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當年的敖德薩，爺爺還是個十八歲的少年時，愛上了一位令人敬重的姑娘，叫施羅密特·列文。施羅密特喜歡舒適的東西，喜歡上層社會。她熱衷於款待社會名流，與藝術家交友，過「文化生活」。
那是場可怕的戀情：她比她的小型卡薩諾瓦 大八九歲，而且她碰巧是他的嫡表姐。
最初，驚愕不已的家庭不願聽到成熟女子和小男孩之間有什麼婚姻聯繫。不光是二人年齡差距大，有血緣關係，而且，小夥子沒有受過可贏得功名的教育，沒有固定職業，除倒買倒賣之外沒有固定收入。除這些災難之外，還有一點尤為重要，沙俄法律禁止嫡表親通婚。
根據照片，施羅密特·列文-拉莎-凱拉·克勞斯納（娘家姓布拉茲）姐姐的女兒，是個身材結實肩膀寬闊的年輕女子，不是特別漂亮，但是文雅，高傲，並保持得體的嚴肅和剋制。她頭戴軟氈帽，精緻地在額頭上分出一條線，右帽檐耷在整齊的頭髮和右耳上，左帽檐的翹起部分像船尾，亮晶晶的女帽飾針把一小束水果別在帽前，左邊插著的一根羽毛驕傲地在水果上、帽子上，以及所有這一切之上舞動，像傲慢自大的孔雀尾巴。女士左臂上戴一隻時髦的山羊皮手套，拎著個長方形的皮包，右臂緊緊地和年輕的亞歷山大爺爺的胳膊交織在一起，而她的手指，也戴著手套，輕輕地在他黑大衣袖子上盤旋，不加掩飾地觸摸他。
他站在她右邊，衣著整潔、筆挺，打扮得漂漂亮亮，儘管厚鞋底增加了他的高度，儘管他頭上戴著頂霍姆堡氈帽，但他還是顯得比她瘦小。他年輕的面龐嚴肅，堅毅，近乎憂鬱。他悉心修飾的鬍子驅不掉臉上孩子般的稚嫩。他的眼睛狹長，憂鬱。他身穿一件文雅寬大帶墊肩的半長大衣，上過漿的白襯衫，戴一條絲領帶，右胳膊上夾著甚至擺動著一根時髦的拐杖，杖柄上雕著花紋，金屬包頭髮著光，在舊照片里，它像劍鋒一樣閃亮。
震驚了的敖德薩對這對羅密歐與朱麗葉持反對態度。兩位母親，她們是一對姐妹，投身於一場世界大戰之中，它以指控犯罪開始，又以無盡的沉默宣告結束。於是爺爺把他那一點點積蓄提取出來，四處倒賣貨物，一個盧比一個盧比地攢，兩個家庭都願意出點血，只要把醜聞從眼前和心中驅走。我的爺爺奶奶，一對為情所困的表姐弟，像成百上千的俄國猶太人和東歐猶太人那樣，啟程前往美國。他們打算在紐約結婚，獲得美國國籍，要是那樣的話，我可能會出生在美國布魯克林，或紐澤西州的紐沃克，撰寫洋洋洒洒的英文小說，反映戴高頂黑色大禮帽的移民們的感情和壓抑，以及他們飽嘗痛苦的後代那神經質的苦難經歷。
但是，在紐約和敖德薩之間某地，在黑海或是西西里海岸線，要麼就是當他們在黑夜中平穩地向直布羅陀海峽那閃爍的燈火行進時，又或許當他們的愛之船正駛過消失了的亞特蘭蒂斯時，在輪船甲板上，發生了又一幕戲劇，情節陡轉，愛情又抬起了令人生畏的龍首：春日裡，少年之心，為愛思悠悠。
長話短說。我爺爺，那個尚未滿十八歲的準新郎又一次墜入愛河，如醉如痴，驚心動魄，死去活來，就在輪船的艙房裡，他愛上了另一個女人，另一名船客，據我們所知，也比他大上十來歲。
但是施羅密特奶奶，我們家就是有這樣一個傳統，從未產生放棄他的念頭。她立即揪住他的耳垂，握緊拳頭，夜以繼日毫不放鬆，直至紐約的拉比按照摩西和以色列律法為他們主持了婚禮。（「揪住耳朵，」我們大家會興高采烈地嘰嘰咕咕，「她一直揪住他的耳朵，直至舉行了婚禮。」有時他們說：「直至舉行婚禮？她從未放開過他。直至她生命的盡頭，甚至比盡頭還要長，她緊緊抓住他的耳朵，有時拽拽。」）
接著，巨大的謎團隨之而至。一兩年之內，這對怪異的伴侶再次支付旅費——或許他們的父母又幫了他們——登上另一艘輪船，頭也不回地回到了敖德薩。
簡直是聞所未聞。從1880年到1917年，兩百萬名猶太人從東方移民到西方，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裡定居美國，除了我的祖父母返程外，其他人做的都是單程旅行。可以想像，他們是唯一的乘客，因此我感情充沛的爺爺無人所愛，在整個回返敖德薩的路上，他的耳朵安然無恙。
為什麼回去？
我從來沒有從他們那裡索取到清楚的答案。
「奶奶，美國怎麼那麼不好呢？」
「沒什麼不好。只是太擁擠了。」
「擁擠？美國擁擠？」
「那麼多人生活在那麼小的一個國家裡。」
「誰決定回去的，爺爺，是你還是奶奶？」
「咳，這是什麼話？你問什麼呢？」
「你們為什麼決定離開？你們不喜歡什麼？」
「我們不喜歡什麼？我們不喜歡什麼？我們什麼都不喜歡。咳，怎麼，到處是馬，還有紅色印第安人。」
「紅色印第安人？」
「紅色印第安人。」
除此之外，我從他那裡什麼都掏不出。
這裡是爺爺另一首詩的譯文，也是用俄語寫的，叫作《冬天》：
春天已遠，只有冬日，
風暴狂怒，黑天沉沉，
我陰鬱的心沒了歡樂與喜悅，
我想哭，但淚已干。
我靈魂疲憊，精神凄然，
心如頭頂上蒼天看不到光線，
我韶華已逝，春天和愛的歡樂，
去而不返。
1972年我第一次來到紐約，我尋找並找到一個樣子像美國印第安人的婦女。記得她正站在列剋星敦和第五十三街的拐角散發傳單。她既不年輕，也不老，顴骨寬大，身穿一件老頭穿的外衣，披著件披風抵禦刺骨的寒風。她遞過來一張傳單微笑著，我接過來謝謝她。「愛情在等待著你。」它承諾，在單身酒吧地址下寫著，「不要再耽擱了。現在就來。」
在1913年或1914年攝於敖德薩的一張照片里，我爺爺打著領結，灰色帽子上飄著亮閃閃的絲帶，三件套西裝，從敞開的西裝外套里，露出一道閃亮的銀線，穿過扣得緊緊的馬甲，顯然是條懷錶鏈。黑絲結貼在華麗的白襯衫上，皮鞋油黑髮亮。他時髦的手杖剛好夾在胳膊肘下，像平時一樣懸在那裡。他右手拉著一個六歲的男孩，左手牽著一個四歲的漂亮女孩。男孩長著一張圓臉，一縷精心梳理過的頭髮令人喜愛地從帽下探出頭，沿額頭形成一條線。他身穿一件高貴的雙排扣外套，類似軍服，扣子又白又大。外套底下露出短褲，一窄條雪白的膝蓋隱約可見，隨即被似乎用襪帶吊著的白色長襪覆蓋。
小姑娘朝攝影師微笑。那神態好像意識到了自己的魅力，故意對著照相機鏡頭表現自己。她柔軟的長髮披到肩膀，舒服地散落在大衣上，整整齊齊地右分。圓圓的臉龐豐滿而快樂，雙眼細長，有點斜視，像中國人的樣子，圓潤的嘴唇微笑著。她在洋裝外面穿一件雙排扣的小外套，在各方面都與哥哥相像，只是小了一號。腳上的鞋子引人注目地裝著可愛的蝴蝶結。
照片里的男孩是我的伯伯大衛，人們總管他叫茲尤茲亞或者茲尤茲因卡。女孩呢，那個迷人而賣弄風情的小女人、小姑娘，是我的爸爸。
從嬰兒到七八歲——儘管有時他告訴我們說直至他九歲——施羅密特奶奶經常給他穿有領連衣裙，或者她親自做的百褶裙或者直筒裙，還經常穿女孩穿的紅鞋。他那一頭迷人的長髮瀉到肩頭，系著一隻紅、黃、淺藍或者粉色的蝴蝶結。每天晚上，母親用香氣撲鼻的溶液給他洗頭，有時早晨再洗一遍，因為夜間油脂出了名地損害頭髮，剝奪頭髮的活力、光澤，成為孕育頭皮屑的溫床。她給他的手指戴上小戒指，給他胖乎乎的小胳膊戴上手鐲。當他們前去游泳時，茲尤茲因卡——大衛伯伯——和亞歷山大爺爺到男更衣室去換衣服，而施羅密特奶奶和小利歐尼赫卡——我爸爸——徑直走進女浴室，在那裡渾身上下打一遍肥皂，是啊，那裡，也是在那裡，專門請到那裡，洗兩遍澡。
是施羅密特奶奶生下茲尤茲因卡後，鐵了心要生個女兒。她得知沒生下女孩後，立即決定，她自然有不容置疑的權利把這個孩子，她骨中之骨、肉中之肉，隨心所欲，按照自己的選擇和品味撫養，這世上任何力量也沒有權利干預並就羅尼亞或者利歐尼赫卡的教育、打扮、性別和舉止對她發號施令。
亞歷山大爺爺顯然沒有找到理由反叛。關在小房間里，置身於自己的小天地，爺爺享受著一種相對的自治，甚至允許他去追求個人志趣。與摩納哥和列支敦斯登王子一樣，他從未想過干蠢事而遭人恥笑，不想因干預他的小人國領地強大的鄰國內政而影響自己岌岌可危的主權。
至於我爸爸，他從來沒有抗議。他很少回憶和女人一起洗澡以及其他女性體驗，除非他打算和我們開玩笑時才這麼做。
可是他的玩笑在我看來永遠像目的宣言：瞧一瞧，看一看，像我這樣嚴肅認真的人是如何為了你們而亂了方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