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施羅密特奶奶，一位酷愛書、理解作家的傑出女性，把敖德薩的家變成了一個文學沙龍——或許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希伯來文學沙龍。她憑自己特有的敏感意識到，孤獨與渴求認知，羞怯與狂放，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與陶醉自我的自大狂妄，這些別彆扭扭的組合驅動著詩人和作家走出書齋，你找我我找你，你挨我我靠你，找樂，調笑，放下架子，互相感受，手搭著肩，或胳膊摟著腰，談天說地，爭論不休，有點嘮叨，有些好奇地查看別人的隱私，阿諛逢迎，意見不一，串通勾結，糾正偏誤，生氣見怪，道歉，修補，互相迴避，再次尋找同伴。
她是完美的女主人，她在招待客人時樸實無華，然而優雅大方。她向眾人呈上傾聽的耳朵，承受的肩膀，好奇羨慕的眼神，同情的心靈，自己用魚做的佳肴，冬天晚上一碗碗熱氣騰騰有滋有味的燴菜，入口即化的罌粟籽蛋糕，從俄式茶炊里倒出的一碗碗滾燙的熱茶。
爺爺的工作是以專業水平倒利口酒，給女士們供應巧克力和甜蛋糕，給男士們供應嗆人的俄國煙。時年二十九歲的約瑟夫伯伯從阿哈德·哈阿姆那裡接手《哈施羅阿赫》的編輯工作。《哈施羅阿赫》乃現代希伯來文化的一份重要刊物（詩人比阿里克本人曾做過編輯），從敖德薩時期就開始裁定希伯來文學，按照自己的標準來褒貶作家。琪波拉伯母陪他去參加他弟弟、弟媳家裡的「社交聚會」，用羊毛圍巾、溫暖的大衣和耳套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門納海姆·尤西施金，猶太復國主義先驅，熱愛錫安運動領袖，裝束整齊地亮相了，他的胸脯像野牛一樣挺得高高的，嗓音像俄國總督一樣粗啞，像沸騰的俄國式茶炊那樣興高采烈。隨著他的到來，整個房間一片沉靜：大家出於尊重不再說話，有人會站起身給他讓出座位，尤西施金會以將軍般的步態大踏步穿過房間，他叉開雙腿，豪爽地坐在那裡，用手杖敲兩下地板，表示允許沙龍談話繼續進行。甚至切爾諾維茨拉比（人稱拉夫·扎伊爾）也是個常客。還有個胖乎乎的青年歷史學家，曾經向我奶奶求愛。（「但高雅女子難以同他接近——他非常睿智，有趣，但衣領上總有各種各樣令人討厭的污漬，他的袖口滿是污垢，有時你可以看到一塊塊食物殘渣夾在他的褲線里，他是個徹頭徹尾的邋遢鬼！」）
偶爾，比阿里克會在晚上來串門，他臉色蒼白中帶著憂鬱，不然就是顫抖中含著冷峻與憤怒——或與之截然相反，他也能成為晚會的生命和靈魂。「而那時！」奶奶說，「他怎麼竟像個孩子！一個真正的無賴！沒遮沒攔！那麼有傷風化。有時他會用意第緒語和我們開玩笑，直至讓女士們面紅耳赤，喬尼·羅尼茨斯基會朝他叫喊：『咳，噓！比阿里克！你怎麼回事！啊！夠了！』」比阿里克好吃好喝，他喜歡快快樂樂，他用麵包和乳酪填飽肚皮，接著又幹掉一塊蛋糕，一杯熱茶，一小杯利口酒，而後他會開始一首接一首用意第緒語唱小夜曲，表達希伯來語言的奇妙以及他對希伯來語的深愛。
詩人車爾尼霍夫斯基也闖進沙龍，光彩照人卻顯靦腆，充滿激情而敏感易怒，能征服人心，用孩子般的純真感動人，像蝴蝶一樣脆弱，但也令人痛苦，甚至毫不自知便把左中右的人都給傷了。而真實情況呢？「他從不蓄意傷人——他那麼純真！心眼好！一顆不知何謂罪惡的童心！不像一個憂傷的猶太孩子，不像！像個異族人的孩子。充滿生存之樂，淘氣頑皮，精力充沛！有時他剛好像個初生牛犢！如此一頭快樂的初生牛犢在四周跳來跳去。在眾人面前扮演滑稽角色！但只是有時候這樣。有些時候他來時痛苦不堪，立即使每個女人都想去關心他！所有的女人！老老少少，已婚的，未婚的，相貌平平的，漂亮可愛的，都感到有種隱隱的衝動去關心他。這就是他的力量所在。他甚至不知道他擁有這種力量——如果他知道，就不會這樣來對待大家了！」
車爾尼霍夫斯基喝下一兩杯白蘭地後，情緒高漲起來。有時他會開始讀自己創作的詩，詩中洋溢著欣喜與憂傷，使房間里的每個人與之一同傷心，或者為他傷心。他狂放不羈的舉動、濃密的鬈髮、雜亂的鬍鬚，他所帶來的女伴，這些女孩並不都特別聰明，甚至不全是猶太人，但都很美麗，秋波蕩漾，沒少引起人們品頭論足，激起了作家們的羨慕之情——「身為女人，我跟你說，」奶奶又發話了，「女人在這樣的事情上不會錯，比阿里克慣於坐在那裡這樣看他……看他帶來的異族姑娘……倘若比阿里克能夠像車爾尼霍夫斯基這樣生活上一個星期，他情願少活一年！」
激烈爭論涉及希伯來語言和文學的復興、革新之局限、猶太文化遺產與民族文化之關係、同盟會會員、意第緒主義者（約瑟夫伯伯，以爭辯的語調，稱意第緒語為「胡言亂語」，平靜下來後稱之為「猶太德語」）、朱迪亞和加利利地區的定居點、赫爾松或哈爾科夫猶太農民的老問題、克努特·哈姆孫和莫泊桑、強權與社會主義、女人和農業等諸多問題。
1921年，也就是十月革命四年後，敖德薩在紅與白的血腥戰爭中歷經數次權力交替，我爸爸也終於從女孩變成男孩有兩三年之久，奶奶和爺爺以及兩個兒子飛往維爾納，當時維爾納一部分領土歸波蘭所有（尚未屬於立陶宛）。
爺爺不喜歡共產主義者。「別和我談論他們，」他經常嘟噥，「咳，有什麼呀，即使在他們掌權之前，在他們走進人家的房子之前，在他們夢想成為國家機器成員和人民委員之前，我就對他們了如指掌。我記得他們以前的模樣。咳，有什麼呀，他們差不多都是猶太人，形形色色的猶太人，你有什麼辦法。但他們不過是出身於最純樸家庭的猶太人——咳，有什麼呀，市場上販魚的，我們一般稱他們是緊緊粘在鍋底上的沉渣。托洛茨基 ——什麼托洛茨基，哪個托洛茨基，列夫·布隆施泰因，亞諾夫卡一個名叫多維多扒手的兒子——這群人變身革命者，咳，有什麼呀，穿皮靴，腰帶上別著左輪手槍。他們就這樣走上大街，把財產充公。咳，有什麼呀，當然有一兩個異族人跟他們干，也是底層出身，來自海港，他們就是這樣一幫人，咳，有什麼呀，一群穿臭襪子的人。」
布爾什維克革命五十年後，他的這一態度也沒有改變。以色列軍隊在「六日戰爭」 中征服了耶路撒冷老城，幾天後，爺爺建議國際社會現在應該協助以色列，「非常尊敬，毛髮無損，秋毫無犯」。讓黎凡特阿拉伯人回歸到他們的歷史家園，他稱之為「阿拉伯家園」：「就像我們猶太人回到咱們的故鄉一樣，他們應該榮歸故里，回到他們出生的阿拉伯家園。」
簡而言之，我詢問，要是俄國人攻打我們，以使他們的阿拉伯盟友免遭返回故里的艱難困苦，他認為該怎麼辦。
他淡粉色的面龐氣得通紅，盛氣凌人地吼道：「俄國！你說的是哪個俄國？俄國已經不存在了，尿床的小東西！俄國不存在了！或許你在談論布爾什維克？咳，有什麼呀，從布爾什維克還在敖德薩港口地區，尚且無足輕重的時候，我就對他們了如指掌了。既然我們已經看到我們有多麼奇妙的希伯來人飛機，槍支，咳，有什麼呀，我們應該派這些年輕小夥子和我們的飛機穿過彼得堡，大概來去各用兩個星期，一枚乾淨利索的炸彈——我們以前就該對他們這樣！」
「你認為以色列該轟炸列寧格勒嗎，爺爺？發動一場世界大戰？你聽說過原子彈嗎？聽說過氫彈嗎？」
「都在猶太人的掌控之下，咳，有什麼呀，美國人，布爾什維克們，他們所有的新式武器都出自猶太科學家之手，他們必然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
「那麼和平呢？有實現和平的途徑嗎？」
「有。我們得打敗我們所有的敵人。我們得痛打他們，這樣他們才會來向我們祈求和平——然後呢，咳，有什麼呀，我們給他們和平。我們為什麼要拒絕呢？畢竟，我們是個熱愛和平的民族。我們甚至有這樣的一誡，追求和平——咳，有什麼呀，倘若需要，我們和巴格達講和平，倘若需要，我們甚至和開羅講和平。難道不應該嗎？這樣如何？」
十月革命、內戰和紅色勝利後的困惑、貧困、審查和恐懼，使敖德薩的希伯來作家們和猶太復國主義者四處逃散。約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和他們的許多朋友一道在1919年年底乘坐「魯斯蘭」號前往巴勒斯坦，他們抵達雅法港口宣告了第三代阿里亞的開端。其他人從敖德薩逃往柏林、洛桑和美國。
亞歷山大爺爺、施羅密特奶奶和他們的兩個兒子沒有移居巴勒斯坦——儘管在亞歷山大爺爺的詩歌中跳動著猶太復國主義的激情，但是那片土地在他們眼裡太亞洲化，太原始，太落後，缺乏起碼的衛生保障和基本文明。於是他們去了立陶宛，那裡是克勞斯納一家，爺爺、約瑟夫伯伯和拜茨阿里勒的父母二十五年前離開的地方。維爾納依舊在波蘭的統治之下，激烈的反猶主義在那裡從未間斷，一年年愈演愈烈。民族主義和恐外症在波蘭、立陶宛一直起支配作用。龐大的猶太少數民族對於被征服得服服帖帖的立陶宛人來說，彷彿是壓迫者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