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月6日，周六和周日之交的夜晚，母親在特拉維夫的本-耶胡達大街她姐姐的家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當時，全國正就以色列針對納粹時期遇難猶太人財產損失是否應該索賠或接受德國賠償爭論。一些人贊同大衛·本-古里安，不允許殺人犯繼承掠去的猶太人財產，當然要以貨幣形式全部歸還以色列，幫助接納大屠殺倖存者。另一批人，以反對黨領袖貝京為首，痛苦並憤怒地宣稱，受難者唯一的國家廉價地向德國出售赦免券，以換取帶有血腥氣的金錢，是一種不道德的行徑，玷污了死者的人格。
1951年到1952年的冬天，整個以色列暴雨滂沱，幾乎不見停歇。阿亞龍河，穆斯拉拉河谷，水流撲岸，淹沒了特拉維夫的莫提費奧地區，並有即將淹沒其他地區的危險。滔滔洪水給臨時難民營造成了極大破壞，帳篷、瓦楞鐵或帆布棚屋裡擠滿了從阿拉伯國家逃來的一無所有的猶太難民，還有逃脫希特勒魔爪從東歐、巴爾幹來的猶太難民。有些難民營已經遭洪水阻隔，瀕臨飢餓與瘟疫的危險。以色列國家還不到四歲，只有一百萬多一點的人居住其中，其中三分之一是身無分文的難民。以色列由於在防衛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加上接納難民，還由於官僚政治惡性膨脹、管理體制笨拙，因此國庫空虛，教育、健康和福利服務瀕臨崩潰邊緣。那周周初，財政部長大衛·霍洛維茨肩負緊急使命飛往美國，希望一兩天之內得到一千萬美金的短期貸款以戰勝災難。父親從特拉維夫回來後，和我討論了所有問題。他星期四把母親送到了哈婭姨媽和茨維姨父家，在那裡過了一夜，星期五回來後，從施羅密特奶奶和亞歷山大爺爺那裡得知，我可能感冒了，但堅持爬起來上學。奶奶建議我們留在那裡，和他們一起過安息日，她認為我們看上去都像染上了某種病毒。但是我們願意回家。從爺爺奶奶家回去的路上，走到了布拉格小巷，父親決定真誠地、如成年人對成年人那樣向我彙報說，一到哈婭姨媽家，母親的精神狀態就有所好轉，星期四晚上他們四人一起到迪贊高夫大街和傑伯廷斯基大街交界處的一個小咖啡館，離哈婭和茨維的家只有幾步路。他們只打算待一會兒，可一直在那裡坐到打烊。茨維詳細敘述各種各樣生動有趣的醫院生活，媽媽臉色見好，加入談話，那天夜裡，她睡了幾個小時，然而到後半夜，她顯然醒來，坐到廚房裡，以免打攪大家。早晨，當父親和她告別回耶路撒冷去上幾小時的班時，母親許諾，沒必要為她擔心，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了，要他好好照顧孩子，昨天他們來特拉維夫時，她覺得孩子感冒了。
父親說：
「母親說你感冒非常正確，我們希望，她說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也很正確。」
我說：
「我只剩一點作業沒做了。我做完作業，你有時間跟我往集郵冊里粘些新郵票嗎？」
星期六，幾乎整天都在下雨。雨下啊下啊，沒有停息。父親和我一連幾個小時專註於集郵。我們有時頭碰頭。我們把郵票同大厚本不列顛目錄上的圖片一一比較，父親給它在集郵冊里找到合適的位置，或者與以前的郵票放在一起，或者另起一頁。星期六下午，我們躺下休息，他躺在他的床上，我回到自己的房間，躺在近來成為媽媽病床的床上。爺爺奶奶邀請我們休息之後去他們家，吃浸泡在金黃色調味汁里的魚餅凍，周圍撒上一圈煮胡蘿蔔片，但是我們都流鼻涕，咳嗽，外面又下著瓢潑大雨，因此決定最好待在家裡。天空陰霾，我們四點鐘就得開燈。父親坐在書桌旁，為寫一篇已經二度延期的文章工作了兩個小時，眼鏡順著鼻子滑落下來，埋頭於書籍和卡片中。他工作時，我躺在他腳下的地毯上看一本書。後來，我們玩國際跳棋：父親贏了一盤，我贏了一盤，第三盤我們打平了。很難說是父親打算要這種結果，還是聽其自然。我們吃了一點甜點，喝些熱茶，我們都從媽媽的葯堆里拿了兩片葯來幫助抗擊感冒。後來我上床睡覺，我們都在早晨六點鐘起來，七點鐘，藥店老闆的女兒茨皮來告訴我們，有人從特拉維夫給我們打電話，他們過十分鐘再打來，請克勞斯納先生立即趕到藥店里，她爸爸讓她說，可能有急事。
哈婭姨媽告訴我，在茨阿哈龍醫院任行政主管的茨維姨父，星期五從醫院裡請了一位專家，他主動下班後專程趕來。專家不慌不忙給媽媽做全面檢查，停下來和她聊天，接著又繼續檢查，檢查完畢後，他說她疲倦、緊張，身體有點透支。除失眠外，他沒有發現她有什麼特別的毛病。心理經常是身體之大敵，它不讓身體生存，在身體要享受時不讓它享受，在身體要休息時不讓它休息。倘若我們能像取出扁桃體與闌尾那樣把它取出，就可以健康而心滿意足地生活上千年。他認為，星期一到耶路撒冷哈達薩醫院做檢查沒多大必要，但是也不會有壞處。他建議徹底休息，避免任何情緒激動。尤其重要的是，他說，病人應該每天至少出去一個甚至兩個小時，她甚至可以穿得暖暖和和的，帶上傘，就在城裡轉轉，看看商店的櫥窗，或者看看英俊的小伙，看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呼吸一些新鮮空氣。他也給她開了些強度很大的新安眠藥，甚至比耶路撒冷的新醫生開的新葯更新，強度更大。茨維姨父急忙趕到布格拉紹夫大街的藥房里買葯，因為那是星期五下午，其他所有的藥房都因過安息日已經關門了。
星期五晚上，索妮婭姨媽和布瑪拿來一隻帶把的馬口鐵食盒，裡面裝著給大家做的湯和水果蜜餞。三姐妹擠到小廚房裡，大約花了一個小時準備晚飯。索妮婭姨媽建議母親跟她住到維塞利大街，讓哈婭稍微休息一下，但是哈婭姨媽不聽，甚至告訴小妹妹打消這種怪念頭。索妮婭對這樣的呵斥有些惱火，但什麼也沒說。索妮婭姨媽的不快使安息日餐桌的氣氛有些沉鬱。媽媽似乎充當起爸爸平時充當的角色，試圖把談話繼續下去。晚飯後，她抱怨說累了，為自己無力幫忙收拾餐桌洗碗向茨維和哈婭致歉。她吃了特拉維夫專家開的新葯，為穩妥起見，又吃了耶路撒冷專家給她開的新葯。她十點鐘沉沉入睡，但兩個小時後便醒來，在廚房給自己弄了杯濃咖啡，坐在廚房凳子上，度過餘下的夜晚。就在「獨立戰爭」前，我母親待的房間租給了哈迦納情報機構首領伊戈爾·亞丁，後來以色列建國後，亞丁成了大將軍亞丁，以色列國防軍的副總參謀長和軍事行動指揮，但仍然租賃那個房間。因此，我母親那天晚上待的廚房，還有頭天晚上待的廚房，是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廚房，因為在戰爭中，那裡舉行過幾次非正式會議，對戰爭格局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母親在那個漫漫長夜，一杯又一杯地喝咖啡時是否想到這些，或即使她想到了是否對它感興趣，還是個疑問。
安息日早晨她告訴哈婭和茨維，她決定接受專家的建議，散散步，看看年輕英俊的小伙，聽醫生的話。她跟姐姐借了把雨傘，一雙膠鞋，冒雨出去散步。那個陰濕風疾的安息日早晨，特拉維夫北部的街道上肯定人不多。1952年1月5日那天早晨，特拉維夫的氣溫是五到六攝氏度。母親早上八點或八點半離開本-耶胡達大街她姐姐家，她也許橫穿本-耶胡達大街左轉，或北上朝諾爾道大街走去。在走路時，她幾乎沒看見任何商店櫥窗，只看到特努瓦乳牛奶公司暗淡無光的櫥窗，玻璃板內是一份用四條棕色膠紙固定住的淡綠色的海報，一個豐滿的農村姑娘站在綠茵前面，頭頂上，與明亮藍天相得益彰的是令人快樂的詞語：「早一杯奶，晚一杯奶，生活健康歡快。」那年冬天，本-耶胡達大街的住宅樓與住宅樓之間還有許多空地，還有殘存的沙丘，到處是死去的薊草、海蔥，上面密密麻麻一層白蝸牛，還有碎鐵和雨水浸泡的垃圾。母親看到一排排塗抹了灰泥的建築，這些建築只蓋了三四年，已經露出坍塌的跡象：油漆剝落，碎裂的灰泥隨黴菌變綠，鐵護欄在鹹海風的侵蝕下生鏽，硬紙板、膠合板封住的陽台猶如難民營，商店招牌已經脫鏈，花園裡的樹木因得不到關愛正在死去，用舊木板、瓦楞鐵和柏油帆布在樓與樓之間搭建的儲藏棚舍，破敗不堪。一排排垃圾箱，有些已經被野貓掀了個底兒掉，垃圾散落到灰沉沉的混凝土石頭上。晾衣繩從一個陽台拴到另一個陽台，橫穿街道。不時，被雨水打濕的白色和彩色內衣無助地捲動，在繩上任勁風吹打。我母親那天上午很累，她一定因缺乏睡眠、飢餓、喝清咖啡、吃安眠藥而頭重腳輕，因此走起路來緩慢，像夢遊者。她可能離開了本-耶胡達大街，而後來到諾爾道林蔭大道，而後右轉走進秀色麗人小巷，它徒有虛名，看不到景觀，只有用混凝土建造而成的低層灰泥建築，加有生鏽的鐵柵欄，這條小巷通往莫茨金大街，那實則不是大街，而是又短又寬的空曠街道，只建了一半，還有一部分沒有鋪設柏油路，疲憊的雙腳把她從莫茨金引到塔汗小巷，走上迪贊高夫大街，開始下起了瓢潑大雨，可她竟然把搭在胳膊上的雨傘給忘了，光著頭走在雨中，漂亮的手提包就在雨衣肩部晃蕩，她穿過迪贊高夫，任疲憊的雙腳把自己拖到任何地方，也許去了贊格維爾大街，或贊格維爾小巷，現在她真迷路了，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