校的幾萬名「紅衛兵」，並與首都百萬群眾共慶「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是他不久前寫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支持信之後，進一步明確表示他對紅衛兵的支持。8月18日這一天，成為全國「紅衛兵運動」的發端。
北京「八·一八」大會以後，全國各地紛紛響應，成千上萬的紅衛兵組織幾乎一夜之間就遍布了城鎮鄉村。這些以「紅五類」出身為主體的青少年們，抱著「保衛毛主席、保衛中國共產黨、保衛紅色政權」的神聖使命和真誠願望，不再停留在學校里搞運動，而是衝出校園，走上街頭，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引入社會，推向全國。
從8月下旬起，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全國大大小小的城市街巷裡，都出現了一隊隊「破舊立新」的紅衛兵。他們先從人們的衣著穿戴和「陳規陋習」實行「革命」，繼而開始掃蕩所謂「封、資、修」的各種名稱字型大小：在北京，紅衛兵倡議把東西長安街改名「東方紅大道」，並砸爛「全聚德」招牌，搗毀「榮寶齋」「黑店」；在上海，紅衛兵衝上南京路，拉倒「大世界」；在天津，紅衛兵「革新」濱江道，更名「勸業場」……。由於輿論宣傳的鼓動，短短几天內，「破四舊」的風潮便席捲中國大地。
然而，無政府主義的惡果卻與紅衛兵「破四舊」的行動相伴而來：多處名勝古迹被搗毀破壞，祖國千百年的文化遺產被洗劫廢棄；肆意沖、抄民主黨派和宗教界人士住宅，沒收、毀壞私人財物的情況比比皆是；對著名作家和藝術家，乃至基層領導幹部、普通教師實行人格侮辱、打罵、關押的行為更隨處可見。更嚴重的是，一些紅衛兵還把「破四舊」的目標對準宋慶齡、郭沫若等國內外享有名望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老舍、傅雷等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因不堪受辱而選擇了絕路，許多「黑五類」人員或被打致死，或強迫遣送回鄉。……
周恩來極為關注北京和各地「紅衛兵運動」的進展情況。對紅衛兵「破舊立新」的一些舉動和倡議，他並沒有表現出由衷的熱情。一次，當他得知北京市海淀區的中關村被改名「革命村」時，不以為然地說：「還是先叫中關村好，不然會有很多人搞不清楚地方，我就不知道『革命村』是哪裡嘛！」而對於舉世聞名的國家重點文物古迹，他則儘力去設法保護。就在「八·一八」接見大會後的當晚，他在主持的一次會議上宣布了「立即關閉故宮」的決定，並部署北京衛戍部隊前往守護，使得這座數百年歷史的皇家宮殿在「紅衛兵運動」中得以保存。杭州靈隱寺也是依靠同樣的方式得以保存。後來，周恩來告訴紅衛兵：「破四舊」是個長期任務，中國的封建統治時間那麼長，封建傳統那麼濃厚，習慣勢力那麼大，要一下子解決問題是不行的。
名目繁多的改名、命名活動直到國慶節前還不斷出現。9月下旬，周恩來接到北京市委辦公廳報告：北京34所中學紅衛兵和外地學生組織起一個「東方紅籌委會」，擬將北京市改為「東方紅」，9月27日召開命名大會；同時把天安門前的華表和石獅子搬走，另樹立毛澤東銅像和英雄人物塑像等。周恩來26日在報告上批示：「請以電話告市委辦公廳和周（榮鑫）秘書長，通過聯絡總站，告以這是國家大事，國際觀瞻所系，他們可以關心，可以倡議，但不能由他們決定、命名。否則命名無效，豈不損失信譽？」
紅衛兵運動時期，幾乎天天都在發生讓周恩來意想不到的事情，尤其是「破四舊」當中出現的那些影響面大，涉及黨和國家政策、法律、制度方面的問題。為此，周恩來認為有必要就這些問題當面向紅衛兵加以勸說和引導。
鑒於紅衛兵活動大都具有自發性、隨意性的特點，周恩來首先考慮應把各種紅衛兵組織起來，以便創造給他們做工作的機會和條件。
8月24日，根據周恩來的提議，北京新市委決定成立「首都紅衛兵聯絡總站」，地點設在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內，由市委書記雍文濤主持總站工作；黨中央、國務院在聯絡總站設有辦公室，周恩來委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總負責，以了解、溝通情況，及時發現各種問題。
26日，周恩來前往出席「北京市大、中學校紅衛兵聯絡總站」成立大會，他對來自500多所大、中學校的1000多名紅衛兵代表發表講話說：毛主席和黨中央關心你們，黨和國家有責任幫助你們，應該為你們創造條件，讓你們組織起來，有事好和你們商量。比如給馬路改名字，這很容易，但要調查，要商量個好辦法。還有些事牽扯國家制度，比如取消定息問題，就要經過人民代表大會審批。通過聯絡站，就可以把你們的意見收集起來，哪些是馬上辦的，哪些是以後辦的，商量好了再送黨中央、毛主席批准。總之，成立這個聯絡總站，一是要支持、幫助你們，二是要愛護、保護你們，三是有事情好找你們商量。
兩天之後，周恩來通過聯絡渠道得知，北京一所中學的紅衛兵倡議，把蘇聯大使館前的揚威路改名「反修路」，並於29日召開20萬人命名大會，會後還將舉行大規模慶祝遊行。為避免發生涉外糾紛，周恩來在28日夜裡召集緊急會議，他耐心地向紅衛兵說明：我們進行反修鬥爭，是靠文斗不是武鬥。如果按你們的精神，把反修的大字報貼到大使館去，就要闖進大使館，就有可能把文斗變成武鬥。我們今天和蘇聯還有國家的關係、外交的關係，我們應該遵守這個關係，就如同他們在莫斯科尊重我們的大使館一樣。因此，你們可以在他們的門口搞示威，但要有個界限，不能闖入大使館裡去。經過反覆做工作，大會組織者終於表示同意按周恩來提出的意見辦。從29日起，群眾遊行持續了兩天，共達40萬人次，沒有發生任何破壞性事情。
在與紅衛兵的溝通過程中，周恩來不僅向紅衛兵講述中國近代史、中共黨史，有時還要給紅衛兵介紹一些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常識，以勸說他們收回或改變違反科學認識和正常行為規範的主張和「倡議」。例如，為了向堅持要把交通信號改作「綠燈停、紅燈行」的紅衛兵解釋清楚此舉行不通的道理，周恩來先從司機等專業人員那裡了解情況，然後再作說服工作。他由光線的透射力談起，進而說到國際間的通行慣例，等於給學生們補上了一堂光學物理課。再如，為了糾正某些學生組織提出的「消滅伊斯蘭教」這種極端錯誤的口號，周恩來在調查掌握了大量資料的基礎上，以全中國有幾千萬、全世界有幾億伊斯蘭教徒的基本事實為出發點，耐心向紅衛兵講述宗教的起源、發展及其社會影響等等，說明現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必要性、長期性。一次，周恩來打電話緊急處理髮生在北部邊境城市海拉爾的一起涉外事件時，甚至不得不親自向衝到國際列車上「革命」的紅衛兵解釋「為什麼中國人給外國人開車」的理由。……
就這樣，身為泱泱大國的總理，周恩來幾乎每天都要和來自四面八方的紅衛兵打交道、做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講，從這時起，他的基本工作已放在了紅衛兵方面。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來對祖國後代始終抱著發自內心地關心、愛護和極端負責的態度。他利用和紅衛兵談話的機會，多次向他們介紹自己的家庭、個人經歷、工作經驗教訓等情況，以切身體會來啟示告誡青少年們：革命的道路並非一帆風順，年輕人犯錯誤是難免的，粉飾和掩蓋錯誤是不對的，要勇於正視它、改正它。他在各種場合講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我要做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
然而，周恩來的苦口婆心卻收效甚微。「破四舊」浪潮非但沒有受到遏制，卻愈演愈烈。這一時期，最使周恩來感到不安的，還是「破四舊」中發生的對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人士和各類知名人士進行的侮辱、打罵、抄家等行為。他多次向紅衛兵強調要學好用好《十六條》，其用意之一就是希望他們有所遵循，有所節制，嚴格遵守「要文斗，不要武鬥」這起碼的一條規定。但是，涉世不深、缺乏政策法律觀念的青少年們已為狂熱的「革命」激情所支配，「造反有理」、「無法無天」幾乎成了他們高於一切的信條和準則。
8月29日夜，北京大學經濟系的一群紅衛兵闖入了全國人大常委和政協常委章士釗的住宅，肆意進行查抄。事後，章士釗立即致信毛澤東，反映紅衛兵的無理行徑，要求在「可能範圍內稍稍轉圜一下，當有解鈴之望」。次日，毛澤東在來信上批：「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
周恩來接到批件，馬上採取措施，對章宅實行保護，並將章本人秘密轉移到301醫院。與此同時，周恩來又親自寫下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其中包括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蔣光鼐、蔡廷鍇、沙千里、張奚若、李宗仁等十幾位高級民主人士，以及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及所屬各部委、全國政協、各民主黨派中央、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的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