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將盡的那個秋天，媽媽的身體狀況愈加惡化。她又開始偏頭疼，失眠。她再次終日站在窗前，遍數天上的飛鳥流雲，她夜裡也坐在那裡，睜大眼睛。
我和父親分擔了全部家務。我揀蔬菜，他把蔬菜剁碎，做成精美的色拉。他切麵包，我在麵包片上撒上人造黃油、乳酪或人造黃油和果醬。我打掃並清洗地板，把所有東西的表面都打掃一遍，我父親倒垃圾，每隔兩三天就要買三分之一塊冰放進冰盒裡。我到雜貨店和蔬菜店買東西，而父親則負責去肉鋪和藥店。我們在廚房門上別張小卡片當成購物單，兩人都會填寫所需物品。物品購買後，再把此項內容從購物單上畫掉。每周六晚上，我們都開始填寫新購物單：西紅柿。黃瓜。洋蔥。土豆。蘿蔔。
麵包。雞蛋。乳酪。果醬。糖。
看看有沒有小柑橘，橙子何時上市。
火柴。油。蠟燭，以防停電。
洗滌液。肥皂。牙膏。
煤油。四十瓦燈泡。修理熨斗。電池。
浴缸龍頭的新墊圈。龍頭流水不暢，要修理。
酸奶。人造黃油。橄欖。
給媽媽買毛襪。
那時，我的字體越來越像父親的字體，因此幾乎不能分辨是誰寫的「煤油」，或者是誰加上「我們需要擦地布」。直到今天，我的筆跡也像父親的，筆力遒勁，不是總能看得清楚，但總是精力充沛，稜角分明，不像我媽媽冷靜、圓潤的梨狀字體，有些向後傾斜，好認，看著讓人愉快，運筆輕柔而訓練有素，每個字母都寫得到位，像她的牙齒分布均勻。
我和爸爸那時非常親近，像一對抬傷員攀登陡坡的擔架手。我們給她端來一杯水，讓她吃下兩個不同的醫生開的鎮靜葯。我們也用一張爸爸的小卡片記載這些，我們寫下每種葯的藥名和服用時間，她吃掉一顆，我們就打上鉤，她不想吃的就打叉。她多數情況下都很聽話，連感覺噁心時都吃藥。有時，她強迫自己給我們點微笑，那笑甚至比她蒼白的臉頰或出現在她眼下的半月形黑暈還要讓人難過，因為那微笑很空，彷彿與她沒有任何關聯。有時，她示意我們偎依著她，用始終如一的圓周運動來撫摸我們。她撫摸了我們很長時間，直至父親輕輕拿起她的手放在胸脯上。我也做同樣的動作。
每天晚上，晚飯時分，我和爸爸在廚房裡召開每日工作會議。我告訴他今天在學校里做了什麼，他則給我講述在國立圖書館上班時發生的事情，或者描述他給下一期《塔爾巴茨》或《梅促達》快要寫完的文章。
我們談論政治，談論國王阿卜杜拉遭暗殺，或談論貝京和本-古里安，我們像兩個平等的人。我心裡對這個心力交瘁的男人充滿了愛戴之情，他莊嚴地做出結論：「我們之間似乎存在著巨大的分歧。因此到目前為止，我們得求同存異。」
接下來我們會談論家務事。我們會在父親的小卡片上匆匆寫下還需要什麼，把已經辦理的事情畫掉。父親有時甚至會和我商量錢的問題：還有兩個月才付款呢，我們已經花了這麼這麼多。每天晚上他會問我寫作業的情況，我會把學校的作業單，還有已經寫完作業的練習本遞給他加以比較。有時，他會看看我做的功課，並做適當評價。對於每一學科，他了解得都比我的老師多。多數情況下他會說：「不必檢查你了。我知道對你，我可以絕對依靠，絕對信任。」
我聽到這些話時，心中湧起一陣秘密的自豪與感激，有時也會油然產生一陣憐憫。
是對他，而不是對媽媽。那時我一點也不憐恤她，她只知道沒完沒了地讓你每天履行責任，提各種要求，並且是難堪與恥辱之源，因為我有時得向朋友解釋，他們為什麼從來不能來我們家串門，我得回答雜貨店裡鄰居們可愛的拷問，為什麼他們總看不見她，她怎麼了。即使對叔叔阿姨們，即使對爺爺奶奶，我和爸爸也不會把整個事實和盤托出，我們輕描淡寫。我們說，她感冒了，即便她沒有感冒。我們說，偏頭疼。我們說，對夜晚特別敏感。有時我們說，她也太累了。我們努力說出真相，但不是整個真相。
我們不知道整個真相。但我們又確實知道，即使沒有相互串通，我們誰也沒有向任何人透露我們二人所了解的一切；我們只讓外界知道一些事實。我們二人從來沒有商量她的狀況。我們只談論明天該做的事情，談論日常生活瑣事，談論家裡需要什麼。我們從來沒有談到她有什麼不適，只是父親在沒完沒了地重複：「那些醫生，他們什麼也不懂，一點不懂。」在她去世後，我們也不談論。從母親去世那天起到父親去世，二十年間，我們一次也沒有說起過她。隻字未提。彷彿她從來沒有生活過，彷彿她的人生只是經審查從蘇聯百科全書里撕去的一頁。或者，我彷彿雅典娜，直接從宙斯的頭顱里降生；我是某種倒生的耶穌，從一個童貞男子看不見的精神中托生出來。每天早晨，天將破曉之時，院里石榴樹枝頭的鳥兒把我喚醒，她用貝多芬《致愛麗絲》的最初五個音符來迎接白日的到來：「啼——嗒——嘀——嗒——嘀！」接著，更為激動：「啼——嗒——嘀——嗒——嘀！」躺在毯子下面的我，深情地將其完成：「嗒——嘀——嗒——嗒！」我在心中，把鳥兒叫作愛麗絲。
我那時為父親難受。彷彿他是倒下去的受難者，本身沒有過錯，卻遭受某種曠日持久的傷害，好像我媽媽在故意虐待他。他非常勞累，傷心，即使他像平時一樣總是在興高采烈地談天說地。他一向憎恨沉默，並為出現的任何沉默譴責自己。他那雙眼睛，像母親的眼睛，下面有半月形的黑暈。
有時，他白天得在上班時離開，帶她去做檢查。那幾個月他們什麼都檢查過：她的心臟、肺部和腦電波，消化、激素、神經、婦科病和循環系統。沒有效果。他不吝花錢，請過各種各樣的大夫，帶她去看私人醫生；他甚至不得不從父母那裡借些錢，儘管他憎恨借債，討厭他母親施羅密特奶奶的方式——喜歡「插手」，為他修理婚姻生活。
我爸爸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來，收拾廚房，整理已經洗好的衣服，榨水果汁，給我和媽媽端來溫果汁，想讓我們強健起來。上班前，他也設法草草回覆編輯和學者們的來信，接著，他沖向公共汽車站，破損不堪的箱子里裝著好幾個疊好的購物袋，準時到塔拉桑塔樓上班，在「獨立戰爭」期間，坐落於守望山上的大學被與城市其他部分隔離開來，國家圖書館報刊部就搬到了塔拉桑塔。
他五點鐘會回到家裡，路上已經在肉鋪、電器商店或藥店逗留，徑直進門看看媽媽是否感覺好些，希望他不在家時她會睡上一會兒。他會用小勺喂她吃下一點土豆泥或米粥，我和爸爸不管怎麼樣都會熬粥了。接著，他把門反鎖上，幫她換衣服，盡量和她說話。他甚至可以試著說說從報紙上看到或從圖書館裡聽來的笑話，逗她開心。天黑之前，他會急急忙忙再次出門去商店，挑選各種東西，馬不停蹄，仔細閱讀一些新葯的說明書，甚至顧不上坐一會兒，試圖吸引媽媽聊聊未來巴爾幹的局勢。
接著，他會來到我的房間，幫我換床單，或在我的衣櫃里放上樟腦球，因為快過冬了，與此同時低聲哼唱一些令人多愁善感的情歌，遺憾的是跑調了，要麼就是試圖把我拉進關於巴爾幹未來的爭論。
天擦黑之際，莉蘭卡-莉莉亞阿姨，莉亞·卡利什-巴-薩姆哈——母親最好的朋友會來看望我們，莉蘭卡阿姨也是羅夫諾小鎮人，和媽媽是塔勒布特的同班同學，撰寫過兩部兒童心理學著作。
莉莉亞阿姨帶來一些水果和李子蛋糕。父親端上茶和餅乾，還有她的李子蛋糕，而我則把水果洗乾淨，連同小碟和刀子一同端上來，而後我們讓她倆單獨談話。莉莉亞阿姨和我媽媽一起待上一兩個小時，當她出現在我們面前時，眼睛紅紅的，而我媽媽卻像平時一樣冷靜安詳。爸爸克制住了對這個女人的極端厭惡之情，禮貌地邀請她共進晚餐。幹嗎不給我們機會寵寵你呢？范妮婭也會高興的。但是她總是不好意思地表示歉意，彷彿是在讓她參加某種不體面的行動。她不想妨礙我們，但願此事不要發生，然而不管怎麼說還是希望她到家裡來，很快他們就會為她憂心忡忡。
有時，爺爺奶奶也會來，從穿著上看好像赴舞會。奶奶穿著高跟鞋，黑絲絨長裙，戴著白項鏈，先到廚房巡視一番，而後坐到媽媽身邊。接著她便檢查一包包藥片和小藥瓶，把父親抓過來，看看他的領口，當檢查過我的手指甲後，她厭惡地皺起眉頭。她決定做出傷感的評論，現在的醫學已能夠查出大部分病症，只要病原是來自肉體，不是來自精神。與此同時，亞歷山大爺爺總是像一隻興高采烈的幼犬一樣迷人躁動，吻吻我媽媽的手，稱讚她的美麗：「即使生病也漂亮，痊癒後會更加漂亮，明天，即使不是今晚。嘿，怎麼啦！你已經像花一樣了。非常迷人！真可愛！」
我父親仍然固執地堅持要我每天晚上九點準時關燈。他悄悄走進另一個房間——起居室、書房兼卧室，在我母親肩膀上加一條披肩，因為已然秋天，夜晚正在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