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羅密特奶奶在洗澡時死去後，爺爺又活了二十年。
有那麼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他繼續黎明即起，把床墊和床罩拖到陽台的欄杆上，狠狠地擊打它們，打碎夜裡潛到寢具里的細菌或小妖怪。也許他感到難以打破自己的習慣，也許他是在用這種方式對逝者致敬，也許他是在對他的女王表達思念，也許他怕一旦自己停下來，就會招致她的報復。
他也沒有立即停止給抽水馬桶和洗滌槽消毒。
但是隨著時光流逝，爺爺微笑著的面頰逐漸露出以前從未有過的粉紅，總是顯得很快樂。儘管直到生命盡頭，他也保持著特別整潔的習慣，保持活潑敏捷的天性，然而暴力離他而去：不再狂暴地擊打，不再發瘋似的噴洒來蘇爾水或氯液。奶奶死後幾個月，他的愛情生活開始以迅猛奇妙之勢綻放花蕾。幾乎與此同時，我覺得七十七歲的爺爺找到了性的歡愉。
埋葬奶奶時落在鞋子上的灰塵尚未及擦去，爺爺家裡便滿是女人，她們獻上弔唁、鼓勵、孤獨的自由和同情。她們從來沒有將他獨自拋下，與之共進熱氣騰騰的飯菜，用蘋果蛋糕來安慰他，他顯然不願意被她們拋下不管。他總是對女人懷有好感……對所有的女人，包括漂亮的女人和擁有其他男人發現不了的美的女人。「女人，」我爺爺曾經宣稱，「都非常非常美麗，無一例外。只有男人，」他微笑著說，「是瞎子！十足的瞎子！咳，有什麼呀。他們只看到自己，甚至連自己也看不到。瞎子！」
奶奶死後，爺爺花在生意上的時間少了。但他有時還是會臉上閃爍著驕傲和喜悅，宣布「到特拉維夫做重要的商業旅行，到古魯森博格大街」，或者是「拉馬特甘舉行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會議，和公司所有的頭頭腦腦一道」。他仍然喜歡給所有他見到的人奉上一張他那令人難忘的商業名片：「亞歷山大·茲·克勞斯納，進口商，指定代表，總代理和指定批發商」，等等，等等。但是現在，他多數時日都在忙碌著令之心旌搖蕩的事情：簽署或收訖請柬，互邀喝茶，或是到某家精心挑選但價格不算太貴的飯館舉行燭光晚宴（和茨特林夫人，不，和沙珀施尼克夫人！）。
他在本-耶胡達街阿塔拉咖啡館不顯眼的樓上一坐就是幾個小時，身穿海軍藍西裝，系著圓點花紋領帶，模樣粉嘟嘟的，微笑，容光煥發，打扮得整整齊齊，渾身散發著洗髮水、爽身粉和剃鬚水的氣味。赫然映入眼帘的是他那漿洗過的白襯衣，塞在胸前口袋裡耀眼的白手帕，銀光閃閃的袖扣，總是讓一群五六十歲保養得很好的女人包圍著——身穿緊身胸衣和後接縫尼龍長襪的寡婦，濃妝艷抹的離婚女子，戴著許多戒指、耳環和手鐲，指甲、玉足修整得恰到好處，燙著頭髮，有身份的已婚婦女，希伯來語中夾雜著匈牙利語、波蘭語、羅馬尼亞語或保加利亞語。爺爺喜歡讓她們陪伴，她們為他的魅力著迷。他是個引人入勝、妙趣橫生的健談者，一個具有19世紀作風的紳士，他親吻女士的手背，急急忙忙前去給她們開門，上台階或上坡時伸出自己的胳膊，從來不會忘記任何人的生日，送去一束束鮮花或一盒盒糖果，留意甚至會稍許讚美一下衣服的剪裁、新換的髮型、雅緻的鞋子和新式手提包，玩笑開得頗有品位，適時引用一首詩，聊天時熱情而幽默。一次我打開屋門，看見我九十二歲的爺爺正跪在一個興高采烈、身材矮胖、頭髮皮膚均為褐色、某位公證人的遺孀面前。女士隔著陷於迷戀中的爺爺的腦袋，朝我擠擠眼睛，喜氣洋洋地微笑，露出兩排完美得有些發假的牙齒。我在爺爺尚未意識到我的存在之前走了出去，輕輕關上屋門。
爺爺魅力之謎究竟何在？這一點我大概過了多年後才開始理解。他擁有男人身上罕見的品質，對許多女人來說，那是男人一種最為性感的奇妙品質。
他注意傾聽。
他不是一味有禮貌地佯裝傾聽，不耐煩地等待她把話說完，閉上嘴巴。
他並不打斷談話人的話，替她把話說完。
他並不插嘴歸納她所說的話，以便引入另一個話題。
他不讓他的談話人跟空氣說話，進而在腦海里盤算為她說完後自己如何作答。
他不是裝出饒有興趣或感到愉悅的樣子，而是真的這樣。咳，有什麼呀，他有用之不竭的好奇心。
他不是沒有耐心。他沒有嘗試著把談話從她那微不足道的小事轉向自己的重要話題。
相反，他喜歡她談的小事。他總是喜歡等著她，要是她需要慢吞吞的，他以此為樂。
他不慌不忙，也不催促她。他將等著她結束，即使她結束了，他也不會猛然抓住話題，而是喜歡等候，以防再有什麼需要補充的，萬一她要發表另一通感慨呢。
他喜歡讓她拉住自己的手，領他去她的所在，她自己的所在。他喜歡做她的陪伴者。
他喜歡認識她。喜歡理解她，了解她，抵達她的內心深處，再多一些。
他喜歡奉獻自己。他喜歡把自己奉獻給她，而不是喜歡從她那裡得到些什麼。
咳，那什麼，她們不住地向他訴說心靈絮語，甚至訴說最不易公開、最為隱秘、最為敏感的事，而他則坐在那裡傾聽，明智，溫柔，滿懷同情和耐心。
不然就帶著喜悅和情感。
這裡有許多男人，喜歡性，但憎恨女人。
相信我爺爺二者都喜歡。
滿懷柔情，他從來不算計，從來不攫取，從來不強迫。他喜歡揚帆遠航，但從不急著拋錨。
他在奶奶死後二十年間的甜蜜歲月中，從他七十七歲起到生命的終結，有許許多多浪漫故事。他會隔三岔五和這個或那個女朋友到太巴列某家旅舍，蓋戴拉的某家客房，或是納塔尼亞海邊的「假日聖地」住上幾天。（「假日聖地」一詞，顯然是爺爺從俄文翻譯過來的某個短語，暗示著契訶夫筆下克里米亞海岸的夏日別墅。）有一兩次，我看見他和某女士手挽著手，走在阿格里帕或者是貝茨阿勒爾大街，我沒有走上前去。他既沒有刻意向我們掩飾自己的風流韻事，也不大吹大擂。他從來沒帶女朋友來我們家裡，或是把她們介紹給我們，他很少提及她們。但有時，他愛得像十幾歲孩子那樣可笑，眼神撲朔迷離，喃喃自語，嘴唇上掛著心不在焉的微笑。有時他把臉一沉，孩子般的粉紅從臉上消失，像陰沉的秋日，他會憤怒地站在房間里，一件接一件地熨燙襯衫，甚至熨燙內衣，拿著一個小瓶子沖自己噴洒香水，偶爾他會用俄語半嚴厲半溫柔地自言自語，要麼就是哼唱某個悲戚的烏克蘭小調，我們由此可以推斷出，大概某扇門沖他關閉了，或者截然相反，像那次去美國的奇妙旅行一樣，他又一次陷於同時愛上兩人的極度痛苦之中。
八十九歲那年，他有一次竟向我們宣布，他正想著做一兩天「重要的旅行」，我們絕對不會擔心。但是一星期後他還沒有回來，我們憂心忡忡。他去哪兒了？他怎麼沒有打電話？倘若出事，但願不要這樣，可怎麼辦？畢竟，他是那把年紀的人了……
我們感到極度不安，我們應該讓警察介入嗎？要是他正躺在某家醫院裡，但願不要這樣，或是遇到了什麼麻煩，要是我們沒有照顧他的話，我們永遠不會原諒自己。另一方面，要是我們打電話通知警察，而他安安全全健健康康地回來了，我們怎麼能夠面對他火山爆發般的憤怒？我們猶豫了一天一夜後決定，要是爺爺星期五下午不回來，我們就得給警察打電話。別無選擇。
他在星期五下午出現，比最後期限提前了半個小時，粉嘟嘟的臉上掛著滿足，人非常幽默、有趣、熱情，像個小孩子。
「你去哪兒了，爺爺？」
「咳，那什麼，我旅遊去了。」
「可是你說只去兩三天。」
「我說了。可說了又怎麼樣？咳，我和赫爾斯考維茨太太一起去的，我們在那裡很開心，沒有意識到時間怎麼過得這麼快。」
「可是你去了哪裡？」
「我說過了，我們去散了散心。我們找到了一家很棒的家庭旅館，一家非常文化氣的旅館，像瑞士的家庭旅館。」
「家庭旅館？在哪兒？」
「在拉馬特甘那邊山上。」
「你至少能給我們打個電話吧？我們就用不著為你擔心了。」
「我們在房間里沒找到電話。咳，那什麼，那家家庭旅館有很棒的文化氣息！」
「但是你可以用公共電話給我們打吧？我把自己的代幣都給你了。」
「代幣，代幣，咳，代幣是什麼玩意？」
「打公用電話的代幣。」
「噢，你那些金屬代幣。在這兒呢，咳，拿去吧，尿床的小傢伙，把你的金屬代幣連同它們中間的窟窿一起拿走，只是要數一數。永遠不要不仔細清點就接受別人的東西。」
「可是你幹嗎不用呢？」
「金屬代幣？咳，那什麼，我不相信金屬代幣。」
他九十三歲那年，我父親已經去世三年了，爺爺認定，和我進行坦誠交談的時刻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