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夜間談話過去了幾年，梅納赫姆·貝京及其黨羽在愛迪生禮堂失去我已經七八年之久，我與大衛·本-古里安見了面。那些年裡，他是政府總理兼國防部長，但許多人把他視為「那個時代的偉人」，以色列國開國元勛，「獨立戰爭」和「西奈戰爭」中的大贏家。敵人恨他，嘲弄圍繞他所進行的個人崇拜，而崇拜者已經將其視為「民族之父」，是奇蹟般地將大衛王、猶大·馬加比、喬治·華盛頓、加里波第、猶太人中的丘吉爾乃至上帝的彌賽亞等雲集一身的人物。
本-古里安不僅把自己當成政治家，而且，也許主要，當成富有獨創性的思想家和精神導師。他自學希臘語，為的是能夠閱讀柏拉圖的原著，涉獵黑格爾和馬克思學說，對佛教和遠東思想感興趣，深入研究斯賓諾莎學說，以至於把自己當成了一個斯賓諾莎主義者。（已經當上以色列總理的本-古里安，每逢橫掃牛津那些不錯的書店尋找哲學書時，都於讓頭腦敏銳的哲學家以賽亞·伯林相伴。有一次伯林對我說：「本-古里安煞費苦心，把自己描繪成一個知識分子。這依據的是兩個錯誤，他首先錯誤地相信海姆·魏茲曼是知識分子；其次，他還錯誤地相信傑伯廷斯基是知識分子。」以賽亞·伯林就是用這種方式，用一顆聰明的石子，無情地擊中三隻飛鳥。）
本-古里安總理時不時在《達瓦爾》周末增刊上就哲學問題發表冗長的理論性反思。1961年1月，有一次，他發表一篇評論，說明不可能實現人類平等，儘管他們可以達到一定程度的博愛。
鑒於我本人捍衛的是基布茲價值，我就給《達瓦爾》撰寫了一個小小的回覆，帶著應有的謙恭與尊重，指出本-古里安先生大錯特錯了。 我的文章發表時，在基布茲胡爾達引發眾怒。基布茲成員對我的出言不遜大光其火：「你膽敢不同意本-古里安的說法？」
然而，僅僅過了四天，天堂之門向我敞開：民族之父從高處下來，俯就發表一篇謙恭有禮洋洋洒洒的回覆文章，佔據了報紙的幾個顯著欄目，為「那個時代的偉人」進行辯護，抨擊社會渣滓。
同一撥基布茲人，就在兩天前他們想送我去接受某種再教育，因為我出言不遜，現在卻高興得神采飛揚，忙不迭地和我握手，要麼就拍拍我的後背：「呢個，你成了！你流芳百世了！你的英名有朝一日會出現在本-古里安文集的索引里！胡爾達基布茲的名字也會出現在那裡，謝謝你！」
但是，奇蹟時代剛剛拉開序幕。
一兩天後，又打來了電話。
那電話沒有打給我——我們的小房間尚無電話——電話打到了基布茲辦公室。貝拉·皮，一個基布茲老成員那時碰巧在辦公室，她跑來找我，蒼白顫抖，就像一張紙，哆哆嗦嗦，就像剛剛看見眾神的四輪馬車被火舌包圍，她告訴我，就像在頒布臨終遺言：總——理和國防——部長召我明天早晨晉見，六點半整，在特拉維夫國防部長辦公室，與總——理和國防——部長進行私人會晤，應本-古里安個人邀請。她在說總——理和國防——部長時，好像在說「當稱頌的神」。
現在該輪到我蒼白了。首先，我仍然穿著軍裝，我是一個正規軍人，軍隊里的陸軍上士，我險些害怕自己違反了某些規章制度，在報紙專欄上與我的最高統帥進行意識形態爭論。其次，除笨重的鉚釘軍靴，我就沒有一雙鞋，我怎麼去見總——理和國防——部長呢？穿拖鞋嗎？再次，我根本就無法在早晨六點半趕到特拉維夫，胡爾達基布茲的頭班車要等到七點鐘才發車，直到八點半才能趕到中心汽車站。
於是我徹夜默默地祈禱降臨災難：戰爭、地震、心臟病發作——無論是他還是我，都沒關係。
四點半，我第三次擦拭我的鉚釘軍靴，穿上鞋子，牢牢繫緊鞋帶。我穿著熨得平平整整的便裝，卡其布長褲，白襯衣，套頭衫和風衣。我出門走上主路想搭車，竟然奇蹟般地搭成了，暈暈乎乎，來到了國防部長辦公室。它不在駭人聽聞、天線林立的國防部大樓里，而是在背後的一個院落里，在一個風光迷人具有田園情調的巴伐利亞式兩層小樓里，小樓紅瓦墁頂，爬滿了青藤，它由一個德國聖殿騎士在19世紀建成，那個聖殿騎士在雅法北部的沙地上建立起一個寧靜的農業聚居區，最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際被英國人驅逐出境。
風度翩翩的秘書未曾注意到我的身子在抖動，嗓子眼卡住了；他簡要向我布置任務，帶著某種近乎親切的熱情，好像和我一起背著隔壁房間里的神明，在策劃著什麼。
「老人，」他開始使用充滿深情的昵稱，從本-古里安五十多歲起人們一般就這麼稱呼他，「你知道，怎麼說呢，這些天熱衷於長篇哲學對話。但是，他的時間，我相信你可以想像，如同金粉一樣。他實際上還在自己處理所有的國事，從戰爭準備到與大國的關係再到郵局工人罷工。你呢，當然過二十分鐘就要借故退出，這樣我們可以搶救一下今天的日程安排。」
在這個世界上，我最想做的莫過於「巧妙退出」了，不是二十分鐘以後，而是馬上，立即。一想到上帝自己就在這裡，是他本人，就在灰門後邊，再過一分鐘我就在他的掌控之下，敬畏與恐懼讓我險些昏厥。
秘書真是別無選擇，只得輕輕從身後把我推進最為神聖的所在。
身後的門關上了，我站在那裡一言不發，背靠著剛從那裡走進來的那扇門，雙膝發抖。大衛王的辦公室非常普通，幾乎沒什麼傢具，比我們在基布茲住的簡易房大不了多少，對面是個窗子，拉著有鄉村氣息的窗帘，給燈光補充了些許日光，窗子兩旁分別放有金屬文件櫃。房間中央是一張玻璃面的大書桌，幾乎佔據了房間的四分之一。書桌上放有三四摞書、雜誌和報紙，各式文件與文件夾，有的打開，有的合上。書桌兩旁，放著兩把帶有官僚氣的灰色金屬椅，那些年你在任何管理部門或軍事辦公室都可以看到這種椅子，椅子下面始終刻有「以色列國有資產」的字樣。房間里再沒有別的椅子。一張囊括整個地中海流域和中東地區、從直布羅陀海峽到波斯灣的巨幅地圖佔據了整整一面牆，從上到下，從一個角落到另一個角落，只有郵票般大小的以色列下面，畫了一條粗線。另一面牆放著三個書架，滿滿當當排著書，好像有人會突然在這裡患上急性讀書狂熱症，刻不容緩。
在這間斯巴達式的屋子裡，一個人邁著小碎步迅速踱來踱去，他雙手背在身後，眼睛盯著地板，大腦袋前伸，彷彿要撞什麼東西似的。這個人看上去和本-古里安一模一樣，但是又無論如何也成不了真正的本-古里安。那時，以色列的每個孩子，即使是幼兒園小孩在睡夢中都知道本-古里安的樣子，但因為那時還沒有電視，顯然在我看來，民族之父該是個頭頂雲天的巨人，可是這位冒名頂替者又矮又胖，身高不到五英尺三。
我大驚失色，幾乎有些不快。
然而，在讓人感到宛如無窮無盡的兩三分鐘持續不斷的沉默里，我還是誠惶誠恐地背靠著門，盡情飽覽這一身材壯實有力的小個子男人那怪異、易受催眠的儀錶，介于堅韌不拔的山村老爺爺和精力旺盛的古代侏儒，他躁動不安、倒背著手不住地來回走動，腦袋前伸，像個攻城槌，陷入沉思，孤高超然，並不勞神做出一絲暗示，說明他意識到某人，某物，一粒浮塵，突然降臨到他的辦公室。大衛·本-古里安那時大約七十五歲，我只有二十歲。
在他圓形露天競技場般的禿頂周圍，散落著先知般亂蓬蓬的銀髮，巨大的額頭下面是兩道亂蓬蓬的灰色濃眉，濃眉下是一雙敏銳的灰藍色眼睛，明察秋毫。他長著寬大粗糙的鼻子，一個不知羞恥的醜陋鼻子，一個色迷迷的鼻子，似反猶主義漫畫中的形象。他的嘴唇薄而冷漠，而下巴卻像一個古代水手那樣突出而桀驁不遜。他的皮膚如同生肉一般粗糙紅潤，短脖子下的肩膀寬大有力，胸脯寬闊，敞開的襯衣領口上露出手掌寬的毛茸茸前胸。他恬不知恥凸出的肚子，像海豚的隆峰，似乎顯得很堅硬，彷彿混凝土壘就，但令我困惑的是，所有這些奇景竟以兩條侏儒般的粗腿作結，如果不是褻瀆上帝，可以說那雙腿有些滑稽可笑了。
我盡量慢慢喘氣。我肯定是嫉妒卡夫卡《變形記》中的戈里高利了，他自己縮成了一隻甲蟲。血液從手腳涌流到肝臟。
我們每天在收音機，甚至在夢中聽到的富有穿透力的硬邦邦的聲音首先打破了沉寂。全能的人氣哼哼地看了我一眼，說：「怎麼！你為什麼不坐下！坐！」
我迅速坐在書桌旁的椅子上，對著書桌，筆直地坐著，但只是坐在椅子邊，不可能朝後倚了。
沉默。民族之父繼續來回踱步，步履又碎又快，像囚禁起來的雄獅，或者是萬萬不可遲到的人。過了無窮無盡長時間，他突然說：「斯賓諾莎！」
他停住說話。他走到窗戶旁邊，突然轉過身來說：「你看過斯賓諾莎的東西嗎？看過，但是也許你並不理解？很少有人了解斯賓諾莎，很少。」
之後，他依舊在門窗之間來回走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