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歲的范妮婭追隨大姐哈婭的腳步，1931年被送往布拉格的大學讀書，因為在波蘭，大學實際上是對猶太人關閉的。媽媽學習歷史和哲學。當時在波蘭鄰居、烏克蘭人和德國人、天主教和東正教派基督徒當中，反猶主義情緒逐漸高漲，她的父母，赫爾茨和伊塔像羅夫諾的所有猶太人一樣，見證了反猶主義、烏克蘭街頭惡棍的暴力行為，以及波蘭當局不斷增加的不公平標準，並深受其害。希特勒統治的德國大肆煽動對猶太人施行暴力與迫害，其迴響如遠方一陣隆隆的雷聲抵達羅夫諾。
外公的生意也發生了危機，30年代早期的通貨膨脹，委實在一夜之間使他失去所有的積蓄。索妮婭姨媽告訴我說：「爸爸給我的許多面值百萬、萬億的波蘭銀行鈔票，被我用來糊牆。他為我們三姐妹積攢十年的嫁妝在兩個月之間順陰溝流走了。」哈婭和范妮婭不久不得不因為錢而拋棄她們在布拉格的學業，她們父親的錢幾乎光了。
於是磨坊、都賓斯卡的住宅和果園、馬車、馬匹和雪橇，都在倉促中廉價賣掉。伊塔和赫爾茨·穆斯曼在1933年抵達巴勒斯坦時，幾乎身無分文。他們租了一間可憐的小棚屋，頂上蓋著瀝青紙。爸爸一直喜歡待在麵粉附近，設法在帕特麵包店裡找到了一份工作。後來，索妮婭姨媽對我回憶說，快五十歲時，他購買了一匹馬，一輛馬車，在海法港口附近運輸麵包，再後來運輸建築材料，聊以度日。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他，曬得黑黑的，一個沉思的男人，身穿工作服，一件灑滿汗水的灰背心，他目光羞怯，但藍眼睛裡閃爍著笑意，韁繩在手中悠閑自在，彷彿坐在墊在馬車上的木板上，他發現海法灣風光、卡麥爾山脈、煉油廠、遠方港口的起重機高桿以及工廠煙囪，具有某種迷人而有趣之處。
既然他不再是個富人，回到了無產者的行列中，他似乎恢複了青春活力。某種長期遏制著的快感似乎降臨到了他身上，其中閃爍著某種無政府主義的火花。正像立陶宛烏里金尼基的耶胡達·萊夫·克勞斯納，我祖父亞歷山大的父親一樣，我的外公納弗塔里·赫爾茨·穆斯曼喜歡車夫生活，喜歡漫長緩慢旅程中那孤獨平靜的節奏，喜歡觸摸著馬，聞嗅它身上刺鼻的氣味，喜歡馬廄、馬草、挽具、轅桿、燕麥袋、鞭繩和馬嚼子。
在父母移民到巴勒斯坦、姐姐們在布拉格讀書時，索妮婭還是個十六歲的小姑娘，在羅夫諾住了五年，直至她在隸屬於波蘭軍事醫院的護士學院取得了護士資格。她來到特拉維夫港口，而她的父母，她的姐姐和茨維·沙皮洛，哈婭「富有活力」的丈夫，正在那裡等她，那是在1938年結束前兩天。幾年後，她在特拉維夫嫁給了她在羅夫諾參加青年運動時的一位領導人，一個嚴格、迂腐、武斷的男人，名叫亞伯拉罕·金德爾伯格。布瑪。
1934年，比父母和大姐哈婭來到阿里茨土地大約晚一年，比小妹妹索妮婭早來四年，范妮婭也來到了這裡。認識她的人說，她在布拉格經歷了一場痛苦的戀愛，但他們無法告訴我詳細情況。當我訪問布拉格，連續幾個夜晚漫步在大學附近擁擠不堪的古老石板路街道時，我任思緒馳騁，編織著意象和故事。
媽媽到耶路撒冷一年左右，在守望山上的希伯來大學註冊，繼續學習歷史和哲學。四十八年後，顯然沒有外祖母年輕時學習什麼的概念，我女兒范妮婭決定在特拉維夫大學學習歷史和哲學。
我不知道母親在查爾斯大學中斷學業是否只因為父母的錢已經用光。30年代中期，充斥歐洲大街小巷、遍布大學校園的激烈仇視猶太人的情緒究竟怎樣迫使她去巴勒斯坦，抑或究竟何種情況使之在塔勒布特學校接受教育並成為猶太復國主義青年運動成員後來到這裡？她希望在這裡找到什麼，她找到了什麼，沒有找到什麼？對於一個在羅夫諾宅邸里長大，從布拉格哥特式的美麗中直接來到此地的人來說，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是什麼樣子？一個聽覺敏感的年輕女士，操一口從塔勒布特學校書本上學來的高雅希伯來語，對於語言學上的纖細韻律擁有敏銳的感受力，在她聽來，希伯來口語會是什麼樣子？我年輕的母親，對沙丘，對橘園中的電動抽水機，對岩石嶙峋的山坡，對現場考古旅行，對《聖經》遺迹和第二聖殿時期的遺迹，對報紙標題，對合作社的每日產品，對乾涸的河床，對熱浪，對高牆環繞的女修道院的圓頂，對陶罐里倒出的冰涼的清水，對響起手風琴和口琴音樂的文化之夜，對身穿卡其布短褲的合作社司機、說英語的聲音、國家統治者的語言、漆黑一片的果園、宣禮塔、運輸建築沙子的駱駝身上的駝鈴、希伯來警衛、基布茲里被太陽曬得黝黑的拓荒者、頭戴破帽子的建築工人，是什麼反應？對於展開暴風雨般爭論的夜晚、意識形態衝突以及求愛、星期六下午的遠足、黨派政治的熱情、各種地下組織及其同情人士的秘密陰謀、不時被胡狼嚎叫和遠方戰火打破寧靜的湛藍色夜晚，她是反感，還是被深深吸引？
等到我到了母親能夠為我講述她的童年、講述她早期到達這片土地上經歷的年齡，她的腦子已想著別處，對別的事情感興趣。她在床上給我講的故事裡，主人公儘是巨人、精靈、巫婆、農夫的妻子和磨坊主的女兒、森林深處的演員棚屋。她若是講述過去，講述她父母的住宅或是磨坊或者是潑婦普利馬，某種苦澀與絕望就會悄悄進入她的聲音中，那是某種充滿矛盾或含混不清的諷刺，某種壓抑著的嘲諷，某種對我來說太複雜或說太朦朧而無法捕捉的東西，某種挑釁和窘迫。
或者正因為如此，我不喜歡她講述這些事情，乞求她給我講些簡單的和我接近的故事，如馬特維水泵和他六個著魔的妻子，或者死去的騎馬人，但他的骨骼穿盔甲戴耀眼馬刺繼續穿越大陸和城市。
關於我媽媽抵達海法，她在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最初的日子，我幾乎一無所知。於是，我還是把你交給索妮婭姨媽，讓她講述她為何到此，怎樣到此，她希望找到什麼，又真正找到了什麼。
在塔勒布特學校，我們不僅學習讀寫和說一口漂亮的希伯來語——我後來的生活已經把它給毀了——而且學習《聖經》與《密西拿》和中世紀希伯來語詩歌，還學習生物、波蘭文學和歷史、文藝復興藝術和歐洲史。更重要的，我們學到，在地平線升起的地方，在河流和森林的那一邊，有一片土地，我們大家很快就會去往那裡，因為歐洲猶太人，至少東歐猶太人的日子已經朝不保夕了。
我們父母一代比我們更為清醒地意識到，時不我待。即便那些賺錢的人，像我們的父親，或那些在羅夫諾建造現代化工廠或投身於醫藥事業、法律或者機械工程的人，那些和當地權力機構和知識分子階層建立了良好社會關係的人，也都感覺到我們正生活在火山上。另一方面，波蘭人對猶太人的態度也有些令人作嘔，就像有人咬了一口臭魚，吞也吞不下，吐也吐不出。他們不想當著凡爾賽協約國的面置身於少數民族權利的氛圍中，在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和國際聯盟面前把我們給吐出來。在20年代，波蘭人仍舊有一些羞恥，他們熱衷於擺出一副良好的姿態，就像一個醉漢試圖直立行走，這樣就沒有人看出他在來回擺動。他們依然希望表面上多多少少顯得像其他國家，但是在背地裡他們又壓迫我們，令我們備受屈辱，於是我們漸漸都會去巴勒斯坦，他們就再也不會看見我們了。因此，他們甚至傾向於鼓勵進行猶太復國主義教育，辦希伯來語學校，使用各種手段讓我們成為一個民族，為什麼，主要是我們應滾到巴勒斯坦去，謝天謝地總算擺脫了。
恐懼降臨到每個猶太家庭，那恐懼幾乎從來沒有被談起過，但它無意地滲入到我們的體內，像毒藥一滴一滴地侵入，使我們毛骨悚然：也許我們真的不夠乾淨，也許我們鬧鬧哄哄，強迫別人，太精明，追逐金錢。也許我們的行為真的不得體。最怕的就是我們可能給非猶太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他們會大光其火，反過來向我們做些想都不敢想的可怕事情。
千百遍向每個猶太孩子腦海里灌輸，對他們要行為規範，彬彬有禮，即使他們舉止粗魯，醉醺醺的，在任何情況下也不要冒犯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和非猶太人爭論，喋喋不休，不能惹他們發火，不能高昂著頭，和他們講話時語氣要輕，面帶微笑，這樣他們就不會嫌我們亂了，總是要用準確典雅的波蘭語和他們講話，這樣他們就不會說我們污損了他們的語言，但是千萬別把波蘭語講得太艱深，這樣他們就不會覺得我們懷有提高地位的野心，我們不能給他們製造任何借口指責我們貪婪成性，但願不要這樣，說我們的裙子髒了。總之，我們需要費盡心機留下好印象，任何孩子都不能破壞這一印象，因為就連某個孩子頭髮不幹凈，比如長了虱子，也會損害整個猶太民族的聲譽。他們無法忍受我們，所以要是再製造出其他讓他們受不了的理由，就更加天理難容了。
你們這些出生在以色列的人，永遠也搞不懂這一點一滴如何慢慢地扭曲你所有的情感，像鐵鏽一樣慢慢地消耗你的尊嚴，慢慢地使你像一隻貓那樣搖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