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去世前一星期左右，身體突然大見好轉。新大夫開的新安眠藥一夜之間產生奇效。她晚上吃兩片，七點半鐘便在我床上，那時已經成了她的床，和衣睡去，大約睡了二十個小時，直到第二天下午五點她才起床，洗澡，喝些茶，一定是又吃了一兩片安眠藥，因為她在七點半又睡著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當父親起床，刮臉，榨了兩杯新鮮橙汁，將其溫熱時，母親也起床了，穿上家常便服，繫上圍裙，梳頭，給我們二人做了頓真正的早餐，就像她沒生病之前，兩面煎得焦黃的雞蛋、蔬菜色拉、酸奶、麵包片，媽媽切的麵包片比爸爸切的薄多了，她含情脈脈地稱父親切的麵包片為「木板」。
於是，我們又一次在早上七點，圍坐在鋪著花檯布的餐桌旁的柳條凳上，媽媽給我們講故事：在她的故鄉羅夫諾，有個皮貨富商，是溫文爾雅的猶太人，遙遠的巴黎和羅馬都有買主來拜訪他，因為他有一種舉世罕見的銀狐皮，在月夜裡會像嚴霜一樣閃閃發光。有一天，皮貨商發誓不再吃肉，成了素食主義者。他把整個生意，包括所有分店，交給岳父和合伙人掌管。過了一段時間，他在森林裡給自己造了一間小茅屋，住到了那裡，因為他的獵人以他的名義捕殺了數千隻狐狸，他為此感到抱歉。最後，這個人消失了，再也沒有露面。她說，我和姐妹們想嚇唬對方時，習慣於摸黑躺在地上，輪流講述以前那個皮貨富商，如今一絲不掛在森林中漫步，也許患了狂犬病，在下層灌木里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狐鳴，倘若有人倒霉，在森林裡碰到狐人，會立刻嚇白了頭髮。
我父親對此類故事嗤之以鼻，他做了一個鬼臉，說：「對不起，那有什麼意義呀！一個諷喻？一種迷信想法？還是某種不著邊際的話？」但是，看到母親好多了，他非常高興，輕輕地揮揮手：「沒什麼。」
母親催促我們，以便父親上班不要遲到，我不要誤了上學。在門口，當父親套上他的高筒橡皮套鞋，我穿自己的橡膠靴時，我突然發出一聲令人毛骨悚然的長嗥，嚇得他跳起來，渾身發抖，當緩過勁兒來後，他要打我，母親出面干預，把我的頭貼在她的胸脯上，使我們二人都平靜下來，說：「都是因為我，對不起。」那是她最後一次擁抱我。
我們大約七點半鐘離開家，父親和我沒說一句話，他仍然因為我學狐狸大叫而生我的氣。在家門口，他轉身向左去往塔拉桑塔樓，我轉身向右去往塔赫凱莫尼學校。
放學回到家裡，看到母親打扮停當，身穿雙排扣的淺色裙子和海軍藍套衫，顯得漂亮而女孩子氣。她臉色也很好，彷彿幾個月的疾病一下子全然消失。她讓我放下書包，穿上外套，她自己也穿上外套，並給了我一個驚喜。
「我們今天不在家裡吃飯。我決定帶我一生中的兩個男人到飯館吃午飯。你父親對此還一無所知呢，我們給他個驚喜好嗎？我們在城裡走走，然後去塔拉桑塔樓，動手把他拉出來，就像從沾滿灰塵的書堆里拖出一個瞎撲騰的書蟲，而後我們到什麼地方吃飯去，我甚至沒打算告訴你，給你也留點懸念。」
母親在我眼裡成了陌生人。她說話的聲音不同尋常，莊嚴而高亢，宛如在學校上演的劇目中扮演角色。當她說「我們出去走走」時，聲音中充滿了光明與溫暖，但是說「瞎撲騰的書蟲」和「沾滿灰塵的書」時，聲音卻有點顫抖，那聲音讓我感到一種模糊的恐懼，但即刻便被驚喜、被母親的快樂、被她回到我們當中的喜悅所帶來的歡快替代。
我父母基本上不到外面吃飯，儘管我們經常和他們的朋友在雅法路或喬治王路的咖啡館裡會面。
1950年，也許1951年，有一次我們三人在特拉維夫和姨媽們相聚，在最後一天，也就是回耶路撒冷的頭天，父親難得宣布自己那天做東，邀請大家，我母親的兩姐妹和她們令人尊敬的丈夫以及她們的獨生兒子，去沙洛姆阿雷海姆大街拐角、本-耶胡達大街上的哈姆澤格餐館吃飯。他們給我們九人安排了一張桌子，父親坐在上座，我兩個姨媽的中間，又給我們排了座次，三姐妹都沒挨著自己的丈夫坐，我們小孩誰也沒坐在父母當中，彷彿決意徹底洗牌。茨維姨父和布瑪姨父有點疑惑，因為他們不知道他最終要幹什麼，他們堅決不肯和他一起喝啤酒，因為他們不習慣喝酒。他們決定不講話，讓父親在舞台上大顯身手。父親顯然覺得，最緊迫最激動人心的話題肯定是在朱迪亞沙漠里發現的死海古卷。於是乎，他發表了一通詳盡的演說，從上湯到上主食，他一直講述在庫姆蘭附近的山洞裡發現這些古卷意義重大，很可能在沙漠溝壑里，越來越多埋藏在地下的無價之寶在等待發掘。終於，坐在茨維和布瑪姨父中間的母親溫柔地說：「也許這次就說到這兒吧，阿里耶？」
父親懂了，就此打住，大家開始各談各的，直到吃完晚飯。表哥伊戈爾問他能否帶表弟埃弗萊姆去附近的海灘。幾分鐘以後，我也不想再待在大人堆里了，便離開哈姆澤格餐館，找海灘去了。
但是，誰想得到母親竟突然決定帶我們出去吃午飯？我們已經習慣看她夜以繼日地坐在窗前，一動也不動。就在幾天前，我把床讓給她，逃避她的默默無語，和父親睡到雙人床上。她身穿海軍藍套頭衫和淺色裙子，後帶接縫的尼龍長襪，高跟鞋，顯得既漂亮，又文雅，陌生男人轉過身來直看她。走路時，她一隻胳膊挎著雨衣，另一隻胳膊挎著我。
「你今天做我的卡瓦萊爾。」
她好像繼承了父親平時所承擔的角色，補充說：「卡瓦萊爾就是騎士，卡瓦在法文中是馬的意思，卡瓦萊爾指騎馬人或者騎士。」
接著又說：
「有許多女人對專橫跋扈的男人感興趣，猶如飛蛾撲火；也有一些女人，她們需要的不是英雄，甚至不需要性格暴躁的戀人，而是需要一個朋友。你長大後要記住：遠離酷愛暴戾人士的女人，努力尋找把男人當作朋友的人，她們需要朋友不是因為自己覺得空虛，而是願意讓你充實。記住，女人和男人之間的友誼比愛情更為寶貴珍奇，與友情相比，愛情確實相當粗俗，甚至拙劣。友情也包括適度的感受、關心體貼、慷慨大方，以及精心調試出的適度。」
「好。」我說，因為我不想讓她再說與我無關的東西，想讓她說點別的。我們幾個星期沒說話了，浪費了只有我倆一起的走路時間豈不可惜。當我們快到城市中心時，她再次挽住我的胳膊，笑了一下，突然問道：「你會對一個小弟弟或小妹妹說什麼？」
沒等我回答，她又傷心地調侃，或者說不是調侃，而是把傷心隱藏在微笑里，我雖然看不到，但從她說的話音里可以聽出來：「有朝一日，當你結婚有了自己的家後，我非常希望你不要以我和你父親作為婚姻生活的榜樣。」
這些話，不是我根據記憶而進行的再創造，如同我前面寫她講愛情與友情那樣（十二個句子之前），因為，不要以我父母的婚姻為榜樣這一請求，我確實記得清清楚楚，字字句句。我還清楚記得她微笑說話時的聲音。我們在喬治王大街，母親和我，手挽著手經過塔里塔庫米樓，在去往塔拉桑塔樓的路上，要把上班的父親叫走。時間是下午一點半，一陣冷風夾雜著抽人的雨點從西面襲來。它非常強勁，行人收起雨傘，免得把傘吹得翻轉過來。我們甚至都沒有打開雨傘。我和媽媽手挽著手在雨中行走，走過當時是議會臨時辦公場所的塔里塔庫米樓，而後經過哈馬阿洛特大樓。那是1952年1月的第一周。在她去世前五天，或者四天。
當雨越下越大時，媽媽的聲音里仍舊帶著近乎調侃的口氣：「我們到咖啡館喝點咖啡嗎？我們的爸爸又跑不了。」
我們在一家德裔猶太人開的咖啡館裡坐了約莫半個小時，等雨停下來。咖啡館坐落在熱哈維亞入口，在JNF大街，對面是猶太代辦處大樓，總理辦公室那時也在那裡。與此同時，媽媽從手提包里拿出一個小粉餅盒、一把梳子，梳頭補妝。我的感情頗為複雜：為她的容顏自豪，為她身體好轉快樂，並且有責任保護她免遭某種陰影的傷害，我只是通過猜測知道存在著陰影。實際上，我不是猜測，而只是似是而非，在我皮膚上感受到些微莫名其妙的不安。孩子有時就是這樣，捕捉到，又沒有真正捕捉到他無法理解的東西，意識到這種東西，莫名其妙地感到驚恐：「你沒事吧，媽媽？」
她自己點了味道濃烈的清咖啡，給我點了牛奶咖啡，縱然從來也不允許我喝咖啡，說是少兒不宜喝咖啡，還給我點了巧克力冰激凌，縱然我們都清楚地知道冰激凌會讓你嗓子疼，尤其是在寒冷的冬日，而且就要吃午飯了。責任感驅使我只吃了兩三勺冰激凌，便問媽媽她坐在這裡冷不冷，她覺不覺得累，或者是頭暈。畢竟，她大病初癒。媽媽，你上廁所時小心點，那裡黑，有兩級台階。驕傲、熱誠與理解充盈了我的心房，彷彿只要我們二人坐在羅什熱哈維亞咖啡館，她的角色就是一個無助的小姑娘，需要一位慷慨幫助的朋友，而我則是她的騎士，或者也許是她的父親：「你沒事吧，媽媽？」
我們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