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晨，太陽升起前後，我習慣於出去察看沙漠里有什麼新情況。在阿拉德這裡，沙漠就始於我們那條路的盡頭。一陣晨風從東面以東山方向吹來，四處捲起一個個沙渦，沙渦奮力從地面上揚，但沒有成功。每個沙渦都在掙扎，慢慢失去了旋風狀，消失不見。山丘本身依舊隱藏在從死海飄來的霧氣中，灰濛濛的面紗掩映著冉冉升起的太陽和一片片高地，彷彿夏天已逝，秋天來臨了。但那是一個虛假的秋天：再過兩三個小時，這裡又將是又干又熱。如同前天，一個星期前，一個月之前。
與此同時，夜晚的涼意仍然沒有散去。浸潤著大量晨露的灰塵散發出愜意的氣息，與硫磺味、羊糞、鰭薊味以及熄滅的篝火發出的淡淡氣味混雜在了一起。自遠古以來，這就是以色列土地的氣味。我走進干河谷，繼續前行，沿著一條蜿蜒的小徑，走到懸崖邊上，從那裡可領略約三千米下、十五公里半開外的死海風光。東邊的山影倒映水中，賦予水一層古銅色彩。一道道刺眼的光線不時奮力衝破雲層，瞬間觸摸鹽海。鹽海立即報以令人炫目的光，彷彿水面下涌動著電暴。
到處是一道道不見人煙的石灰岩山坡，黑石散落其中。在這些石頭中，恰巧就在我對面山頂的地平線上，突然出現三頭黑山羊，一個從頭到腳一身黑的人影一動不動地站在當中。是個貝督因婦女？她身邊是不是有一條狗？轉眼之間他們都從山邊消失了，女人，山羊，還有那狗。灰濛濛的日光每移動一下都灑下了疑慮。與此同時，別的狗在遠處狂吠。再往前一點，一顆銹彈殼卧在路旁石頭當中。這裡怎麼會有這個東西？也許一天夜裡，一支走私的駝隊從西奈去往希伯倫山的南部，經過這裡時，一個走私犯把彈殼丟了，要麼就是不知這東西究竟有什麼用途，把它扔掉了。
現在你可以聽到沙漠是如此的靜謐。它不是風暴來臨之前的沉寂，也不是世界末日降臨之際的沉寂，而是只能覆蓋一個沉寂的沉寂，甚至更為深沉的沉寂。我在那裡站上三四分鐘，吸進沉寂，如同吸進氣味。接著我轉過身來。從干河谷里走回到大路邊，所有花園裡的狗都開始向我氣勢洶洶地狂叫，我為自己辯解。也許它們想像，我正在威脅著幫助沙漠侵略這座小城。
在第一座家庭花園第一棵樹的枝頭，整個麻雀議會正在吵吵嚷嚷，進行激烈的爭論，都在厲聲叫喊著打斷對方，它們似乎是在咆哮，而不是在唧唧喳喳，彷彿夜晚的離去和第一縷晨光乃是史無前例的發展，足以證明召開一次緊急會議是合理的。
路邊，一輛舊車正在啟動，發出一陣嘶啞的咳嗽，像個抽煙很兇的人。一個報童徒勞地試圖和一條毫不妥協的狗交友。一個皮膚黝黑、體格粗壯的鄰居，裸露的胸脯上長滿了濃密的灰毛，是個退休的上校，那結結實實的身體令我想起了鐵皮行李箱，他身穿運動短褲光著上身站在屋前澆玫瑰花圃。
「你的玫瑰花開得太漂亮了。早上好，施穆埃里維其先生。」
「早上有什麼特別好的事情嗎？」他質詢我說，「西蒙·佩雷斯 最終停止把整個國家出售給阿拉法特 了嗎？」
當我說有些人的看法截然相反時，他凄然地說：「看來一場大屠殺給我們留下的教訓還不夠。你真的把這場災難稱作和平嗎？你聽說過蘇台德、慕尼黑，或者張伯倫嗎？」
我對這一問題，確實擁有詳盡的理由做充分解釋，但是由於在這之前我在干河谷已經積累起默默的剋制，便說：「昨天晚上八點鐘有人在你家彈《月光奏鳴曲》。我正打那裡經過，甚至停下腳步聽了幾分鐘。是你女兒嗎？她彈得真美，轉告她。」
他把水管移向另一處苗圃，像個突然經不計名投票當選為班長的羞怯的學生那樣沖我微笑。「那不是我女兒，」他說，「女兒去布拉格了。是女兒的女兒，我的外孫女，丹尼埃拉。她在整個南部地區的青年人才競賽中獲得第三名。不過所有的人都一致認為第二名應該是她。她也寫得一手好詩。非常感傷。你有時間看看嗎？也許你可以給她一些鼓勵，或者甚至可以拿給報紙發表。要是你拿去，他們肯定會發表的。」
我答應施穆埃里維其先生，有機會一定讀丹尼埃拉寫的詩，很樂意，一定，幹嗎不讀，這不算什麼。
我在內心深處，把這一承諾當作我對促進和平進程所做的貢獻。我回到書房，手裡端著一杯咖啡，把報紙攤在沙發上，又在窗前站了十來分鐘。從新聞里聽到，一個十七歲的阿拉伯姑娘試圖在伯利恆外的哨卡刀捅以色列士兵，被一發子彈嚴重擊傷。現在晨光夾著灰濛濛的霧氣開始發亮，化作耀眼而堅定的蔚藍。
在我的窗前，有個小花園，幾株灌木，一棵攀緣植物和一棵半死不活的檸檬樹，我不知道它是死還是活，它的樹葉蒼白，軀幹彎曲，像某人正用力向後彎曲一隻胳膊。在希伯來語中，「彎曲」一詞恰巧以「艾因」和「擴夫」打頭，令我想起父親常說的話，任何以「艾因」和「擴夫」開頭的字母都表示某種不好的東西。「你要注意了，殿下，你自己名字的字頭縮寫，不管是否出於偶然，也是『艾因』和『擴夫』。」
今天我是不是應該給《最新消息報》寫篇文章，試著向施穆埃里維其先生解釋，撤出佔領地不會削弱以色列，實際上是鞏固以色列。不管在什麼地方，都沒完沒了地看到大屠殺、希特勒和慕尼黑，是個錯誤。
一次，在你覺得夜光永遠不會消失的一個漫長夏夜，我們二人身穿背心拖鞋坐在施穆埃里維其家花園的牆上。施穆埃里維其先生告訴我，他十二歲那年和父母一起被帶到馬伊丹內剋死亡營，他是唯一的生還者。他不想告訴我他是怎樣生還的。他答應下次什麼時候再告訴我。但是每一個下次，他選擇的卻是讓我睜開雙眼，這樣我便不應相信和平，我不應再幼稚下去，因此我必須堅定信念：他們的唯一目的是把我們殺光，他們所有的和平談判都是陷阱，要麼就是整個世界幫助他們釀造並把安眠藥水拿給我們，哄騙我們入睡。像那時一樣。
我決定放棄寫文章之念。書桌上還有本書的一個章節等著我去完成，它仍然是一堆寫就的草稿，皺皺巴巴的條子、塗抹得亂七八糟的半張半張紙頭。這一章寫的是「兒童王國」學校的伊莎貝拉·納哈里埃里老師和她的貓兵團。我得在那裡做些讓步，刪除一些描寫貓和收款人傑茨爾·納哈里埃里的事件。那些事件非常可笑，但是對故事進展沒有任何貢獻。貢獻？進展？我不知道什麼可以為故事進展做出貢獻，因為我還不知道故事究竟想去往何方，實際上不知道它為什麼需要貢獻，或者進展。
與此同時，十點鐘的新聞已經結束，我已經喝過第二杯咖啡，我依然盯著窗外。一隻翠綠的可愛小鳥從檸檬樹上偷偷看了我一陣，從枝頭到枝頭，來回雀躍，在光線斑駁的樹蔭里向我炫耀它靚麗的羽毛。它的頭近乎紫羅蘭色，脖子呈深色金屬藍，身穿精美的黃色西裝馬甲。歡迎歸來。今天早晨你來讓我記起什麼？記起納哈里埃里夫婦？記起比阿里克的詩歌《嫩枝落在牆頭打盹》？記起我媽媽經常在窗前一站就是幾個小時，手裡的茶已經冰涼，背對房間看著石榴樹叢？可是夠了。我必須回去工作了。現在我不得不去使用今朝朝日升起之前我在干河谷儲備下來的沉靜。
十一點鐘，我驅車進城去郵局、銀行、診所和文具店處理一些事宜。火辣辣的太陽炙烤著樹木稀疏、布滿灰塵的街道。沙漠上的日光已經白熱化，殘酷地使你的雙眼眯成兩條細縫。
在取款機前面排著幾個人，報攤前也排了幾個人。在特拉維夫，在 1950年或者1951年暑假，離哈婭姨媽和茨維姨父家不遠的本-耶胡達大街北頭，表哥伊戈爾指給我看大衛·本-古里安哥哥開的報亭，並告訴我任何人想和他，和這個本-古里安的哥哥說話，只管上前去說好了，他確實長得和本-古里安很像。你甚至可以問他問題。比如說，你好嗎，格里昂先生？巧克力華夫餅乾多少錢一塊，格里昂先生？馬上就要打仗了嗎，格里昂先生？只是不能問他的弟弟。就這樣。他只是不想被問及弟弟的情況。
我非常嫉妒特拉維夫人。在凱里姆亞伯拉罕，我們沒有任何名人，甚至沒有名人的兄弟在此。只有街名是些小先知：阿摩司大街，俄巴底亞大街，西番亞大街，哈該，薩迦利亞，那鴻，瑪拉基，約珥，哈巴谷，何西阿，彌迦和約拿 ，等等。
一個俄羅斯移民正站在阿拉德中心廣場的一角，腳下人行道上放著敞開的小提琴盒，等待收費。那旋律輕柔，辛酸，令人想起散落著小木屋的杉樹林、溪流和草地，使我不禁回憶起我和母親一起坐在我們那煙熏火燎的小廚房，揀濱豆或是剝豌豆時母親講的那些故事。
但阿拉德中心廣場這裡，沙漠日光趕走了幽靈，驅散了任何關於杉樹林和霧蒙蒙秋天的回憶。這個音樂家，他那顫動著的灰白頭髮，濃密的白鬍須，令我有些想起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也有點想起在守望山教過我母親哲學的施穆埃爾·雨果·伯格曼，實際上，我自己也於1961年跟他在吉瓦特拉姆校園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