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我們總是爭論，與我們的女孩朋友爭論，與男孩爭論，在家裡我們之間也在爭論，探討諸如什麼是正義，什麼是命運，什麼是美，什麼是上帝。當然我們也爭論巴勒斯坦問題，同化問題，政黨問題，文學問題，社會主義問題，或者是猶太人的不幸。哈婭、范妮婭和她們的朋友特別好爭論。我爭論得少一些，因為我是小妹妹，她們總是對我說：你只管聽著。哈婭是猶太復國主義青年運動中的一個重要人物。你母親是青年衛士的一員，三年後我也加入了青年衛士的行列。在你們家，克勞斯納家，最好隻字不提青年衛士。那對他們來說太左傾了。克勞斯納一家甚至不願意聽到青年衛士的名字被提起，因為他們非常非常害怕你會從中接受些星星點點的紅色。
一次，可能是在冬天，在過哈努卡節時，我們就遺傳與自由意志問題有過一次大爭論，斷斷續續了幾個星期。我記得清清楚楚，仿如昨日，你母親如何突然迸出這個奇怪的句子，說要是你打開人的腦袋取出大腦，就會立即發現我們的腦子只是花菜形的東西。就連肖邦或莎士比亞，他們的頭腦也只是花椰菜。
我已經想不起來范妮婭在什麼樣的語境里說這樣的話，但是我記得我們止不住放聲大笑，我笑得太過，哭了起來，但是她連笑也沒笑。范妮婭有這種習慣，極其熱切地說出令人捧腹大笑的事情，她知道她們會笑，而她卻不笑。范妮婭只有在適合自己的時候才笑，不和其他人一起笑，只有在人們覺得談話無任何可笑之處的情況下……你媽媽才會突然爆發出大笑。
不過是花椰菜形的東西，她說著，用雙手向我們比畫花椰菜的大小，真是個奇蹟，她說……就是這個花椰菜，能夠讓你上天入地，進入到太陽與所有的星辰之中，進入到柏拉圖理念，貝多芬音樂，法國革命，托爾斯泰小說，但丁的《地獄篇》，所有的沙漠和海洋，那裡有恐龍和鯨魚的領地，一切都可以進入到那個花椰菜里，人類所有的希望、渴望、錯誤和幻想，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在那裡佔據一席之地，就連那個長在巴什卡·杜拉什卡下巴上帶黑毛的圓鼓鼓的瘊子也是。當范妮婭在談及柏拉圖和貝多芬時引入巴什卡那令人作嘔的瘊子，我們再次放聲大笑，只有你的媽媽只是驚愕地看著我們，彷彿可笑的不是花椰菜，而是我們自己。
後來范妮婭從布拉格給我寫了一封富有哲學含義的信。我那時大概十七歲，她則是個十九歲的學生了，她的來信對我來說有點高深，因為我一向被認為是個小傻丫頭，但我依舊清楚地記得，那封長信詳盡地探討了遺傳與環境、自由意志的對立問題。
現在我試著告訴你她是怎麼說的，可當然是用我自己的話，不是范妮婭的原話，我認識的人中很少有人具有范妮婭那樣的表達能力。范妮婭基本上就是這麼寫的：遺傳，以及養育我們的環境，還有我們的社會階層……這些就像做遊戲前隨意分給人的紙牌，在這方面沒有任何自由——世界給予，你只是拿上給予你的東西，沒有機會選擇。但是，她從布拉格給我寫道，問題是大家都在處理分給他的牌。有些人技高一籌打出分給他的一手壞牌，另一些人則截然相反，他們浪費一切，失去一切，即使拿著一手好牌。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自由的意義：如何用分給我們的牌自由出手。但是，就連出牌好壞時的自由，她寫道，也富有諷刺地要依靠個人的運氣，依靠耐心、智慧、直覺和冒險。在沒有其他辦法時，這些當然也只是遊戲開始前分給我們或沒有分給我們的紙牌。即或如此，我們最後還有什麼選擇的自由呢？
並不為多，你媽媽寫道，在沒有其他辦法之際，或許留給我們的只有自由地隨意大笑或悲嘆，參加遊戲或棄之而去，多多少少試圖理解有什麼沒有什麼，或放棄，不去理解……簡而言之，是清醒地度過這樣的人生，還是麻木不仁地度過這樣的人生，要在這兩者之間做出抉擇。你媽媽范妮婭大體上說的就是這些，但這是用我的話表達出來的。不是用她的話。我無法用她的話表達。
現在我們正在談論命運與選擇的自由，既然我們說到了牌，我還有個故事要講給你聽。菲利普，穆斯曼家裡的烏克蘭車夫，有個皮膚黝黑相貌英俊的兒子叫安東，烏溜溜的眼睛像黑鑽石一樣熠熠生輝，嘴角微微向下，彷彿流露出蔑視與力量，寬肩膀，聲音低沉，像頭公牛，安東吼叫時，多屜柜上的玻璃杯叮噹作響。每次上街從女孩子身邊經過，安東故意放慢腳步，女孩子無意識地加快了步伐，呼吸也變得有些急促了。我記得我們經常互相開玩笑，我們姐妹和女孩朋友們，是誰為了安東稍稍整理了自己的襯衫？是誰為了安東頭上戴花？是誰為了安東穿上百褶裙和雪白的短襪出去到大街上溜達？
在都賓斯卡大街，與我們毗鄰的是工程師斯泰來斯基，拉夫佐娃公主的侄子，你外公十二歲上便被送去和他一起工作。正是這個可憐的工程師建起了磨坊，爸爸開始為他幹活，最終買了他的全部產權。一天，他的妻子伊拉，伊里娜·馬特維耶夫納起身離開了他和兩個孩子。她只是拎著一隻藍色的小皮箱直接私奔到對面的棚屋，那棚屋是馬車夫菲利普的兒子安東在我們前花園外的建築群邊上為自己造的，實際上是在奶牛吃草的野地里。她從自己的丈夫那裡逃跑，確實事出有因——他可能是有幾分天才特徵的人物，但是他是個醉醺醺的天才，有時他打牌時把她輸掉，也就是他把她交出去一夜，代替輸掉的錢，你明白我說的是什麼意思嗎？
我記得自己曾就這件事情問過我的母親，她臉色慘白，對我說，索尼耶奇卡！你真不害臊！別說了，聽見了沒有？從現在開始，不要想這樣令人不快的事情，去想一想美好的事情！因為大家都知道，索尼耶奇卡，一個女孩子即便只在心裡想想那樣的事，也會渾身上下長毛，她開始像男人一樣聲音醜陋深沉，這之後沒有人願意娶她。
那些年我們就是在這樣的教育中長大。那麼真實情況呢？我本人一點也不願意想這樣的事情，想一個女人不得不在深夜被某個醉醺醺的傢伙帶到一個骯髒的棚屋充當獎品，想被丈夫輸掉的許許多多女人的命運。因為還有其他輸掉女人的方式，不只是在打牌的時候！但是思想與電視不同，看電視時如果看到不愉快的東西，你只是按一下按鈕，逃到另一個節目，令人不快的思想就像花椰菜里的蟲卵！
索妮婭姨媽記得伊拉·斯泰來斯基是個體弱嬌小的女人，長著張甜甜的有些令人驚訝的臉蛋。
她在安東的棚屋裡住了幾個月，也許有半年，她的工程師丈夫禁止孩子們去她那裡，甚至她打招呼時孩子們也不許回答，但是他們每天可以從遠處看見她，她也可以看見他們。她的丈夫斯泰來斯基也一直可以從遠處看見她在安東的棚屋。安東喜歡把伊拉從地上提起來，雖然生了兩個孩子，她仍然擁有十六歲少女般苗條優美的身材，他喜歡把她像只小狗那樣托在手上，一圈一圈地掄她旋轉，把她拋出去而後抓住，單腿跳，單腿跳，再來一個，伊拉常常害怕得尖叫，用小拳頭連連擊打他，幾乎都算不上給他撓痒痒。安東像公牛一樣強壯，要是咱家馬車上的轅桿彎了，他可以赤手空拳把它扳直。真是一場沒有語詞的活生生的悲劇。伊拉·斯泰來斯基每天可以看見對面的家，孩子和丈夫，他們每天也能從遠處看見她。
一次這個不幸的女人喝酒過量，她從一大早就開始喝了，唉，她又一次藏在家門後面，等候著小女兒吉拉放學回家。
我碰巧路過那裡，從近處看到吉魯奇卡不願意讓母親抱自己，因為父親禁止她們之間有任何接觸。孩子害怕父親，她甚至不敢向母親說一句話，她推她，踢她，大喊救命，直到卡西米爾、工程師斯泰來斯基的男僕聽到她的呼喊聲來到台階上。他立刻開始向她揮動雙手，就是這個樣子，像轟趕雞群那樣發出噓的聲音。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伊拉·斯泰來斯基怎樣哭著離去，她不像一位女士那樣默默地哭，不，她哭得像個女僕，哭得像個農民，發出可怕野蠻的號叫，像狗崽被人搶走併當著她的面殺死的母狗。
托爾斯泰筆下有類似的東西，你肯定記得。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一次安娜悄悄走進家裡，而卡列寧此時正坐在辦公室，她想辦法溜進一度屬於她的家，甚至想辦法看看兒子，但是僕人們把她趕走了。只是托爾斯泰的描寫不如我看到的那幕場景殘酷，當伊里娜·馬特維耶夫納從卡西米爾僕人那裡跑開時，她經過我身邊，和坐在這裡的你離我一樣近……我們畢竟是鄰居……可她沒有和我打招呼，我聽見她時斷時續的哭號，嗅到她的呼吸，我從她的臉上看出，她已經神志不清了。從她的神態，她哭叫的樣子，她走路的姿勢，我能夠清清楚楚地看到某種死亡跡象。
過了幾個星期或幾個月，安東把她扔了出來，或更確切地說，安東自己去了別的村子。伊里娜回到家裡，她向丈夫下跪，顯然工程師斯泰來斯基可憐她，重新收留了她，但沒過多久，他們把她送到醫院，最後，幾個男護士把她的眼睛和胳膊用繃帶縛住，強行送進考維爾的一家精神病院。我能夠想見她的眼睛，就連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