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媽媽去世時三十八歲。以我現在的年齡，我可以做她的父親。
在她的葬禮之後，爸爸和我在家裡待了幾天。他沒有上班，我沒有上學。家裡的房門整天敞著，我們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鄰居、熟人和親戚。好心的鄰居們主動詢問客人們是否有足夠的軟飲料、咖啡、蛋糕和茶，時不時邀請我到他們家裡待上一會兒，吃頓熱乎乎的飯菜。我彬彬有禮，小口小口抿著一勺勺湯，吃下半塊炸肉餅，而後急急忙忙跑到父親身邊。我不願意讓他孤零零地待在那裡。然而他並不孤單，從早晨到晚上十點或十點半，我們的小房子里擠滿了慰問者。鄰居們湊集一些椅子，靠著書房的牆壁圍坐成一圈。我父母的床上整天堆著不認識的外衣。
應爸爸請求，爺爺奶奶多數時間要待在另一個房間，因為爸爸覺得他們的出現加重了他的負擔。亞歷山大爺爺會冷不丁地像俄國人那樣放聲大哭，還不時打嗝，而施羅密特奶奶總是不住地穿梭於客人和廚房之間，幾乎強行奪走他們手中的茶杯和蛋糕碟，用洗滌劑小心翼翼地清洗，用清水好好沖洗，擦乾，放回到客人待的房間。用畢而沒有立即清洗的茶勺在奶奶眼裡都是可導致災難的危險力量。
於是，爺爺奶奶坐在另一個房間，那裡的客人已經與我和爸爸坐過，然而覺得多待一會兒比較合適。亞歷山大爺爺一向疼愛自己的兒媳，一向為她愁眉不展而憂心忡忡，他在房間里來回走動，帶著某種強烈的嘲諷，搖搖腦袋，偶爾大哭起來：「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這麼美麗！這麼年輕！這麼聰穎！才華橫溢！怎麼會這樣！告訴我怎麼會這樣！」
他站在屋子的一角，背對著大家，大聲抽噎，好像在打嗝，雙肩劇烈地抖動。
奶奶指責他說：
「祖西亞，請別那樣，夠了。你如果這樣，羅尼亞和孩子會受不了的。打住！控制一下自己！真的！跟羅尼亞和孩子學學怎麼做！真的！」
爺爺立刻聽從了她的建議，坐在那裡，雙手抱頭。但是一刻鐘以後，又是一陣無助的咆哮從心頭湧起：「這麼年輕！這麼美麗！像個天使！這麼年輕！這麼有才華！怎麼會這樣！告訴我怎麼會這樣？」
媽媽的朋友們來了，莉莉亞·巴-薩姆哈、魯謝莉·恩格爾、伊斯塔卡·韋納、范妮婭·魏茨曼和另外一兩個女人，塔勒布特高等中學的同年夥伴。她們呷著熱茶，談論她們的學校。她們緬懷我媽媽少女時的樣子，緬懷她們的校長伊撒哈爾·萊斯，每個女孩都在暗地裡鍾情於他，而他的婚姻很不成功。她們也談論其他的老師。後來莉蘭卡阿姨考慮再三，體諒地問爸爸，她們這樣說話、回憶、講故事，他是否介意，也許說點別的對他來說好一些？
但是，我爸爸終日萎靡不振，鬍子拉碴，坐在媽媽度過無眠之夜的那把椅子里，只是漠然地點點頭，示意她們說下去。
莉莉亞阿姨，莉莉亞·巴-薩姆哈博士，執意要和我談心，然而我試圖禮貌地逃避。因為爺爺奶奶和爸爸家族裡的另一些人佔據了另一個房間，廚房裡儘是好心的鄰居們，施羅密特奶奶不斷來回走動，擦洗碗碟和茶勺，莉莉亞阿姨拉著我的手走進衛生間，把衛生間的門反鎖上。和這個女人在反鎖上的衛生間里靠得這麼近，感覺怪怪的，令人反感。但是莉莉亞阿姨沖我滿臉堆笑，坐在馬桶蓋上，把我按坐在她對面的浴缸邊上。她默默地看了我一兩分鐘，充滿同情，淚水湧上眼眶，而後她開始說話，講的不是我媽媽，也不是羅夫諾的學校，而是藝術的偉大力量，以及藝術與內在心靈生活的關係。她所說的話令我退縮。
而後，她換了一副腔調，向我講起我的新責任，一個成年人的責任，從今以後要照顧爸爸，給他黑暗的生活帶來某種光明，至少給他一些樂趣，比如說，尤其要好好讀書。而後，她繼續談論我的感受，她得知道，我聽到出事時是怎麼想的。那一刻我有何種感受，我現在有何種感受，跟我說說。她開始羅列各種各樣的情感名稱，好像讓我做選擇，抑或勾掉不適用的詞語。傷心？害怕？焦慮？渴望？大概有點生氣？吃驚？負疚？因為你也許聽說過或者讀到過，在這種情況下有時會產生負疚感？沒有？有沒有懷疑的感受？痛苦？還是拒絕接受新的現實？
我得體地表示歉意，起身要走。那一刻我很怕她鎖門時把鑰匙藏在了衣兜里，只有在我回答了全部問題之後，才讓我出去。但是鑰匙就插在鑰匙孔里。我走出衛生間時，聽到她在我身後關切地說：「也許跟你做這個談話有些為時過早。記住，一旦你認為自己準備好了，就一刻也不要猶豫，來跟我說。我相信，范妮婭，你可憐的媽媽，非常想讓你我之間繼續保持深深的聯繫。」
我逃之夭夭。
耶路撒冷三四個著名的自由黨人士和我爸爸坐在一起，他們攜夫人預先在咖啡館會面，一起來到這裡，像一個小型代表團，向我們表達哀悼之情。他們事先定好，試圖用談論政治來轉移父親的注意力，當時議會正要就本-古里安總理與西德總理艾德諾簽署的賠償協議展開辯論，自由黨把協議當成令國家蒙受恥辱的惡劣行為，是對紀念遭納粹殘害的犧牲者這一舉動的玷污，是年輕的國家在良心深處無法驅除的污點。我們的一些慰問者認為，我們有責任不惜任何代價摧毀這一協議，甚至是流血。
我爸爸幾乎無法加入談話，只是點幾次頭，但我卻鼓起勇氣，向這些耶路撒冷的顯赫人物說了幾句話，以此祛除衛生間談話之後產生的痛苦。莉莉亞阿姨的話讓我覺得非常刺耳，猶如用粉筆在黑板上寫字。在接下來的幾年間，每當我想起衛生間里的那次談話，臉都會不由自主地抽搐。直到今天，我想起它時，那感覺就像咬到了爛水果。
而後，自由黨領袖懷著對賠償協定的義憤，到另一個房間去向亞歷山大爺爺表示慰問。我跟著他們過去，因為我想繼續參加討論突然而巧妙的行動計畫，旨在挫敗與屠殺我們的劊子手們簽訂什麼討厭的協議，最終推翻本-古里安的紅色政權。我之所以陪伴他們，還有另一個原因：莉莉亞阿姨已經從衛生間趕到此處，指導我爸爸吃下她帶來的療效甚佳的鎮靜葯，那對他有好處。爸爸拉著臉拒絕了。這次他甚至忘記要向她致謝。
托倫夫婦來了，倫伯格夫婦、羅森多夫夫婦和巴-伊茲哈爾夫婦，以及兒童王國的傑茨爾和伊莎貝拉·納哈里埃里來了，還有凱里姆亞伯拉罕區的其他老熟人和鄰居們也來了，警察局長杜戴克伯伯和他那可人的太太托西婭來了，普費弗曼與報刊部的工作人員、國家圖書館所有部門的圖書管理員來了。斯塔施克和瑪拉·魯德尼基來了，還有各類學者、書商，以及父親在特拉維夫的出版商約書亞·查持克，甚至爸爸的伯父克勞斯納教授也在某天晚上光臨，非常苦惱動容，他默默地把一個老年人的淚水灑在爸爸肩頭，悄聲說些正式的悼詞。我們在咖啡館裡的熟人們來了，還有耶路撒冷的作家們，耶胡達·亞阿里、舒拉加·卡德里、多夫·吉姆西，還有伊扎克·申哈爾、哈爾金教授和夫人、伊斯蘭教史專家本內特教授，以及研究猶太人在基督教西班牙歷史的專家伊扎克（·弗里茲）·貝爾教授。正在高校天空中冉冉升起的新星，三四位年輕講師也來了。我在塔赫凱莫尼學校的兩個老師來了，還有我的同學，以及克洛赫瑪爾夫婦，托西婭和古斯塔夫·克洛赫瑪爾，修理破玩具與娃娃的人，他們的小店被重新命名為娃娃醫院。傑爾塔和雅考夫-大衛·阿布拉姆斯基來了，他們的長子約尼在「獨立戰爭」結束之際死於約旦狙擊手的槍彈之下。幾年前一個安息日的早晨，約尼正在院子里玩耍，狙擊手的子彈打中了他的腦門，那時他的父母正和我們一起喝茶吃蛋糕。救護車在我們的街道上呼嘯賓士，前去把他救起，幾分鐘後又開回來，響起凄厲的笛聲駛往醫院，當媽媽聽到救護車的笛聲時，她說，我們花時間制訂計畫，然而有人躲在暗處嘲笑我們，嘲笑我們的計畫。傑爾塔·阿布拉姆斯基說，正確，生活就是那樣，然而人們永遠制訂計畫，否則將無限絕望。十分鐘後，一個鄰居趕來，輕輕把阿布拉姆斯基夫婦叫到院子里，只輕描淡寫地告訴他們一些情況，他們急忙隨他而去，傑爾塔阿姨把裝有錢包和報紙的手提包忘了。第二天我們去看望他們，並表示哀悼，爸爸擁抱過她和阿布拉姆斯基先生後，默默地把手提包遞給她。現在他們淚流滿面，擁抱我和爸爸，但是他們沒給我們帶手提包。
爸爸忍住淚水。無論如何，他不能當著我的面流淚。他終日坐在媽媽的舊椅子上，臉一天比一天陰暗，從守喪期的第一天起，他就沒有刮臉，他點頭迎接客人，等客人走時又點頭與之告別。那些天，他幾乎不說話，彷彿媽媽的死療治了他打破沉寂的積習。現在他一連幾天默默地坐著，任他人說話，談論我媽媽，談論書和書評，談論政治轉折。我試圖坐在他的對面，目光幾乎終日不離開他。每當我從他椅子旁邊經過時，他就疲憊地拍拍我的胳膊或後背，除此之外，我們誰也不跟誰說話。
守喪期間及其後，媽媽的父母和姐妹沒來耶路撒冷，他們在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