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末，我更換姓氏，從斯代尼海米亞帶著行囊來到胡爾達。開始，我只是當地中等學校（謙稱「繼續教育班」）的一個外部寄膳宿生。服兵役前夕，我完成了學業，加入了基布茲。從1954年到1985年，胡爾達就是我的家。
媽媽去世一年後，父親再婚，又過了一年，我住到基布茲以後，他和新夫人搬到倫敦。他在那裡大約住了五年。我妹妹瑪格尼塔和弟弟大衛在倫敦出生，他在那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學會了開車，並完成博士論文《伊·洛·佩雷茨的佚名手稿》，在倫敦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我們時而互通明信片。偶爾他把他文章的複印件寄給我。他有時給我寄書，寄些小物品，比如鋼筆、筆筒、精巧的筆記本，以及裝飾性的裁紙刀，意在和婉地提醒我記住自己的真正命運。
每年夏天他都要回國探訪，看看我真正過得怎麼樣，看看基布茲生活是否真的適合我，與此同時檢查一下老屋的狀況，他的圖書館感覺如何。在1956年初夏，父親給我寫了一封非常詳細的信，向我宣布：下星期三，假如不是特別麻煩你，我計畫到胡爾達看望你。我已經打聽並且確定每天中午十二點有一輛車從特拉維夫中心汽車站發車，大約一點二十抵達胡爾達。現在是我提問題：1.你能來公共汽車站接我嗎？（但是如果有問題，比如說你忙，我很容易打聽到你在什麼地方，自己找到你。）2.我在特拉維夫乘車前該吃點東西，還是到達基布茲以後我們可以一起吃？當然，條件是不給你添任何麻煩。3.我打聽到，下午只有一班車從胡爾達開往雷霍沃特，我從那裡可以換車去特拉維夫，再換車回耶路撒冷。但是那樣，我們只有兩個半小時可以支配。我們夠嗎？4.或者，還有一個辦法，也許我可以在胡爾達住一夜，乘第二天早晨七點鐘的公共汽車離開胡爾達？那樣，需要滿足三個條件：（一）你不難給我找到住處（一張簡易床甚至一個床墊足矣）；（二）基布茲不會對此不以為然；（三）你自己覺得此次相對較長的看望挺舒服的。請馬上予以答覆，採取哪種方式。5.除了個人用品，我還應該帶些什麼？（毛巾？床單？我以前從未在基布茲待過！）自然，我們見面時我會給你講所有的新聞（不是很多）。我給你講我的設想，如果你感興趣。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告訴我你的設想。我希望你身體健康，精神愉快（二者之間有著必然聯繫！）。余見面再敘。愛你的父親。
那個星期三我一點鐘下課，請了兩小時的假，午飯後就不去上班了（我那時在層架式雞籠那裡上班。）然而，上過最後一節課後，我急忙回去換上沾滿泥土的藍工作服和笨重的工作靴，接著我跑向拖拉機棚，找到藏在坐墊下的福格森拖拉機鑰匙，發動引擎，一溜煙咆哮著開往公共汽車站，從特拉維夫開來的公共汽車兩分鐘前就已經到了。一年多沒有見面的父親已經等在那裡，用手擋住刺眼的陽光，焦慮不安地等待幫他的那個人出現。令我萬分驚奇的是，他穿的是卡其布褲，一件淺藍色短袖汗衫，戴一頂基布茲風格的草帽，沒有穿西裝打領帶。遠遠看去，他就像我們的某位「老夥計」。我想像得到，他經歷一番苦思，才這般裝束，對一種他感到有幾分敬重的文明表示尊敬，即使它不符合他自己的精神品質與原則。他一隻手拎著破舊的公文包，另一隻手拿手絹抹去額上的汗水。我轟隆隆向他駛去，幾乎就在他鼻子底下剎車，一隻手放在方向盤上，另一隻手則在前翼子板上擺出主人翁的架勢，朝他探出身子說：你好。他抬眼看著我，鏡片下的眼睛顯得有些誇張，因此像個受驚嚇的孩子，忙不迭地回應我的問候，儘管他並不完全確定我是誰。當他認出我來時，顯得十分吃驚。
過了片刻，說：
「是你嗎？」
又過了片刻：
「你長這麼大了，健壯多了。」
最後，他恢複了正常：
「請允許我說，你的競技表演，不太安全，險些從我身上碾過去。」
我讓他等在那裡，站在背陰處，把福格森開回棚子里，因為它已經演完了劇中角色。而後我帶父親去了食堂，我們在那裡突然都意識到，我們已經一般高了。我們都有點不好意思，父親就此開著玩笑。他好奇地摸摸我的肌肉，好像不知道是不是把我買下，他又開玩笑拿我黝黑的皮膚與他蒼白的膚色進行比較：「小黑人三寶！你黑得像葉門人了！」
在餐廳里，多數餐桌已經收拾乾淨，只有一張沒有清理。我給父親端來一些雞塊燉胡蘿蔔土豆，一碗雞湯加油炸麵包塊。他吃得很仔細，一絲不苟恪守餐桌禮儀，對我故意咂嘴的農民式吃法不理不睬。我們端著塑料杯喝甜茶時，父親開始和與我們同桌吃飯的茨維·布德尼克、一個老基布茲交談。父親小心翼翼，不觸及任何可能轉化為意識形態爭端的話題。他打聽茨維來自哪個國家，當聽說他來自羅馬尼亞時，父親的眼睛一亮，還講起了羅馬尼亞語，由於某種原因，茨維難以聽懂父親的說話方式。接著他話鋒一轉，談沿海平原的美麗風光，《聖經》時代女先知胡爾達 ，以及聖殿中的胡勒大門，這個話題在他看來不會有產生異議的危險。但是告別茨維前，父親不禁問起他們覺得他的兒子在這裡待得怎麼樣。他是否設法使自己適應這裡？茨維·布德尼克對我是否適應胡爾達或怎樣適應胡爾達一點也不知道，說：「這是什麼話？很好嘛！」
父親回答說：
「我為此感謝你們大家。」
我們走出房間時，如某人去寄宿狗房接一隻小狗，他沒有照顧我的感受便對茨維說：「來的時候，他的狀況有點不好，現在顯得狀態極佳。」
我拖著他把整個胡爾達轉了個遍。我沒有費心詢問他是否需要休息，我沒有費心建議他洗個冷水澡，或者是問他上不上廁所，我像新兵訓練基地的軍士，催促我可憐的父親，他漲紅臉，氣喘吁吁，一直擦汗，從羊圈到雞場再到牛棚，再到木工房、鎖匠鋪，以及山頂上的橄欖油廠，我不住地向他解釋基布茲的準則、農業經濟、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基布茲對以色列取得軍事勝利做出的貢獻，一絲細節也沒有落下。一種報復性的、無法遏制的說教熱情驅使著我，我不讓他說一句話，斷然阻遏他想說話的嘗試，我不住地說啊說。
我從兒童之家住區，拖著只剩最後一絲氣力的他參觀老兵住區、衛生所和教室，直至最後來到文化館和圖書館，我們在那裡找到圖書管理員謝夫特爾，他的女兒尼莉幾年後成了我的妻子。心地善良、面帶微笑的謝夫特爾正身穿藍色工作服坐在那裡，低聲哼唱一支哈西德派猶太人的歌，正用兩根手指往一張蠟紙上打著什麼東西。如同一條奄奄一息的魚在最後一刻被投入水中，在酷熱與塵埃中上氣不接下氣並被糞肥氣味嗆得透不過氣的父親，振奮起來，看到書和圖書管理員一下子讓他復活了，他開始高談闊論。
兩個未來的親家，大約聊了十來分鐘圖書管理員的行話，而後謝夫特爾非常靦腆，父親離開他，開始觀看圖書館的陳設，它的每一個角落與縫隙，像一個警惕的武官用專業性的眼睛觀察外國軍隊演習。
接著我和父親又四處走了走。我們在漢卡和奧伊扎爾·胡爾戴家裡喝咖啡吃蛋糕，是這家人主動收養了我。父親在此全面展示了他在波蘭文學方面的造詣，他審視了一下書架後，甚至用波蘭語和他們活躍地交談起來，他引用朱立安·杜維姆的詩歌，漢卡引用斯沃瓦茨基，他提到密茨凱維奇，他們則用伊瓦什凱維奇呼應，他提到萊蒙特的名字，他們則以維斯皮安斯基應和。父親在和基布茲人交談時就像在踮著腳尖走路，好像非常小心翼翼，以免踩到什麼可怕的東西後果不堪設想。他對他們說話時溫文爾雅，彷彿他把他們的社會主義視為一種無可救藥的疾病，不幸患有這種疾病的人沒有意識到病症究竟有多麼嚴重，而他，從外面來的訪客，發現並了解了它，不得不小心翼翼，以免說漏了嘴，使其意識到其境況的嚴重性。
於是，他小心翼翼，對所看見的一切表示欽佩，流露出彬彬有禮的興趣，問些問題（「莊稼長得怎麼樣？」「牲畜養得好嗎？」），一再重複他的欽佩。他沒有賣弄自己的學識把他們壓倒，也沒有使用雙關語，他控制住了自己，也許他怕傷害我。
但是夜幕即將降臨之際，父親的情緒低落下來，彷彿妙語突然用盡，趣聞軼事之泉已經枯乾。他問是否可以一起坐到文化館後面的背陰長椅上，等著看落日。太陽開始落山時，他不再說話，我們默不作聲並肩坐在那裡。我把已自豪地長出一層金色絨毛的古銅色前臂放在椅背上，旁邊是他那長著黑毛的蒼白手臂。這一次，父親沒有叫我殿下或者閣下，他甚至在行動上也好像不為消除任何沉默負責。他顯得那麼笨拙，黯然神傷，我差點去摸他的肩膀，但是我沒有。我以為他試圖對我說些什麼，說些重要甚至緊急的事情，但是他開不了口。我有生以來，父親似乎第一次怕我。我原本願意幫他，甚至代他開口說話，但是我也像他一樣受到阻礙。最後他突然說：「那麼這樣。」
我重複著他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