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尤其通過改姓的方式來滅掉他。許多年來，我父親生活在享有「世界聲名」的伯伯的巨大陰影下。（我父親在提到世界聲名時聲音里懷著虔誠的寧靜。）許多年來，耶胡達·阿里耶·克勞斯納夢想著追隨約瑟夫·格達爾雅胡·克勞斯納教授的腳步，克勞斯納著有《拿撒勒的耶穌》、《從耶穌到保羅》、《第二聖殿時期的歷史》、《希伯來文學史》和《當民族為自由而戰》。我父親在內心深處，甚至夢想有朝一日繼承無子嗣教授的位子。因此他學的外語並不比伯伯掌握的外語少，因此他夜晚蜷縮在桌子旁邊，周圍堆起一堆堆小卡片。當他某天開始對做一位名教授感到絕望時，他開始在內心深處祈禱把火炬傳給我，他會在那裡觀看。
我父親有時開玩笑地把自己比作無關緊要的門德爾松，銀行家亞伯拉罕·門德爾松，其命運就是充當著名的哲學家摩西·門德爾松和偉大的作曲家費里克斯·門德爾松-巴托爾迪的父親。（「首先我是我父親的兒子，接著我成為兒子的父親。」亞伯拉罕·門德爾松曾經自嘲地說。）
儘管是在開玩笑，儘管他正出於某種發育不良的慈愛情感拿我打趣，但父親從我很小時候起就叫我「殿下」、「閣下」。只有很多年以後，在他去世的那天夜裡，我突然意識到，在這一固定的、使人不快甚至令人惱怒的玩笑背後，隱藏著他自己失望的野心，不得不含悲甘於平庸，把願望隱藏起來，委託我以他的名義去實現某種使命，一旦時機成熟，實現已經離他而去的目的。
我母親，在孤獨與陰鬱中，給我講光怪陸離的事件、恐懼和幽靈，也許與寡婦奧斯給小培爾·金特在冬夜裡講的故事大同小異。我父親，以他特有的方式，做我母親奧斯的約翰·金特，培爾的父親，希望他成就「大業」。
「基布茲，」父親傷心地說，「也許並非不足掛齒的現象，但是它需要智商一般、身強體壯的體力勞動者。你現在已經知道，你無疑不一般。我不想對基布茲惡語中傷，因為基布茲在國家生活中擁有明顯優勢，但是你在那裡得不到發展。結果，恐怕我不能同意。無論如何。就這樣吧，商量完了。」
自母親去世，他一年左右後再婚以來，我和他幾乎只談論日常生活需要、政治、新科學發現或者倫理價值以及道德理論。（現在我們住進了一套新房，本梅蒙大街28號，在熱哈維亞區，他多年夢寐以求的耶路撒冷的一個地區。）青春期的我焦躁不安，他的再婚，他的情感，我的情感，我母親生命中的最後時光，她的死，她的缺失，這些話題我們從來不談論。我們有時會發生衝突，彬彬有禮，但相互之間充滿緊張的敵意，爭論比阿里克、拿破崙、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對我具有強烈的吸引力，而我父親將其視為「紅色流行病」，一次，我們就卡夫卡大吵了一頓。然而，多數情況下，我們的舉動就像同一屋檐下的兩個房客。衛生間沒有人了。我們需要人造黃油和衛生紙。你不覺得天有點涼了，要我開暖氣嗎？
每逢我在周末和節假日去特拉維夫看望母親的姐妹哈婭和索妮婭，或者去克里亞特莫茲金的外公家裡，父親給我車費，外加幾塊錢，「因此你用不著跟那邊任何人要錢了」，「別忘了告訴那邊什麼人，你不能吃油炸食品」。或者說「請記著問問那邊什麼人，他們是不是想要我把她抽屜里的東西放進一個信封，讓你下次帶過去」。
「她的」一詞掩蓋了對我母親的記憶，如同沒有碑文的紀念碑。「那邊任何人」或者「那邊什麼人」等詞表明他與母親的家庭割斷聯繫，那聯繫永遠沒有恢複。他們責怪他。母親在特拉維夫的姐妹們相信，他與其他女人的關係，給我母親的生活布下了一層陰雲。加上那些夜晚，他背對著她坐在書桌前，腦子裡只有他的研究和他的小卡片。這一指責令父親深為震驚，深深刺痛了他的心。對於我的特拉維夫和海法之行，他的態度就像阿拉伯國家在那個抵制拒絕的年代，對中立人士訪問以色列的態度：我們不能阻攔你，你想去哪兒就去哪兒，但是請不要當著我們的面提起那地方，你回來以後什麼也不要跟我們說。好壞都不要說。不要跟他們談起我們。我們不想聽，也沒興趣知道。總之，你要保證別讓你的護照上蓋上不受歡迎的印章。
我母親自殺後三個月，該為我舉行成人禮了。沒有舉行慶祝宴會。他們為應付此事，讓我安息日上午在塔赫凱莫尼猶太會堂念《托拉》，我嘟嘟囔囔讀上每周定期讀的內容。整個穆斯曼家族從特拉維夫和克里亞特莫茲金來到此地，但是他們待在猶太會堂的一個角落，盡量遠離克勞斯納家族。兩大陣營相互之間沒有說一句話，只有茨維和布瑪，我的姨父們，也許略微、幾乎不被察覺地點點頭。我像一個暈頭暈腦的小狗，在兩座軍營之間來回奔跑，盡量讓自己裝出快樂孩子的樣子，模仿父親沒完沒了地說話，父親始終憎恨沉默，為片刻沉默而責備自己，感到有責任驅逐沉默。
只有亞歷山大爺爺毫不猶豫地穿過鐵障，親吻我從海法來的外婆和我媽媽兩個姐妹的雙頰，採用俄國的方式，左右左，共三下，使勁把我摟在他的體側，高興地大叫：「咳，那什麼，一個迷人的孩子，不是嗎？一個挺不錯的孩子！而且非常有才華！非常非常有才華！非常！」
我父親再婚後，我的學習成績一落千丈，以致遭到開除學籍的警告。（我母親死後一年多，我被從塔赫凱莫尼轉到熱哈維亞中學。）我父親將此視為奇恥大辱，勃然大怒，想盡各種辦法懲罰我。逐漸，他開始覺察到，這是我發動的游擊戰爭形式，直到迫使他讓我到基布茲去，才會停止。他予以還擊：我每次走進廚房，他都會起身離去，不說一句話。但是一個星期五，父親超出常規陪我去雅法路中央的老埃格德公共汽車站。在我就要登上開往特拉維夫的汽車時，他突然說：「要是你願意，就問問他們對你想去基布茲有什麼看法。不用說，他們的看法不會約束我們，不會讓我們特別在意，但是這一次我不反對聽聽他們覺得這件事有沒有可能性。」
早在母親去世前，從她開始生病，甚至生病之前，我住在特拉維夫的姨媽就把我父親視為一個自私自利、也許有點專橫跋扈的男人。她們確信，自從她死後，我一直飽受他的奴役，在他的壓迫下痛苦呻吟，自從他再婚後，繼母也在虐待我。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就像故意惹我姨媽們生氣，在她們耳邊述說父親和他妻子的好處，他們如何全心全意地照顧我，盡其最大努力確保我什麼也不缺，姨媽們一個字也不聽，她們生氣，她們發火，彷彿我正在為阿卜杜拉·納賽爾及其政權大唱讚歌，或者是為阿拉伯游擊隊員辯護。我一開始大肆讚揚父親，她們二人就會讓我閉嘴。哈婭姨媽說：「夠了。請不要說了。你讓我心痛。他們好像給你好好洗過腦子了。」
索妮婭姨媽在這種時候不會譴責我，她只是一個勁兒地哭。
在她們審度的目光下，事實開始為自己說話：我看上去骨瘦如柴，面色蒼白，緊張不安，沒有清洗得乾乾淨淨。他們那邊一定是不管我，如果不是更糟。臉上的傷口是怎麼回事？他們沒給你看醫生嗎？這件破套頭衫，這是你唯一的行頭？他們上次給你買內褲是什麼時候？回去的路費呢？他們忘記給你了嗎？沒有？你為什麼這麼固執？你為什麼不讓我們給你兜里塞幾塊錢，為安全起見呢？
我一到達特拉維夫，姨媽們便撲向我度周末帶來的行李包，拿出襯衣、睡衣、襪子、內衣、備用手帕，無言地嘖嘖不已，判處這些東西要全部清洗，用開水燙，在陽台上徹底晾曬兩個小時，拚命熨燙，偶爾堅決予以毀滅，好像她們正在免除瘟疫之災，或者是把我所有的個人財產送去接受再審查。第一件事總是讓我去洗澡，第二件事是坐在陽台上曬半小時的太陽，你臉色煞白得像牆壁一樣，你吃串葡萄嗎？吃個蘋果？吃些生胡蘿蔔？然後我們去給你買些新內衣，或一件體面的襯衫，或一些襪子。她們都給我吃雞肝、鱈魚肝油、果汁和許多新鮮蔬菜，彷彿我直接從隔離區來到此地。
關於我想去基布茲的問題，哈婭姨媽立即宣稱：「當然可以。你應該和他們拉開點距離。在基布茲，你會長得又高又壯，你會慢慢地過上比較健康的生活。」
索妮婭姨媽摟住我的肩膀，傷心地建議說：
「到基布茲試試看，對。要是——但願不要這樣——你在那裡也不開心，只管搬來和我們一起住。」
九年級就要結束之際（熱哈維亞學校五年級），我突然放棄了童子軍，基本上不再去上學。我終日穿著內衣仰面躺在自己的房間，吞噬一本本書和一堆堆糖果，那時我除了糖果幾乎什麼也不吃。我那時已經戀愛，遏制著淚水，沒有絲毫機會，愛上了某位班花。不是像在書中讀到的年輕人那種又苦又甜的愛，書中描寫道，靈魂因愛情而痛苦，但仍然振奮，生機勃勃，而我彷彿遭到當頭一棒。更為糟糕的是，那一陣子，我的肉體貪得無厭，猥褻地在夜晚，甚至在白天，不停地折磨我。我想擺脫，永遠從肉體與靈魂這兩大敵人的束縛下解放出來。我想變成一片雲，變成月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