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歲離家住進基布茲時，我寫下一些決心，將其定為自己非執行不可的標準。要是我真的開始一種全新的生活，就必須開始在兩個星期內把自己曬得黑黝黝的，使我看上去像他們當中的一員；我必須永永遠遠不再做白日夢；我必須更換姓氏；我必須每天洗兩三次冷水澡；我必須絕對強迫自己別在夜裡做那種臟事；我必須不再寫詩；我必須不再喋喋不休；我必須不再講故事——我必須以一個沉默的人出現在新地方。
後來我把條子撕得粉碎。最初四五天，我確實設法不做臟事，不嘮嘮叨叨。當他們問我一條毯子是否足夠，或者是否願意坐到教室靠窗的角落裡時，我動動腦袋作答。當問我，是否對政治感興趣，是否考慮參加讀報小組，我回答「呃哼」。如果問起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生活，我的回答不超過十個字，我故意遲疑幾秒鐘，彷彿在做深入的思考，讓他們知道我屬於那種矜持寡言、諱莫如深的人，具備內涵。我甚至能洗冷水澡了，儘管在男孩子浴室里迫使自己脫得精光，是一種英雄主義壯舉。甚至在最初幾個星期，我好像可以設法不寫東西。
但不能不讀東西。
每天幹完活上完課後，基布茲的孩子回父母家，而外面來的寄宿者則在俱樂部里放鬆一下，或打打籃球。晚上有各種各樣的活動——比如跳舞，唱歌——我逃避這些活動，免得露怯。大家都離開後，我通常半裸著身子躺在宿舍前面的草地上，曬日光浴，讀書讀到天黑。（我十分小心，不待在空房間，不躺在空床上，因為骯髒之念，還有大量天方夜譚式的幻想在那裡等待著我。）
每星期有那麼一兩次，我會在天黑之前對著鏡子檢查自己曬得怎麼樣，而後穿上襯衫，而後鼓起勇氣，到老兵居住區，與我在基布茲的「父母」漢卡和奧伊扎爾·胡爾戴喝杯果汁，吃塊蛋糕。這兩位老師，都來自波蘭的洛茲，年復一年主持基布茲內的文化教育生活。在小學任教的漢卡，是個漂亮豐滿、精力充沛的女子，猶如發條一貫綳得緊緊的，強烈的奉獻光環與香煙煙霧始終環繞在她周圍。她一人肩負著諸多重任：組織猶太人過節、舉行婚禮和周年紀念日、上演節目、培養質樸的無產階級地方化傳統。這一傳統，按照漢卡所設想的，應融合《雅歌》風韻和新《聖經》時代土地耕作者所擁有的橄欖兼角豆莢的希伯來品位，兼濟東歐的哈西德派猶太小村莊的格調，融進了東歐農民和其他自然之子粗獷豪爽的方式，後者直接從克努特·哈姆孫踩在赤腳下的「大地碩果」中擷取了天真純潔的思想，以及神秘的生命樂趣。
至於奧扎爾或奧伊扎爾·胡爾戴，「繼續教育班」或中學的負責人，則是個精幹結實的男子，苦難和具有反諷意味的聰慧使他臉上布滿了猶太人的皺紋。在這些痛苦的皺紋中，偶爾會悠然閃過一絲恣意頑皮的光。他身材瘦削、矮小，然而目光犀利冰冷，風度翩翩。他很有口才，擅長揶揄諷刺。他能夠流露出一股脈脈溫情，可以感化任何人，使之俯首帖耳，但是他也會動雷霆之怒，令周圍的人產生世界末日時的恐懼。
奧伊扎爾融立陶宛《塔木德》學者的頭腦敏銳與哈西德教徒充滿激情唱頌的狂熱於一身，突然眯起眼睛，唱起一首如醉如痴的歌，奮力衝破塵世的束縛。在另外的時間，另外的地點，奧伊扎爾·胡爾戴也許會變成一個令人敬畏的哈西德拉比，一位具有人格魅力的創造奇蹟者，置身於眾多著了迷的崇拜者中。如果他選擇從政，做個保民官，肯定大有可為，身後會緊緊追著一批狂熱的崇拜者，也不乏對其深惡痛絕之人。但是奧伊扎爾·胡爾戴選擇了當基布茲中學校長的生活。他是位毫不妥協的硬漢，好鬥，飛揚跋扈，甚至暴虐無道。他能精熟詳盡地講述許多題目，近乎帶有情慾般的激情，像猶太小村莊里一個雲遊四方的佈道者，《聖經》、生物學、巴洛克音樂、文藝復興藝術、拉比思想、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原理、鳥類學、分類學、雷高德（裝有舌簧的八孔直笛），以及諸如「歷史上的拿破崙及其在19世紀歐洲文學與藝術中的表現」等各種課程。
我忐忑不安，走進老兵居住區北邊一套帶有小門廊的一間半平房，房子對面是一排柏樹，屋裡牆上掛著莫迪里阿尼和保羅·克勒的贗品繪畫，以及一幅酷似出於日本人之手的惟妙惟肖的杏花吐艷圖，兩把簡樸的扶手椅之間有一張小型咖啡桌，桌上放著一隻高高的花瓶，花瓶里幾乎一向不放鮮花，而是插著格調高雅的小枝。風格樸素的淺色窗帘上繪有依稀的東方圖案，令人想起德國——猶太作曲家譜寫的、帶有改裝了的東方主義色彩的希伯來文民間歌曲，以期吸收中東那令人心醉神迷的阿拉伯或《聖經》精神。
奧伊扎爾，若不是背著雙手在房前小道上快步來回行走，伸出下巴披斬眼前的空氣，就會坐在角落裡抽煙，口裡小聲哼唱，看書，要麼就是一邊通過放大鏡觀察一些植物花蕊，一邊翻動植物手冊。此時，漢卡甩開軍人的步伐，精力充沛大踏步地在房間里走來走去，拉平床墊，倒煙灰缸，並把它清洗乾淨。她噘起嘴唇，整理床罩，或者用彩紙剪些裝飾品。多利會汪汪兩聲向我表示歡迎，奧伊扎爾雷鳴般的喝斥嚇住了它：「你真不害臊，多利！看看你在朝誰叫喚！」或者有時：「真是的！多利！我大吃一驚！真的大吃一驚！你怎麼能這樣？你的聲音怎麼不發抖呢？這樣無恥的表現只能給你自己丟臉！」
這隻母狗，聽到先知這一連串的憤怒，像泄了氣的氣球縮了回去，絕望地四處探尋地方隱藏自己的恥辱，最後鑽到了床底下。
漢卡·胡爾戴向我綻開笑臉，向一個看不見的觀眾宣布：「瞧！看看誰來了！喝杯咖啡？蛋糕？還是一些水果？」這些選擇剛一出口，彷彿魔杖一揮，咖啡、蛋糕和水果就放在了桌子上。我溫順聽話，但內心裡涌動著激情，我彬彬有禮地喝著咖啡，適度吃了一些水果，與漢卡和奧伊扎爾談了一刻鐘當下的一些急迫問題，如死刑，不然就是人之初確實性本善，只是被社會所毀壞，不然就是我們本來天性邪惡，只有教育能夠將其改進到某種程度，或者在某種情況下改進它。「墮落」、「優雅」、「性格」、「價值」以及「改進」等詞語經常充斥於放著白色書架的典雅房間，那書架與我父母耶路撒冷家裡的書架如此不同，因為這裡的書架分成繪畫、小雕像、化石收藏、用野花壓成的拼貼藝術、精心照管的盆栽植物，角落裡還有一部留聲機和許多唱片。
有時，在談論優雅、墮落、價值、自由和壓迫時，伴隨著憂傷的小提琴曲或唱片發出的舒緩顫抖的聲音，捲毛沙伊會站在那裡拉琴，背對著我們。或者羅恩會對著他的小提琴嚅動著嘴唇，瘦骨嶙峋的羅恩 ，他媽媽總叫他小不點兒，最好不要企圖和他說話，連你好、怎麼樣都不要說，因為他一貫露出羞怯的微笑，鮮少和你說上一個短句，如「很好」，或者一個長句子「沒問題」。差不多就像藏在床下、等待主人怒氣全消的母狗多利。
有時，我到那裡時，發現三個胡爾戴家的男孩，奧伊扎爾、沙伊和羅恩坐在草地上，或坐在前廊的台階上，像來自東歐猶太村莊里的克萊茲默小組，唱片那綿長、徘徊不去的樂音在晚間的空中飄拂，令我產生一種愜意的渴望，還有一陣令人心痛的哀愁，為自己無足輕重，為自己是他者，為世界上任何暴晒也不能把我變成他們當中真正的一員，我在他們餐桌旁永遠只是乞丐，一個外來人，一個從耶路撒冷來的不安分的小人，如果不只是一個可憐的江湖騙子。（我在《沙海無瀾》的阿扎賴亞這一人物身上賦予了這種情感。）
太陽落山之際，我拿著書來到赫茨爾之家，基布茲邊上的文化中心。這裡有間讀報室，你每天晚上在這裡都可以看到基布茲的幾個老光棍，他們通過閱讀日報、周刊來消磨人生，相互之間展開激烈的政治論爭，令我有些想起在凱里姆亞伯拉罕時，斯塔施克·魯德尼基、阿布拉姆斯基先生、克洛赫瑪爾先生、巴·伊茲哈爾和倫伯格先生的爭論。（我到那裡時，基布茲的老光棍幾乎都是四十五歲左右了。）
在讀報室的後邊，還有一個房間，幾乎無人問津，叫作自習室，基布茲委員會的成員有時在那裡開會，有時也在那裡舉行各種集體活動，但多數情況下那裡是空的。在一個鑲玻璃面的柜子里，擺放著一排排枯燥無味、令人生厭、沾滿灰塵的《青年勞動者》、《勞動婦女月刊》、《田野》、《時鐘》，以及《達瓦爾年鑒》。
每天晚上，我就是去這裡讀書讀至半夜時分，直至上下眼皮打架。也是在這裡，我重新開始了創作，沒有人看見，我感到羞愧，感到卑微與無足輕重，充滿了自我厭惡。我離開耶路撒冷到基布茲，當然不是為了寫詩寫小說，而是為了獲得新生，拋棄一堆堆語詞，里里外外曬得黑黝黝的，成為一個農業勞動者，一個耕耘土地的人。
但很快我便明白，在胡爾達，即使最為農業（地地道道）的農業勞動者夜晚也讀書，終日探討書。當他們採摘橄欖時，他們不可開交地爭論托爾斯泰、普列漢諾夫、巴枯寧，爭論是實行永久革命還是在一個國家進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