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父母會帶我進城，也就是去喬治王大街或者本-耶胡達大街喝咖啡，那裡有三四家主要咖啡館很像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中歐城市裡的咖啡館。在這些咖啡館裡，客人可以隨意閱讀用長木條固定住的希伯來文和外文報，以及不同語言的周刊和月刊。外國人在黃銅和水晶枝形吊燈的光影里低聲絮語，青煙裊裊，有股異域情調，在那個世界裡，寧靜的書齋生活與伴侶生活平穩地前行。
裝扮入時的女士們，以及儀錶堂堂的紳士，坐在桌旁輕輕地說話。身穿雪白工作裝的男女侍者臂上搭著疊得整整齊齊的白茶巾，在桌間穿梭行走，給大家端上滾燙的咖啡，咖啡上漂著狀如純潔的鬈髮天使的摜奶油，加香精的小瓷壺錫蘭紅茶，酒心油酥點心，羊角麵包，奶油蘋果餡餅，裹上一層香草霜的巧克力蛋糕，冬天晚上喝的香料酒，小杯的白蘭地和櫻桃白蘭地。（在1949年和1950年，仍然只用代用咖啡，巧克力和奶油也許也是代用品。）
在這些咖啡館裡，我父母有時會碰到不同圈子的熟人，與他們平時交往的修娃娃或郵局職員圈子有天壤之別。我們在這裡跟重要的老相識交換意見，比如說普費弗曼先生，他是父親在圖書館報刊部的老闆，偶爾從特拉維夫到耶路撒冷執行公務的出版商耶胡沙·查扎克，與父母年齡相仿已開始在大學裡發展、大有可為的年輕語文學家和歷史學家，還有其他年輕學者，包括前途似乎已有保障的大學助教。有時父母會碰到一小群耶路撒冷作家，父親覺得認識他們是一種榮幸：多夫·吉姆西、施拉格·卡達里、伊扎克·申哈爾、耶胡達·亞阿里。而今，他們幾乎已經被人遺忘，甚至就連他們的許多讀者也離開了這個世界，但是那時，他們很有名，擁有廣泛的讀者。
父親會為這些會面做準備，洗頭，把皮鞋擦得像黑色大理石一樣閃閃發光，繫上他最喜歡的那條灰白條領帶，別上一枚銀色領帶夾，不止一次地向我解釋怎樣才能做到彬彬有禮，我有義務簡明扼要地回答問題，還有品位。有時，即使他在早晨已經刮過臉了，但在我們出門之前他還要刮一次。我媽媽為彰顯這一時刻，戴上她的珊瑚項鏈，完美地襯托出她的橄欖色皮膚，給她恬靜的美麗增添了幾分異國情調，有些像義大利人，或許像希臘人。
父親的敏銳與淵博給諸位名作家和學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深知，每當字典或參考書令之大失所望時，他們始終可以依靠他淵博的學識。但是比利用我父親及其學術專長更甚者，是他們對我母親能夠伴他而來而毫不掩飾地感到高興。她深邃而鼓舞人心的關注，促使他們樂此不疲地追尋語詞技藝。她沉思的神態，她突如其來的問話，她的目光，她的評論，會給正在討論的話題增添幾分珍貴的理解，使他們不住地說啊說，彷彿他們有點陶醉，談論他們的工作，他們那充滿創造性的鬥爭，他們的計畫以及他們的成就。有時，我媽媽會用一種截然相反的方式引用說話人自己的創作，暢談類似於托爾斯泰的思想，要麼就是在所談論的事情中識別出一種禁慾者（斯多葛派）的性質，要麼就是稍微歪著頭進行評論——在那一刻，她的聲音會呈現某種深色葡萄酒般的性能——這裡她的耳朵似乎在在座作家的創作中捕捉到了近似斯堪的納維亞人的音符，捕捉到漢姆孫或斯特林堡甚至史威登堡神秘主義創作的回聲。從此我母親會像從前一樣保持沉默，密切關注，像精確調試好音調的樂器。與此同時，他們如痴如醉慷慨地向她道出一切，也不管自己是不是這麼想的，為的是引起她的注意。
多年過去後，我偶然碰到了他們當中的一兩位，他們對我說，我母親是位非常迷人的女子，一個真正受到神靈啟迪的讀者，每位作家孤獨地在書房裡艱苦勞作時都夢幻著擁有這樣的讀者。她沒有留下自己的創作真是一件憾事，她過早的離世可能使我們失去了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而那時希伯來女性創作者屈指可數。
要是這些名人雅士在圖書館或街上碰到我的父親，他們會和他簡短聊聊教育部長迪努致大學校長們的書信，或是扎爾曼·施奈歐爾在年事已高之際想成為沃爾特·惠特曼，或克勞斯納教授退休後誰會接替他做系主任，而後他們會拍拍他的肩膀，眼睛放光，笑容可掬地說，請向你的太太致以溫馨的問候，一個真正出色的女人，那麼文雅而富有洞察力的女人！頗有藝術天賦！
他們深情地拍著他的肩膀，在內心深處卻嫉妒他擁有那樣一個妻子，不知她看上這個書獃子什麼了，即使他淵博、勤奮甚至相對來說，不是一個不微不足道的學者，但是在我們當中卻是個學究氣十足、完全沒有創造力的學者。
在咖啡館裡的這些談話中，我的角色別具一格。首先我得像個成年人一樣，彬彬有禮聰穎機靈地回答這些難題，比如說我多大了，在學校里上幾年級，我是不是集郵，有沒有剪貼簿，他們這些日子在地理課上教我們什麼了，希伯來語課上教什麼了，我是不是個好孩子，我讀過多夫·吉姆西的哪些作品（或者亞阿里、或者卡達里、或者愛文·扎哈夫、或者申哈爾的哪些作品），所有的老師我都喜歡嗎。偶爾也問：我開始對年輕女士感興趣了嗎？我長大以後會幹什麼——也做教授嗎？還是做個拓荒者？還是在以色列軍隊里當個陸軍元帥？（那時我在內心深處得出結論，作家們都有點虛假，甚至有點滑稽可笑。）
其次，我的任務是不許插嘴。
我不能讓人意識到我的存在。
他們在咖啡館裡每次至少聊上七個小時，在這無窮無盡的時間裡，我甚至比屋頂上發出輕輕聲響的電扇表現得更為安靜。
如果在陌生人面前沒有履行自己的義務，就要遭受懲罰：可能從放學後的那一刻就要待在家裡，連續兩個星期；或失去和朋友們玩耍的權利，或在接下來的二十天里不得在床上讀書。
連續一百個小時獨處會得大獎，獎勵一個冰激凌，甚至獎勵一根玉米棒。
他們幾乎不怎麼讓我吃冰激凌，因為它對嗓子有害，讓人著涼。至於玉米棒，街角有賣的，普萊默斯攜帶型汽化煤油爐上坐著開水鍋，一個鬍子邋遢的人從鍋里拿出熱呼呼香噴噴的煮玉米，用綠葉子給你包好，上面再撒些鹽，幾乎就不讓我吃玉米棒子，因為鬍子邋遢的人顯然不乾不淨，他的水裡也許都是細菌。「但是，要是殿下你今天在阿塔拉咖啡館裡的行為舉止無可挑剔，就讓你在回家的路上自由選擇：是冰激凌還是玉米棒，隨便你喜歡哪個。」
於是在咖啡館，父母和他的朋友們無休無止地談論政治、歷史、哲學和文學，談論教授們之間的權力鬥爭，編輯、出版商內部的錯綜複雜的關係，還有一些談話我聽不懂，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慢慢變成一個小間諜。
比如說，我研製了一個小小的秘密遊戲，可以玩上幾個小時，不用動，不用說，不用輔助道具，甚至不用鉛筆不用紙。我會看著咖啡館裡的陌生人，試圖從他們的衣著和手勢上，從他們看的報紙或是點的飲料上，猜出他們是誰，他們是哪裡人，他們是幹什麼的，他們來這裡之前幹了什麼，之後他們會到哪裡去。那邊那個女人剛剛悄悄笑了兩次——我試圖從她的表情上推斷出她在想些什麼。那個身材瘦削戴帽子的年輕人目不轉睛地盯著門口，每進來一個人都很失望，他在想些什麼？他苦等的那個人長什麼樣子？我豎起耳朵，從空中竊取隻言片語的談話。我斜倚身子窺探大家在讀什麼，觀察誰急急忙忙地離去，誰剛剛進來就座。
根據某種不確定的表面跡象，我為他們編織出錯綜複雜但激動人心的生活。比如，那個嘴唇流露出痛苦、連衣裙領口開得很低的女人，坐在角落裡的一張桌子旁邊，周圍濃煙繚繞，櫃檯後面牆上的掛鐘走了不到一個小時，她就站起來三次，進了女廁所，接著她又回來坐在已經空了的茶杯麵前，用棕色的煙嘴一根接一根地抽煙，偶爾瞟一眼皮膚黝黑、身穿西裝背心、坐在立式衣帽架附近的一張桌子的男子。一次她站起身，走向那個身穿西裝背心的男子，彎下腰，對他說了兩三個詞，而他只點頭稱是，現在她又坐在那裡抽煙去了。這裡面得有多少可能性啊！從這些碎片，我能夠編織出千變萬化令人眼花繚亂的情節與故事！也許她只是詢問，他看完報紙後能否把報紙拿給她看。
我的眼睛設法避開女人那碩大的胸脯側影，但無濟於事，當我閉上眼睛，它卻走近了我，我可以感覺到它的溫暖，它幾乎擁抱了我的臉龐。我的雙膝開始顫抖。女人正在苦等她的情人，他答應前來，但是卻忘記了，因此她坐在那裡如此絕望地一口接一口地吸煙，一杯又一杯喝著清咖啡，來減輕嗓子眼裡的苦痛。她一次又一次消失在廁所里，往臉上撲粉，掩飾淚痕。女招待給身穿西裝背心的男子端來一高腳杯甜酒，以驅散他的憂傷，因為他的妻子離他而去，投向一個年輕的情人。也許，此時此刻，那對情侶正駕馭某愛情之舟，沐浴在灑向大海的月光下，在船長操辦的舞會上跳貼面舞，愛迪生影院那令人魂牽夢縈的音樂隨風飄蕩伴他們起舞，駛向某個頂呱呱的勝地：聖莫里茲、聖馬利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