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8

1845年,新任英國領事詹姆斯·芬攜夫人伊麗莎白·安抵達奧特曼統治的耶路撒冷。他們都懂希伯來語,領事本人甚至撰寫過論猶太人的書,一向對猶太人懷有同情。他屬於在猶太人中推廣基督教的倫敦協會,儘管眾所周知,他沒有直接參与在耶路撒冷的傳教工作。芬領事及妻子堅信,猶太人民返回家園會加速世界的救贖。他在耶路撒冷不止一次地保護猶太人免遭土耳其當局的騷擾。詹姆斯·芬也相信需要讓猶太人過上「有效的」生活……他甚至幫助猶太人成為熟練的建築工人,適應農耕需要。為達到這一目的,他於1853年花了二百五十英鎊,購買了離耶路撒冷幾英里遠的一座荒蕪的石山,它坐落在老城西北,是一片無人居住、無人耕耘的土地,阿拉伯人稱之為「亞伯拉罕的葡萄園」。詹姆斯·芬在這裡建造了自己的家,建起了一個「工業種植園」,打算為貧窮的猶太人提供工作,並培養他們過上「有效的生活」。農場方圓有四十德南或者說十畝。詹姆斯和伊麗莎白·安妮·芬在山峰建造了他們自己的房屋,周圍分布著個農業種植園、農場場房和車間。雙層樓房的厚牆壁由整整齊齊的石頭砌成,屋頂建得有些東方特色,有十字形拱頂。屋後,在靠牆的花園邊上,挖有水井,建有馬廄、羊圈、糧倉、倉庫、葡萄壓榨機、地窖,以及橄欖油榨汁機。

芬的「工業種植園」里僱用了大約兩百個猶太人,主要搬運石頭,砌牆,修築籬笆,種植果園,培育水果和蔬菜,還開採了一個小型的採石場,並做建築貿易。許多年後,領事去世,他的遺孀建造了一家肥皂加工廠,在那裡仍舊僱用猶太工人。幾乎與此同時,在亞伯拉罕葡萄園不遠的地方,德國新教徒傳教士約翰·路德維希·施內勒給篤信基督教的阿拉伯孤兒建立了一座教育院,這些阿拉伯兒童從黎巴嫩山脈的德魯茲和基督徒之間的交戰中逃脫出來。那是一大片石牆環繞之地。施內勒敘利亞孤兒院與芬夫婦的工業種植園,基本初衷是,培養居住在那裡的人們通過手工勞作和農業生長過上有效的生活。芬和施內勒這兩個迥然不同的虔誠基督徒,為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在聖地的貧窮、苦難與落後所打動。兩人都深信,培養居住者過上有效的工作生活、建築和農業會使「東方」努力擺脫倒退、絕望、貧困和冷漠的魔爪。他們或許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堅信,他們的樂善好施將會照亮猶太人和穆斯林人步入教會內部的途徑。

1920年在凱里姆亞伯拉罕邊上,「亞伯拉罕的葡萄園」在芬家的農場腳下落成,其擁擠的小房子蓋在了植物園和農場果園當中,一點點向內侵蝕。領事的房子在他的遺孀伊麗莎白·安妮·芬去世後轉了幾次手,先是成為英國的少年犯管教所,接著變成英國管理部門的財產,最後成了軍隊指揮部。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芬家花園圍上了高高的帶刺鐵絲網,被俘義大利軍官被關進住宅和花園裡。我們經常在夜幕降臨之際偷偷到那裡嘲弄囚犯。義大利人朝我們打招呼,嚷道:「小孩!小孩!」我們尖叫著予以回應:「小孩!小孩!」有時我們叫著「皮諾曹萬歲!」越過語言隔離牆和障礙,那裡的戰爭和法西斯主義似乎總是重複某個古代口號的下半截,叫道:「Gepetto!Gepetto!Viva Gepetto!」(皮諾曹,皮諾曹,皮諾曹萬歲!)

我們隔著帶刺鐵絲網籬笆向他們扔糖果、花生、橘子和餅乾,就像在動物園向猴子扔東西。作為交換,他們給我們義大利郵票,或遠遠地向我們展示家庭照,照片上有笑容可掬的女人,鼓鼓囊囊穿西裝的小孩子,打領帶的小孩子,穿西裝外套的小孩子,與我們年齡相仿的小孩子,黑髮梳得整整齊齊,塗著髮油的額發閃閃發光。

為報答我送的一塊黃紙包著的阿兒馬口香糖,有個俘虜曾經在鐵絲網後面給我看一張身材豐滿的女人照,那女人除長筒襪和吊襪帶外,身上一絲不掛。剎那間,我愕然地站在那裡,在恐懼中睜大眼睛,說不出話,彷彿在贖罪日那天有人在猶太會堂中央突然站起身,大聲叫出一個犯忌諱的名字。接著我轉身便逃,驚恐,抽噎,幾乎辨不清路。我那時有五六歲,我跑啊跑,彷彿有狼在追趕我,我跑啊跑,直到十一二歲才從照片的影像中逃脫出來。

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芬家老宅依次被地方軍、邊境巡邏隊、民防組織和准軍事青年運動使用,後來成為名叫貝特布拉哈的猶太女子宗教學校。我偶爾漫步在凱里姆亞伯拉罕地區,從蓋烏拉大街,後被重新命名為瑪爾凱以色列大街,拐進馬拉哈伊大街,然後再左拐進入澤弗奈亞大街,在阿摩司大街上上下下幾次,接著走到俄巴底亞大街的盡頭,在芬領事家門前站立幾分鐘,凝視著它。隨著歲月的流逝,老宅已經縮小,彷彿遭到巨斧襲擊後把頭擠進了肩膀。它已經被猶太化了。樹和灌木已經被挖掘出來,整個花園地區塗上了一層瀝青。皮諾曹和義大利人已經消失,准軍事青年運動也無影無蹤。去年住棚節 遺留下來的破碎棚舍的舊框架立在前院。有時,幾個頭戴發套身穿黑衣的女人站在門口,見我看著她們便不再說話。她們沒有再看我一眼。我走遠後,她們又開始了交談。

1933年父親抵達耶路撒冷後,在守望山上的希伯來大學註冊讀碩士。起初他和父母一起住在凱里姆亞伯拉罕一帶阿摩司街上的一套黯淡的房子里,離芬領事家大約有兩百米。後來,他的父母搬到了另一套住房。一對姓扎黑的夫妻搬進了阿摩司街上的房子,可那個青年學生的父母對他寄予了厚望,繼續支付房租,讓他住在自己那可通過游廊單獨出入的房間里。

凱里姆亞伯拉罕仍舊屬於新區,多數街道未曾鋪上柏油,令這一地區得名的葡萄園遺迹在新住宅花園裡依稀可見,蔓藤和石榴叢,無花果和桑樹一旦遇到微風便竊竊私語。夏初,打開窗子,青蔥的草木味流瀉到小房子里。從屋頂和瀰漫著灰塵的街道盡頭,你可以看到環繞耶路撒冷的小山。

普普通通方石砌成的房子一座接一座,兩三層的樓房分隔成許多兩間小房擁擠不堪的單位。花園和游廊上的鐵欄杆很快便生鏽了,鍛鐵門上焊接著大衛六角星或者是錫安字樣。黑壓壓的松柏逐漸取代了石榴樹和葡萄藤。到處是撒開歡兒生長的石榴,可孩子們在果實尚未成熟時就將其消滅了。有人在花園裡荒疏的樹木和亮晶晶的石頭尖當中種上了歐洲夾竹桃或天竺葵花叢,但是花圃很快便被遺忘,上面橫七豎八架起了晾衣繩,花圃被人踩來踩去,要麼就滿是荊棘和玻璃碴。倘若沒渴死,歐洲夾竹桃和天竺葵花就會像灌木一樣恣意生長。花園裡營造了一個接一個的倉庫、棚屋、瓦楞鐵棚屋、用包裝箱板臨時搭起來的棚屋,居民們把自己的東西放到裡面,彷彿模製出波蘭、烏克蘭、匈牙利或者立陶宛的猶太人小村。

有人在旗杆上放了個空橄欖罐子,做得像鴿房,等待鴿子來臨……直到希望破滅。零零星星有人試圖養幾隻雞,另一些人照料小塊菜地,種上蘿蔔、洋蔥、花椰菜、歐芹。多數人夢想從這裡出去,搬到某些更富有文化氣息的地方,如熱哈維亞、克里亞特施穆埃爾或者是貝特凱里姆。他們都竭力相信,最壞的時日將會過去,希伯來國家將會建立,一切均會有好轉——可不是嘛,他們的苦杯已經盈滿。施耐歐爾·扎爾曼·魯巴紹夫,後更名為扎爾曼·夏扎爾 併當選為以色列總統,那時曾在報紙上寫下這樣的話:「當自由的希伯來國家終於建立後,任何事情都將不同於以往!就連愛情也不同從前!」

與此同時,凱里姆亞伯拉罕誕生了第一批孩子。幾乎不可能向他們解釋其父母是哪裡人,為何來到此地,他們都在等待著什麼。住在凱里姆亞伯拉罕的人都是猶太代辦處身份低微的小官員,或是老師、護士、作家、司機、速記員、世界改革者、翻譯、售貨員、理論家、圖書管理員、銀行出納或是電影院的售票員、空想家、小店鋪老闆、靠微薄積蓄度日的孤獨的老光棍。晚上七點,陽台上的護欄已經關閉,房間已經上鎖,百葉窗已經插好,只有幽暗昏黃的街燈,灑向空蕩蕩街道的角落。夜晚,你能聽見夜鳥聲聲凄厲,聽到遠方的犬吠,稀稀落落的槍聲,果園中風吹樹木的聲音,因為夜晚,凱里姆亞伯拉罕重新成為一座葡萄園,無花果樹、桑樹,還有橄欖樹、蘋果樹、葡萄樹、石榴樹在各自的花園裡沙沙作響,石牆將月光反射到樹的枝頭,蒼白,慘淡。

阿摩司大街,在我父親相冊里的一兩張照片里,酷似一幅尚未完成的街道素描。方石樓房上裝著焊鐵百葉窗,游廊上帶有防護欄。窗台上,零零散散擺放著腌黃瓜和腌辣椒罐,花盆裡開著沒精打採的天竺葵花。樓群中沒有路,只有一個建築工地,泥地上的腳印七零八落,與建築材料,沙礫,一堆堆半加工的石頭,一袋袋水泥,鐵鼓,瓷磚,沙堆,修建圍牆用的一盤盤線圈,一大堆搭腳手架的材料混雜在一起。一些多刺的木豆樹還是在建築材料里冒了出來,上面蒙上了一層發白的灰塵。石匠們坐在小道中央,打著赤腳,上身裸露,頭上包著布,褲子破破爛爛,鎚子打在鑿子上以及石頭溝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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