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嗜好崇高，而媽媽則沉醉於渴望與精神盡興。我父親熱切崇拜亞伯拉罕·林肯，崇拜路易士·巴斯德，還崇拜丘吉爾的演說，「鮮血、汗水和淚水」，「從來也不欠這麼多」，「我們在陸上和他們作戰」 。媽媽臉上露出拉海爾詩中所描繪的那種溫柔微笑，「我不向你歌唱我的土地，或用英雄主義壯舉來讚美你的盛名，只是腳踏實地……」我父親，站在廚房的洗滌槽旁，突然出其不意、激情澎湃地朗誦起車爾尼霍夫斯基的詩歌：「在這片土地上一代人將會崛起/將會打碎鐵鎖鏈/一雙雙明亮的眼！」有時也會朗誦傑伯廷斯基的詩：「……約塔帕塔 ，馬薩達/還有征服了的貝塔 /將會有力而輝煌地再度崛起！/啊，希伯來人——無論窮人，/奴隸，還是流浪者/你是天生的王子/頭戴大衛的王冠。」精氣神十足時，父親會用某種令死者膽寒的不堪入耳的聲音怒吼車爾尼霍夫斯基的詩句：「啊，我的國家，我的土地，山石覆蓋的高地！」直至媽媽提醒他住在旁邊的倫伯格或其他鄰居布赫夫斯基和羅森多夫兩對夫婦一定聽到了他的朗誦，正在笑他，父親才局促不安地停下來，好像偷糖吃似的露出不好意思的微笑。
至於我媽媽，她喜歡整個晚上坐在偽裝成沙發的床上，兩隻赤腳蜷在身下，低頭看膝蓋上的一本書，在屠格涅夫、契訶夫、伊瓦什凱維奇 、安德烈·莫洛亞和格涅辛故事中的秋日花園小徑上幾個小時流連忘返。
我父母在19世紀直接來到耶路撒冷。我父親在成長過程中主要接觸的是歌劇般的浪漫主義，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渴望戰爭的浪漫主義（民族初期，狂飆突進），其杏仁蛋白奶糖的頂端撒了一層粉末，像香檳飛濺，帶有某種尼采似的男子漢的瘋狂。而我媽媽卻靠其他浪漫主義準則生存，它帶有內省、憂鬱，又有點孤獨，沉湎於令人心碎、感情深切的棄兒的痛苦中，充滿了世紀末頹廢派藝術中那種朦朧的秋天氣息。
我們的居住區凱里姆亞伯拉罕，出沒著沿街叫賣的小販、店主、地位卑微的經紀人、賣小商品的，以及意第緒語主義者，出沒著拖著哭腔唱頌的虔敬派教徒，出沒著離開家園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及偏執的世界改革家，沒有人對這裡感到滿意。我們家總有一種搬到好一點的比較有文化的街區居住的夢想，比如說哈凱里姆區，或者克里亞特施莫埃拉區，倘若不是塔拉皮尤特或者拉哈維亞，不是馬上就搬，而是有朝一日，在將來，當具備了可能性，當我們有了一些積蓄，當孩子長大一點，當父親設法立足於學術界，當媽媽有了固定教職，當環境好轉，當國家有了進一步發展，當英國人已經離去，當建立了希伯來國家，當這裡的未來已經明朗，當情形最終對我們稍微容易一些時。
「那裡，在我們先祖居住過的土地上。」我父母年輕時經常這麼唱，當時她在羅夫諾，他在敖德薩和維爾納，像20世紀初數十年間東歐數以千計的年輕猶太復國主義者一樣，「那裡，在我們先祖居住過的土地上/我們所有希望終將實現/那裡我們生活我們創造/生活純粹而自由。」
但是所有希望指的是什麼？我父母想在這裡尋找的是怎樣一種「純粹而自由」的生活？
也許他們模模糊糊地認為，他們會在更新了的以色列土地上找到某種少點小資的猶太人的、多一點歐洲的現代的東西，某種少點殘酷的物質主義多點理想主義的東西，某些少點狂熱與易變多些安定與節制的東西。
我母親也許夢想在以色列土地上的一個鄉村學校過教師生活，邊讀書，邊創作，閑暇之際寫寫抒情詩，或寫感傷而多用典故的短篇小說。我想她希望和難於捉摸的藝術家建立某種平和的精神聯繫，某種推心置腹顯示真正心地的聯繫，這樣才能最終擺脫她母親那吵吵嚷嚷飛揚跋扈的束縛，逃離令人窒息的清教徒式的生活準則、可憐的個人品位以及可鄙的物質主義，在她所生活的地方這些東西顯然非常猖獗。
與之相對，我的父親從內心深處認為自己可成為耶路撒冷一位富有獨創性的學者，一位擁有希伯來複興精神的勇敢先驅，約瑟夫·克勞斯納教授當之無愧的繼承人，在光明之子反對黑暗勢力的文化軍旅中充當一名英勇的官員，是與漫長而輝煌的學者王朝相稱的後繼者，這一王朝始於沒有子嗣的克勞斯納，通過他視如己出的忠誠侄子得以延續。像他著名的伯伯，無疑在他的啟迪之下，我父親能夠用十六七種語言閱讀學術著作。他在維爾納和耶路撒冷大學讀書（後來甚至在倫敦撰寫博士論文。無論鄰里還是陌生人都將其稱作「博士先生」，而後，在年屆五旬之際，他終於擁有了真正的博士學位，而且是倫敦的博士），他還學習了基本上是自學古代史和現代史、文學史、希伯來語言學和總體語文學、《聖經》研究、猶太思想、考古學、中世紀文學、哲學、斯拉夫研究、文藝復興歷史和羅曼語研究。他具備資格，並準備成為一名助教，並繼續升到高級講師，最後做一名教授，做具有開創性的學者，最終，在每周六下午，真的坐到桌子正座，向由崇拜者和忠誠者組成的驚奇萬分的觀眾接連發表長篇大論，像他令人尊敬的伯伯一樣。
但是無人需要他，無人需要他的學術成就。於是這個特烈普列夫 只得靠在國家圖書館報刊部做圖書管理員來維持可憐的生計，夜間用餘力撰寫中篇小說史和文學史的其他題目，而他的海鷗在地下室的一套住房裡度日，做飯，洗衣服，清潔，烘烤，照看一個病懨懨的孩子，她不看小說時，就站在那裡凝視窗外，而她手中的茶已經變冷。只要有機會，她就教點家教課。
我是獨子，他們二人都把自己所有失望的負荷放在了我幼小的雙肩上。首先，我得好好吃飯，多睡覺，適度洗漱，以便長大後能夠改善機遇，實現父母年輕時候的願望。他們希望我甚至在沒到上學年齡時就學會了讀書寫字。他們相互爭吵，用甜言蜜語賄賂我讓我學習字母（沒有必要，因為字母令我神魂顛倒，自動找上門來）。我剛一開始讀書，那年我五歲，他們就都急不可待地向我提供既有品位又有養分的讀物，富含文化維生素。
他們經常與我談論一些話題，這些話題在其他家庭看來當然是兒童不宜的。媽媽喜歡給我講巫師、小精靈、食屍鬼、森林深處魔法小屋的故事，而且也認真地向我講述犯罪、各種各樣的情感、才華橫溢的藝術家的人生和痛苦、精神疾病以及動物的內心世界（「倘若你仔細觀察，你就會看出每個人都具有某種主要性格特徵，這種特徵使其與某種具體的動物，一隻貓、一頭熊、一隻狐狸或者一頭豬相像。人的形體特徵也顯示出與之最為接近的動物形體特徵。」）。與此同時，父親向我介紹了神秘的太陽系、血液循環、英國人的白皮書、進化、西奧多·赫茨爾及其驚人的人生經歷、堂吉訶德的冒險、書寫和印刷史、猶太復國主義準則（「在大流散中，猶太人生活艱辛，而在這裡，在以色列土地上仍非易事，但是不久將會建立希伯來國家，之後一切將會好轉，充滿生機與活力。整個世界將會認為猶太人在這裡創造了一切。」）。
我父母，還有我的祖父母，家裡多愁善感的朋友們、好心的鄰居們、穿著華麗俗氣的姑姑阿姨嬸子大媽們，緊緊地擁抱我，不斷因從我嘴裡蹦出的詞語而震驚不已：這個孩子這麼聰明絕頂，這麼有獨創性，這麼敏感，這麼特殊，這麼早熟，他這麼善於思考，他什麼都知道，他有藝術家的眼光。
而我呢，我對他們的震驚感到震驚，以至於最終對自己感到震驚。畢竟，他們是大人，換句話說是什麼都懂、永遠正確的造物，要是他們總說我聰明，那麼當然我一定是聰明的嘍。要是他們覺得我有意思，我則自然而然傾向於同意他們的說法。要是他們覺得我是個敏感、有創造性的孩子，還很什麼，還相當什麼（都用的是些洋文），還這麼有獨創性，這麼超前，這麼聰明，這麼合乎邏輯，這麼可愛，等等，那麼……
我在成人世界與既定價值面前，墨守成規，畢恭畢敬，我沒有兄弟姐妹，沒有朋友來抗衡周圍對我的個人崇拜，我別無選擇。只有謙卑而徹底地對成人對我做出的評價點頭稱是。
於是乎，出於無意識，我在四五歲時變成了一個小炫耀物，父母和其他大人在我身上投注了大量財產，並慷慨助長我的傲慢自大。
有時在冬天的晚上，我們三人習慣於在晚飯後圍坐在廚房飯桌旁聊天。我們說話聲音輕柔，因為廚房又小又窄，我們從來也不打斷對方的談話（父親認為這是進行任何談話的先決條件）。比如說，我們談論盲人或外星來客怎樣看待我們的世界。也許我們自己基本上就像盲外星人？我們談論中國和印度兒童，談論貝督因和阿拉伯農民兒童，隔離區里的兒童，非法移民兒童，以及基布茲兒童。基布茲里的兒童不屬於他們的父母，但是在我這個年齡，他們已經獨立過上集體生活，需要履行個人義務，輪流值日打掃房間，通過投票決定什麼時候關燈睡覺。
即使在白天，破廚房裡也點著昏黃的燈。晚上八點，或由於英國人實行宵禁，或僅僅出於習慣，外面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