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塔赫凱莫尼學校讀三四年級時是個具有強烈民族主義熱情的孩子。我分期寫了一部歷史小說《猶大王國的終結》，還寫了幾首關於征服、關於民族輝煌的小詩，類似於亞歷山大爺爺的愛國主義詩篇，目的在於模仿弗拉基米爾·傑伯廷斯基的民族主義進行曲，如《貝塔進行曲》 ：「……拋灑你的熱血獻出你的靈魂！高擎熊熊火炬，平靜就像泥潭，我們為壯麗的事業而戰！」我也深受波蘭猶太游擊隊和隔離區起義之歌的影響：「……拋灑熱血又算哪般？英雄精神氣沖霄漢！」還有父親經常激動萬分聲音顫抖著給我讀的沙烏爾·車爾尼霍夫斯基的詩歌「……血與火的旋律！/登上高山，征服溪谷，不論你看到什麼——拿獲！」在所有詩歌中最令我振奮的就是《無名戰士》這首詩，作者是亞伯拉罕·斯特恩，化名亞伊爾，斯特恩幫的首領。我經常在晚上熄燈後獨自一人滿懷深情地在床上小聲背誦：「我們是無名戰士，要為自由而戰；四周籠罩著死亡陰霾，我們用生命從戎，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在血光映紅的歲月，在黑漆漆的絕望之夜，讓我們的旗幟在村莊和城鎮的上空飛揚，因為我們戰鬥捍衛的是正義之光！」
沸騰的熱血、土壤、烈火與鋼鐵令我陶醉。我一遍又一遍想像自己在戰場上英勇捐軀，我想像父母滿懷憂傷與驕傲，與此同時，一點也不矛盾，在我英勇地戰死後，在淚眼汪汪享受過本-古里安、貝京和尤里·茲維發布的那激動人心的悼詞之後，在為自己傷心之後，在激動而哽咽地看到大理石雕像以及記憶中的讚美之詩後，我總是能夠從暫時的死亡中健康而堅實地崛起，沉浸在自我欣賞中，將自己升為以色列軍隊的總司令，指揮我的軍團在血與火中去解放敵人手中的一切，大流散中成長起來的缺乏陽剛之氣、雅各似的可憐蟲不敢將這一切奪回。
梅納赫姆·貝京，富有傳奇色彩的地下工作將領，在那時是我童年的主要偶像。甚至在這之前，在英國託管的最後一年，無名地下將領激起了我的想像。在我的腦海里，我看見他的形象披上了《聖經》的輝煌光暈，我想像他正待在朱迪亞沙漠的荒涼溝壑中的秘密司令部里，打著赤腳，扎著皮腰帶，就像先知以利亞站在卡麥爾山的山石中一樣熠熠生輝，他從偏僻的山洞裡，臉上露出年輕人的那股天真，發布命令。他長長的胳膊夜復一夜伸入到英國佔領軍的心臟，炸毀司令部和巨石障礙，衝破一道道防禦牆，轟炸彈藥庫，把滿腔憤怒傾瀉到敵人的大本營，在我父親編寫的傳單上，稱敵人為「盎格魯-納粹敵軍」、「亞瑪力」 、「背信棄義的阿爾比恩」。（我媽媽曾經說到英國人：「不管是不是亞瑪力，天曉得我們會不會很快就會懷念他們。」）
以色列國建立後，希伯來地下武裝的最高首領終於浮出水面，一天他的照片出現在了報紙上，下面署著他的名字：不是像阿里·本-參孫或者伊弗利亞胡·本-凱都米姆那樣的英雄，而是梅納赫姆·貝京。我大為震驚：梅納赫姆·貝京的名字或許適合澤弗奈亞大街上一個說意第緒語的零星服飾用品商，或者蓋烏拉大街上一個鑲著金牙製作假髮與緊身胸衣的人。而且，令我大失所望，我童年時代的英雄在登在報紙的照片上竟然顯得虛弱而瘦骨嶙峋，蒼白的臉上架著一副大眼鏡，只有鬍鬚表明他具有一種內在的力量，但是幾個月之後鬍鬚竟然不見了。貝京先生的形象、聲音、口音和發音並沒有令我聯想起《聖經》時期征服迦南地區的人或是猶大·馬加比，而是聯想到我在塔赫凱莫尼那些孱弱無力的老師們，他們也洋溢著民族主義激情和義憤，但是在其英雄主義的背後，時時會爆發忐忑不安的自以為是以及某種不易察覺的酸腐。
有那麼一天，由於梅納赫姆·貝京之故，我突然不願「獻出我的熱血與靈魂」，不願「為壯麗的事業而戰了」。我拋棄了「平靜就像泥潭」的觀點；過了一陣，我觀點大變。
每隔幾個星期，耶路撒冷有一半人會在星期六上午11點鐘聚集到耶路撒冷愛迪生禮堂，聆聽梅納赫姆·貝京先生在自由運動（西路特運動）集會上發表激情澎湃的演說。愛迪生禮堂當時是市裡最大的禮堂，正面貼著海報，宣布即將上演由福德豪斯·本-齊茲指揮的以色列歌劇。爺爺經常為這一特殊時刻穿上筆挺的黑西裝，繫上淺藍色的緞子領帶，胸前衣袋裡探出三角形的白手絹，像熱浪中飛舞的一片雪花。我們走進禮堂時，離開始還有半個小時，他舉起帽子朝四座打招呼，甚至朝他的朋友鞠躬。我走在爺爺旁邊，神情莊重，梳洗整齊，身穿白色襯衣，鞋子亮晶晶的，徑直走到第二排或第三排，那裡給亞歷山大爺爺那樣的人留著的貴賓席，他們是「民族軍事組織伊爾貢創建的自由運動」的耶路撒冷委員會成員。我們會坐在約瑟夫·約珥·里夫林和埃里亞胡·梅里達中間，或坐在以色列·希伯-埃里達德博士和哈奴赫·卡來先生中間，或者坐在《自由》報編輯以撒克·萊姆巴身邊。
大廳里始終坐滿伊爾貢的支持者，以及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梅納赫姆·貝京的崇拜對象，絕大多數是男人，我在塔赫凱莫尼許多同學的父親們都在裡面。但是有一條不易察覺的纖細分界線，大廳前三四排貴賓席留給一些傑出人士：知識分子、民族陣線鬥爭中的老兵、修正主義運動中的活躍分子、前伊爾貢首領，多數人來自波蘭、立陶宛、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其餘座位則坐滿了一群群西班牙裔猶太人、布哈拉人、葉門人、庫爾德人以及阿勒頗猶太人。這些情緒激動的人群充斥著走廊和通道，擠靠在牆壁上，擁滿了門廳和愛迪生大廳前面的廣場。在前排，他們談論民族主義革命，渴望取得輝煌的勝利，並引用尼采和馬志尼的話，但是主要是一副謙恭有禮的小資產階級神態：帽子、西裝領帶、禮儀以及某種華而不實的沙龍程式，即使在那時，在50年代初期，這種程式已經散發出某種黴菌和樟腦球的氣息。
在這個內部圈子之外卻是激情澎湃信仰者構成的汪洋大海，一個由商人、小店主、工人組成的忠實人群，其中許多人頭戴小帽，直接從猶太會堂趕來，傾聽他們的英雄，他們的領袖貝京先生講話，身穿破舊衣裳、工作勤勉的猶太人為理想主義震顫，他們熱心，脾氣火爆，易激動併產生共鳴。
在集會開始，他們高唱貝塔歌曲，在會議即將結束之際，他們唱運動進行曲和國歌《希望之歌》。講台上裝飾著一面面以色列國旗，掛有弗拉基米爾·傑伯廷斯基的一幅照片，齊刷刷的兩排貝塔青年身穿制服，打著黑領帶，令人矚目——我多麼希望長大一點後加入到他們的行列之中呢——富有感召力的標語，比如說「約塔帕塔，馬薩達，貝塔！」，「耶路撒冷啊，假如我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以及「朱迪亞在血與火中倒下去，朱迪亞將在血與火中站起來！」
耶路撒冷支部委員做了幾個「熱身」演說之後，大家突然離開了講台。就連貝塔青年也走開了。愛迪生大廳陷入了深沉、虔誠的寧靜中，彷彿機翼發出靜靜的嗡嗡聲響。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視著空空蕩蕩的舞台，所有的心都在等待。這種期待中的沉寂持續了很長時間，突然講台背後有些動靜，絲絨簾幕拉開一條縫，一個身材矮小單薄的男人獨自優雅地走向麥克風，站在觀眾面前謙卑地低垂著頭，彷彿被自己的羞怯所左右。那種充滿敬畏的沉默大概持續了有幾秒鐘後，觀眾中才響起猶豫不決的掌聲，彷彿人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彷彿他們每次都會目瞪口呆地發現，貝京不是一個口中噴火的巨人，而是一個身材瘦小近乎脆弱的男人，但一旦他們開始鼓掌，來自後面的掌聲與喝彩聲很快就會變成激情澎湃的吼叫，這吼叫幾乎從始至終伴隨著貝京的演講。
這個人一動不動地站上兩秒鐘，低垂著頭，耷拉著肩膀，似乎在說：「這樣的榮譽讓我承受不起。」或者是：「我的靈魂在眾人厚愛之下屈服。」接著他伸出雙臂，似乎在向眾人祝福，羞怯地微笑，請他們安靜下來，像一個初出茅廬的怯場演員，猶猶豫豫地開始說話：「兄弟姐妹們，猶太同胞們，我們永遠的聖城——耶路撒冷的父老鄉親們，安息日快樂。」
他停下來，又突然平靜、傷感、近乎悲悼地說：「兄弟姐妹們，我們所熱愛的年輕國家現在正面臨艱難的歲月，極其艱難的歲月，令我們大家都感到可怕的歲月。」
逐漸，他克服了自己的傷感，集聚全部力量繼續，他仍然平靜，但是帶有控制力，彷彿在寧靜面紗的背後，潛伏著某種克制然而非常嚴肅的警告：「我們的敵人再次在黑暗中咬牙切齒，因為我們在戰場上使其遭受了可恥的失敗而圖謀報復我們。列強又在策劃邪惡事端。沒什麼新鮮的。人們世世代代起來反對我們，企圖將我們滅絕，但是我們，我的兄弟姐妹們，讓我們再次勇敢地面對他們。過去，我們不止一次而是多次抵抗他們，我們要滿懷勇氣與忠誠去抵抗他們，高昂著我們的頭。他們永遠，永遠也不會看到這個民族卑躬屈膝。永遠不會，直到最後一代人！」
在說「永不，永不」等詞時，他抬高聲音，那是發自內心的響亮吶喊，充滿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