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晨，耶胡達·阿里耶·克勞斯納在蓋烏拉大街乘坐9路公共汽車，經過布哈拉人居住區、先知撒母耳大街、義人西蒙街、美國人居住區和甲拉酋長區，到守望山上的大學樓，他在那裡勤奮地攻讀學位。他去聽從未很好掌握希伯來語的庫夫納教授開設的歷史課程，漢斯·雅考夫·泊洛斯基教授開設的閃語語言學，烏巴托·摩西·大衛·卡蘇陀開設的《聖經》研究課，以及約瑟夫伯伯，即約瑟夫·克勞斯納博士、教授、《猶太教和人文主義》的作者開設的希伯來文學課。
約瑟夫伯伯肯定鼓勵我的父親，他最好的學生之一，然而有機會時，他從來沒有選他做助教，故而沒有給那些惡語嚼舌根的人以任何口實。對克勞斯納教授來說，避免其令名遭受誹謗尤為重要，於是乎可能對弟弟的兒子，自己的血親，表現出不公。
在某本書的扉頁上，無子嗣的伯伯寫下這樣的獻詞：「獻給我的愛侄，與我情同父子。愛他猶如愛自己靈魂的約瑟夫伯伯。」爸爸曾經苦澀地調侃說：「倘若我們沒有關係，倘若他少愛我一些，天曉得，我現在可能會是文學系的一個講師，而不是一名圖書管理員了。」
那些年，這件事就像我爸爸靈魂深處的一個膿瘡，因為他確實應該像他的伯伯，像在維爾納教文學並死在那裡的哥哥大衛。父親擁有令人驚嘆的淵博知識，是記憶力超群的優等生，世界文學和希伯來文學專家，自由運用多種語言，徹底精通《托塞夫塔》 、《密德拉希》 文獻、西班牙猶太人的宗教詩歌，以及荷馬、奧維德、巴比倫詩歌、莎士比亞、歌德和亞當·密茨凱維奇，像蜜蜂一樣辛勤勞作，絕對誠實，一位才華橫溢的教師，可以言簡意賅地講解蠻族入侵、《罪與罰》、潛水艇的工作原理，或者是太陽系。然而從來沒有得到機會站在一班學生面前，或者擁有自己的弟子，而以圖書管理員和編目員的身份終其一生，他寫了三四部學術著作，主要在比較文學和波蘭文學領域，為《希伯來百科全書》撰寫了幾個辭條。
1936年，他在國家圖書館報刊部謀到了一個小職位，在守望山工作了約有二十年，1948年後轉到塔拉桑塔樓，先做單純的圖書管理員，最後給部門主管普費弗曼的副手。當時的耶路撒冷到處是波蘭和俄國移民，以及從希特勒魔爪下逃脫出來的難民，其中不乏著名大學的傑出泰斗，教師和學者的數量比學生還要多。
在50年代末期，爸爸從倫敦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也未能在希伯來大學文學系謀得特聘教師的職位。克勞斯納教授執掌時期，若是聘用了自己的侄子，恐怕別人會說三道四。克勞斯納的繼任、詩人西蒙·赫爾金教授試圖通過根除克勞斯納的文學遺產、教學方法乃至其風氣的方式另起爐灶，當然不想任用克勞斯納的侄子。在60年代早期，父親到新設的特拉維夫大學碰運氣，但在那裡也不受歡迎。
在他生命的最後歲月，他在當時比爾謝巴正在興建的學院即後來的本-古里安大學成功謀到一份文學教職。父親去世十六年後，我自己成了外聘文學教授，一兩年後成為全職教授，最後被任命為阿格農研究中心主任。在這當中，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大學均向我發出聘我做全職文學教授的慷慨邀請。我，既不是專家，也不是學者，也不是移山者，未曾有過做研究的天賦，一看到腳註腦子裡就一頭霧水。 書中把注釋運用自如。我在那本書的希伯來文版第192頁注釋19中介紹了我父親，也就是說，我向讀者提及了他那本《希伯來文學中的中篇小說》。在他去世後近二十年，我寫那則注釋，希望給他些許快樂，與此同時，我又害怕他不高興，反而朝我揮動訓誡意味的小手指頭。——原注">爸爸的一根小手指頭就比我這樣的空頭教授專業十幾倍。
扎黑家的那套住房有兩間半小屋，位於三層小樓的一層。那套房子的後屋由以色列·扎黑、他的夫人埃斯特和扎黑年邁的父母居住。我爸爸住在那套房子的前屋裡，開始是和父母住，後來單獨住，最後和我媽媽一起住。房門單開，通往游廊，接著下幾級台階，走進窄小的前花園，出去便是阿摩司街。那時的阿摩司大街不過是條泥濘小道，沒有車道，沒有人行橫道，仍然是這一堆那一堆的建築材料和拆得七零八落的腳手架，餓得無精打採的貓在裡面遊盪，幾隻鴿子在那裡啄食。這條路每天會來三四趟驢車或騾車，拉建築用的金屬桿，要麼就是賣煤油人的車，賣冰人的車，賣牛奶人的車，收破爛人的車，他們沙啞的叫賣聲總是令我血液凝固。整個童年我都在想像中遭受警告，不要生病、衰老和死亡，儘管死亡離我還很遙遠，但逐漸會不可阻擋地來臨，如同蝰蛇秘密爬過黑油油亂糟糟的草木，準備從背後襲擊我。意第緒語中的吶喊「各種藥物」在我聽來像希伯來語辭彙「不要衰老」。直至今日，這叫聲仍讓我脊梁骨冒涼氣。
燕子在花園裡的果樹上棲居，而蜥蜴、壁虎和蠍子在岩石的縫隙間穿來穿去。偶爾我們甚至可以看見烏龜。孩子們在籬笆下面打洞，開闢出一張遍布鄰居後院的捷徑網路，或者是爬上房頂觀察施內勒兵營里的英國士兵，或是遙望周圍山坡上的阿拉伯村莊：以薩維亞、淑阿法特、貝特伊克薩、利夫塔、尼比薩姆維爾。
今天，以色列·扎黑的名字幾乎已為人們遺忘，可那時，他是一位多產的年輕作家，作品暢銷。他和我父親年齡相仿，但是在1937年，二十八歲左右時，他已經出版了至少三本書。我崇敬他，是因為我聽說他和其他作家不同，整個耶路撒冷的人們都在創作學術著作，從注釋，從其他的書，從書單，從字典，從卷帙浩繁的外國巨著和墨跡斑斑的索引卡片中彙整著一本本書，但是扎黑先生卻撰寫「出自大腦的書」。（我父親經常說：「倘若剽竊一本書，人們譴責你為文抄公；然而倘若你剽竊十本書，人們會認為你是學者；倘若你剽竊三十本書，則是位傑出的學者。」）
冬天的夜晚，我父母圈子裡的一些人經常聚會，有時在我們家，有時在對面的扎黑家裡。有哈伊姆和漢娜·托倫、施穆埃爾·維爾塞斯、布來曼一家人、夸夸其談的大侃家沙龍-施瓦多倫先生、紅頭髮的民俗學者施瓦茨鮑姆、在猶太代辦處工作的以色列·哈納尼及其夫人埃斯特。他們吃過晚飯後，七點或者七點半鐘前來，九點半離開，那時間已被視為晚的了。在這段時間裡，他們喝著熱乎乎的茶，輕輕咬著蜂蜜蛋糕或新鮮水果，義憤填膺地談論我無法理解的話題，可是我知道，有朝一日我會理解的，我將參加討論並發表令他們意想不到的決斷性論證。我甚至可以設法讓他們刮目相看，我可以像扎黑先生那樣也用自己的頭腦寫作，或者是像比阿里克和亞歷山大爺爺和列文·吉普尼斯和車爾尼霍夫斯基博士那位體味令我永遠銘記的醫生——發表詩集。
扎黑不但是父親的前房東，而且是摯友，儘管在我那位修正主義父親和「紅色」扎黑之間的爭論已經習以為常。爸爸喜歡談論，喜歡解釋，扎黑喜歡傾聽。我母親會時不時插上一兩句話。埃斯特·扎黑喜歡問問題，我父親願意向她做出廣博詳盡的答覆。以色列·扎黑有時會把臉轉向我的母親，低垂眼帘，詢問她的看法，彷彿用代碼語言請求她在爭論中支持他。母親知道如何進一步闡發某事。她做這些時言簡意賅。之後，談話有時採用愉快輕鬆的語調，一種新的平靜，一種小心翼翼或踟躕不定的語調融進爭論中，直至又一次大發火，嗓門在彬彬有禮的憤怒中提高，在驚嘆號中激化。
1947年，特拉維夫的出版商約書亞·查持克出版了父親的第一本書——《希伯來文學中的中篇小說：從起源到哈斯卡拉 的終結》。這本書以父親的碩士論文為基礎。扉頁上聲明，本書獲得特拉維夫市政府的克勞斯納獎，蒙市政府和琪波拉·克勞斯納紀念基金資助。約瑟夫·克勞斯納博士、教授親自為本書撰寫了前言：看到論希伯來中篇小說專著問世，倍感欣喜。值鄙人任吾等唯一之希伯來大學教授時，一貫支持余之弟子、賢侄耶胡達·阿里耶·克勞斯納將其提交於余，作為現代希伯來文學之畢業論文。該作非同尋常……其研究涉獵廣泛而包羅萬象……即使風格亦顯豐富而明晰，與重要論題珠聯璧合……因此鄙人不禁十分高興……《塔木德》說：「弟子如同兒子」……
在扉頁之後，另起頁，父親把書獻給他的哥哥大衛以示紀念：
獻給我文學史的啟蒙老師……
我唯一的兄弟
大衛
我在暗無天日的流亡中失去了他。
他在哪裡？
連續十天或兩個星期，爸爸一從守望山的圖書館下班回到家裡，就急急忙忙跑到蓋烏拉大街的東端，梅施阿里姆入口對面的郵電局，焦急地等待著他第一本書的到來。他已經接到了出版通知，有些人已經在特拉維夫的書店看到書了。於是他每天衝到郵局，每天兩手空空而歸，每天他都對自己信誓旦旦，要是西奈印刷廠格魯伯先生的包裹第二天還不到，他就去藥店，打電話催促特拉維夫的查持克先生——簡直令人無法接受！要是書在星期天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