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把自己未能實現的一切全放到了我肩上。當漢娜和米海爾在1950年冬日的一個晚上在塔拉桑塔學院的樓梯上初次相遇（見長篇小說《我的米海爾》），後來在耶路撒冷本-古里安大街的阿塔拉咖啡館裡再次見面，漢娜鼓勵性格靦腆的米海爾講講他自己，可是他卻向她談起了他那位鰥居的父親：父親對他寄予厚望。他不肯承認自己的兒子是個平庸的年輕人。比如，他常常誠惶誠恐地讀米海爾的地質學課作業，總使用「科學傑作」、「十分精確」等詞語加以評價。他父親最大的願望就是讓米海爾成為耶路撒冷的教授，因為他的祖父曾在格羅德諾的希伯來教育學院講授自然科學，人們對他祖父評價很高。米海爾的父親想，要是這一鏈條能夠一代代延續下去就好了。
「家庭不是把職業當作火炬的接力賽。」我說。
「但我不能對父親說這話。」米海爾說，「他是個多愁善感的人，使用希伯來詞語時就像人們對待易碎的名貴瓷器那樣小心翼翼。」
多少年來，父親沒有放棄希望：約瑟夫伯伯的衣缽終將落在他身上，倘若我能繼承家庭傳統成為一名學者，他會適時把衣缽傳給我。他所從事的枯燥無味的工作，使他只能夜間做研究，因此倘若衣缽傳給了他，也許他唯一的兒子能夠繼承。
在我看來，媽媽想讓我長大後，表達她無法表達的東西。
隨後幾年，他們不斷地提醒我，在咯咯輕笑與驕傲中提醒我，當著所有客人的面提醒我，在扎黑一家、魯德尼基一家、哈納尼一家、巴·伊茲哈爾一家以及阿布拉姆斯基一家面前，他們總是提醒我怎麼做，那時我只有五歲，兩個星期前才學會字母，我在父親的一張卡片背後用大寫字母寫上「作家阿摩司·克勞斯納」，別在我小房間的門上。
甚至在不知道怎樣讀書之前，我就知道怎樣做書。父親伏案工作，疲倦的頭在昏黃一片的檯燈光里來回晃動，緩慢而辛勤地朝桌上蜿蜒在兩堆書之間的山谷行進，從面前打開的一卷卷書中挑出各種細節，採摘出來，將其舉到燈下，檢查，分類，抄在小卡片上，然後把它們一一擺放到智力玩具里的恰當位置，就像穿一串項鏈，這時我悄悄進去，踮起腳尖站在父親身後。
實際上，我自己也像他一樣工作，像個鐘錶製造商或老派銀匠：一隻眼睛覷起，另一隻眼睛放在鐘錶製造商的放大鏡上，兩隻手指拿著一把精緻的鑷子，書桌上放著一些紙片，而不是卡片，我在上面寫下各種各樣的詞語，動詞、形容詞和副詞、一些拆分了的句子、慣用法和表達描寫的碎片，以及各種暫時性的組合。我時不時挑出其中一個顆粒，文本中的這些分子，用我的鑷子小心翼翼地夾到燈下，仔仔細細地檢查，翻過來掉過去，彎腰擦拭或磨光，再舉到燈下，再輕輕擦拭，接著彎下身子將其放到我正在編織的作品中。接著我從不同角度審視它，尚未完全滿意，我再次將其取出來，換上另外一個字，或是把它放到同一個句子里的另一個位置，接著再拿走，使它再精練一點，試圖再去安裝，也許角度有點不同，要麼就是對它進行重新調遣，也許放到句子後邊，要麼就是放在下個句子句首。要麼就是將它攔腰砍斷，使之自成一個獨詞句？
我站起身，在房間里走來走去，回到書桌邊，凝視片刻或更久，然後把整個句子都刪掉，或把整頁都撕去。我絕望地放棄，我大聲詛咒自己，詛咒整個寫作，整個語言，儘管如此，我還是坐下來，重新開始把一切組合起來。
創作一部小說，我曾經說，好似試圖搭起以東 山巒。或像用火柴棍來建造整個巴黎的樓群、廣場和林蔭大道，乃至街上的最後一條長椅。
倘若你寫八萬字的小說，你至少得做二十五萬次決定，不光是決定情節的提綱，誰生誰死，誰會陷於情網誰會背信棄義，誰會發跡誰會幹蠢事而出醜，人物的名字和面貌，習慣和職業，章節劃分，書的名稱（這些是最為簡單最為一般的決定），不光決定敘述什麼粉飾什麼，誰先誰後，什麼要詳細說明什麼間接提起（這也是相當一般的決定），而且你還要做數以千計較為細微的決定，比如，那一段倒數第三句話是寫「藍」還是「微藍」，或者該是「淡藍」？或者「天藍」？或者「品藍」？或者確實是「灰藍」？灰藍這個詞可不可以放到句首，還是只能放在句尾才可以出彩？或者放在句子中間？或者它只能用在由許多從句組成的複雜句中？或者最好只寫五個字「那晚的亮光」，不加任何色彩，不管是「灰藍」還是「略帶灰藍」還是其他什麼。
早自童年時代起，我就是曠日持久的徹底洗腦運動的犧牲品：約瑟夫伯伯在塔拉皮尤特大街的圖書神殿，父親在凱里姆亞伯拉罕大街我們住房裡的書籍緊身衣，媽媽的書籍避難所，亞歷山大爺爺的詩歌，鄰居扎黑先生的長篇小說，我父親的索引卡片和文字遊戲，甚至沙烏爾·車爾尼霍夫斯基帶有刺鼻氣息的擁抱，以及阿格農先生，他用無核葡萄乾投下了幾個陰影。
但是，實際情況是我暗地裡根本就不理會別在房間門上的卡片。有好幾年，我一直夢想長大成人，逃脫這些水泄不通的書，做個消防隊員：火與水，消防制服，英雄主義，閃閃發亮的銀色鋼盔，消防警笛呼嘯，姑娘們的目光，一閃一閃的消防警燈，街上的恐慌，紅色機車雷鳴般的猛攻，身後拖了一條恐怖的尾巴。
接著是雲梯，水管不住地延伸，火光映襯在紅色機車上，像噴涌而出的鮮血，最後，高潮來臨，一個姑娘或女人昏迷不醒被抬在勇武營救她的人的肩膀，犧牲自我忠於職守，燒焦的皮膚、睫毛和頭髮，地獄般令人窒息的濃煙，隨即便是讚揚，被救女子那一道道淚水的愛河滿懷傾慕與感激湧向你，那是最漂亮的人兒，是你用自己輕柔的手臂勇敢地把她從火焰中解救出來。
但是在大部分童年時期，我在臆想世界裡一遍遍地從熊熊燃燒的火爐里營救的人是誰，是誰在用愛回報我？也許這樣問話的方式並不對，不如問：在那個好幻想的愚蠢孩子狂妄自大的心裡究竟出現了何種不可思議的可怕預兆，暗示他，但不把結果顯示給他，向他發出信號，但在時間允許之時沒給他任何機會去解釋媽媽會在那個冬天的夜晚出事的模糊暗示。
我已經五歲了，一遍遍地把自己想像成一個沉著勇敢的消防隊員，全副武裝，頭戴鋼盔，勇敢地衝進熊熊燃燒的火焰，冒著生命危險把昏迷不醒的她從烈火中營救出來。（而他那軟弱無力巧於辭令的父親只會站在那裡發愣，無助地盯著火舌。）
這樣，他一邊在腦海里把新希伯來人在烈火中強悍起來的英雄主義（與父親規定給他的一模一樣）具體化，一邊急忙衝進去挽救她的生命，藉此，他把媽媽從父親的魔爪中永遠搶奪出來，用自己的羽翼庇護她。
但我從如此陰暗的思緒中，能否編織出連續幾年一直縈繞我心的這一俄狄浦斯式幻想？有可能是那個女人伊里娜、伊拉以某種方式，像遠方的煙味一樣，在我的想像世界裡滲透進消防隊員和被營救的女人的幻想？伊拉·斯提里茨卡婭，羅夫諾一個工程師的妻子，丈夫每天夜裡在打牌時把她輸掉。可憐的伊拉·斯提里茨卡婭，愛上了車夫的兒子安東，失去了自己的孩子，直至有一天她倒空一罐汽油把自己在瀝青紙圍成的簡易住所活活燒死。但是這一切發生在我出生前十五年，發生在我從未見過的國家裡。我媽媽肯定不會蠢到那種地步，向一個四五歲的孩子講這些吧？
父親不在家時，我坐在廚房裡撕濱豆，媽媽背對著我站在那裡理蔬菜，要麼就是榨橙汁，或就著廚房的操作台做肉丸，她會給我講述各種各樣怪異而嚇人的故事。小培爾，約翰留下的孤兒，拉斯馬斯·金特的孫子，一定像我一樣和他那窮困潦倒的寡母奧絲在風雪交加的漫長冬夜孤零零地坐在山上小屋裡，心中吸收並儲存著她那幾近荒唐的神秘故事，峽灣對岸的索里亞-莫里亞城堡，搶親，山妖大王宮殿里的巨怪，綠衣食屍鬼，鑄紐扣的人，眾小妖，女水妖，還有無所不在的可怕勃格。
廚房裡的牆壁熏得黑糊糊的，地板已經下陷，低矮窄仄如同單獨的囚室。爐旁放著兩個火柴盒，一個裝新火柴，一個裝舊火柴，為了經濟，我們通常點燃一個汽化煤油爐火頭後，再用舊火柴借火點燃另一個火頭。
媽媽講的故事也許怪異嚇人，但是非常令人著迷，裡面有洞穴、高塔、荒無人煙的村莊、懸在空中的斷橋。她的故事不是從開頭講起，也不是以大團圓的結局結束，而是在灰暗朦朧中閃爍不定，千迴百轉，剎那間從薄暮中現出，令你驚奇，令人脊樑顫抖，繼之，在你尚未來得及看出眼前是什麼時又消失在黑暗之中。她就是這樣講述阿里路耶夫老人的故事，講述塔尼赫卡和她三個丈夫、互相殺戮的鐵匠三兄弟的故事，講述一隻熊收養了一個死孩子的故事，講述山洞裡的幽靈愛上了砍柴人的妻子，或講述馬車夫尼基塔從死人堆里復活，迷惑並引誘殺人兇手的女兒。
她的短篇小說中儘是黑莓、藍莓、野莓、塊菌和蘑菇。在我尚未具備思想的幼年時代，媽媽就帶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