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離開約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家後，倘若時間不是太晚，我們會逗留二十來分鐘或半個小時，拜訪一下小街對面的鄰居。我們像做賊似的潛入阿格農的住宅，沒有告訴伯父母我們要去哪裡，免得他們不舒服。我們去7路公共汽車站時，有時會邂逅從猶太會堂出來的阿格農先生。他會使勁兒拉住爸爸的胳膊，警告他說，要是他，即我爸爸，拒絕拜訪阿格農的家，不讓它一睹女士芳容，它，也就是說阿格農的家，則無緣享見她的風采。這樣阿格農就給媽媽的雙唇帶來了微笑，爸爸會答應，說：「好啊，但只去幾分鐘，請阿格農先生原諒，我們不能久留，我們得回凱里姆亞伯拉罕，孩子累了，明天早晨還要上學。」
「孩子一點也不累。」我說。
阿格農先生說：
「請博士先生聽聽，乳臭未乾的孩童口中證明了力量。」
阿格農的住宅坐落在柏樹環抱的一個花園裡，但為了安全起見，它背向街道而建，彷彿把面龐藏在了花園裡。你在路上可看見四五個狹長的窗子。從掩映在柏木中的大門走進去，沿屋旁一條鋪設的小徑行走，攀上四五級台階，在白色屋門前按響門鈴，等候主人開門，等候邀請你右轉登上半黑的台階，走進阿格農先生的書房。從書房可去鋪就而成的巨大屋頂平台，它俯視著朱迪亞沙漠和摩押山；或者左轉，走進一個狹小而凌亂的卧室，卧室的窗子凝視著空曠的花園。
阿格農住宅從來不會充滿日光，總是籠罩在某種黃昏暮靄中，飄著淡淡的咖啡和奶油茶點的氣味。也許是因為我們只在安息日結束之前的傍晚才去拜訪，至少直至三星出現在窗前他們才開燈。或許燈是開著的，但是耶路撒冷的電燈光是如此昏黃，有些吝嗇，也許是阿格農先生在節約用電，也許是停電了，那光是煤油燈光。我至今仍然記得那種忽明忽暗，實際上我幾乎可以觸摸到它，窗子護欄似乎將它囚禁起來，使之更加突出。造成忽明忽暗的原因現在難以說明，甚至那時就難以說明。不管是什麼原因，無論阿格農何時起身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那書，彷彿一群擁擠的崇拜者，身著破舊的黑色衣裳，而阿格農的形體投下不止一個影子，是兩三個甚至更多的影子。這就是他在我的孩提記憶里所留的印象，至今他在我心目中就是這個樣子：一個人在忽明忽暗中搖擺，走路時身邊有三四個分離開的影子晃來晃去，那影子在他前面，右面，身後，頭頂，或是腳下。
偶爾，阿格農太太用一種威嚴尖利的聲音說些什麼，有一次，阿格農先生把頭微微歪向一邊，露出一絲嘲諷的微笑，對她說：「有客人在場時，請允許我在自己家裡做一家之主。一旦他們走了，你立刻就做女主人。」我清清楚楚記得這句話，不止因為它所包含著令人意想不到的中傷（而今我們將其界定為顛覆性的），還主要由於他所使用的「女主人」一詞在希伯來文中非常罕見。多年後讀他的短篇小說《女主人和小販》時，我再次偶遇此詞。除阿格農先生，我從來沒有遇到任何人使用「女主人」一詞表達「家庭主婦」，儘管在說「女主人」時，他的意思不是指家庭主婦，而是略有不同。
難以知曉，畢竟，他是位擁有三個或者三個以上影子的人。
媽媽敬仰阿格農先生，我該怎麼說呢，彷彿總是踮著腳尖。就連她坐在那裡時，她似乎也是坐在腳尖上。阿格農本人幾乎不和她說話，他似乎只和我爸爸講話，但他和我爸爸講話時，目光似乎在媽媽的臉上停留片刻。奇怪的是，在罕見幾次和媽媽說話時，他的眼睛似乎總在迴避她，轉而看我，要麼就是看著窗子，要麼當時情形並非如此，只是以這種方式鐫刻在我的想像里。活生生的記憶，像水中漣漪，抑或像瞪羚跳躍前皮膚在緊張地抖動，這活生生的記憶突如其來，瞬間以幾種節奏或幾個焦點在顫動，而後凝固起來，化作記憶之記憶。
1965年春天，我的第一本書《胡狼嗥叫的地方》問世，我戰戰兢兢送給阿格農先生一本，並在扉頁上簽名。阿格農給我寫了封措辭優美的回信，談了我的書：「你就你作品寫給我的話，使我想起已經謝世的令堂。記得她曾在十五六年前從令尊那裡拿了一本書給我。你大概和她一同前來。她站在門口的台階上，話不多。但是她的臉龐優雅聖潔，多日在我眼前揮之不去。阿格農謹上。」
我爸爸按照阿格農的要求，在他撰寫《包羅萬象的城市》時，把波蘭文百科全書中《布克扎克茲》一文翻譯過來。他把阿格農界定為「大流散作家」時，會扭動雙唇。他的故事缺乏羽翼，爸爸說，缺乏悲劇深度，甚至沒有健康的笑，有的只是連珠妙語和嘲笑挖苦，即便他時而有些優美的描繪，但並不就此輟筆休憩，非得將其淹沒在冗長的插科打諢和加利西亞人的機智中不可。在我看來，爸爸把阿格農的小說視為意第緒語文學的一部分。他並不喜歡意第緒語文學。他具備立陶宛人理性至上的天性，憎恨魔法、超自然和汪洋恣肆的感情主義、任何披上朦朧的浪漫主義或者神秘主義外衣的東西以及蓄意令感覺混亂並剝奪知性的東西。直到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他的品味才發生變化。應該承認，就像我奶奶施羅密特的死亡證明將一個死於潔癖的人記載為死於心臟病，我爸爸的簡歷上因而只聲明他最後致力於研究佩雷茨一部不為世人所知的手稿。這些是事實。真實情況是什麼我不得而知，因為我幾乎沒有和爸爸講過真實情況。他幾乎沒有對我說過他的童年，他的愛情，一般意義上的愛情，他的父母，他哥哥的死，他自己的疾病，他的痛苦，或者一般意義上的痛苦。我們甚至從來沒有談過母親的死。一個字也沒談過。我也沒有讓他好過，我從來不想發起可能會導致終極啟示問題的談話。倘若我開始在此寫下我們——爸爸和我，沒有談及的所有事情，我能夠填滿兩本書。爸爸留給我許多工作要做，我依然在做。
媽媽通常這樣說阿格農：
「那個人見多識廣。」
有一次她說：
「他為人也許不是很好，但至少明辨是非，他也知道我們沒有太多的選擇。」
她幾乎每逢冬天都一遍又一遍地讀《鎖柄》集中的短篇小說。或許在裡面她找到了共鳴，看見自己的憂傷和孤獨。我有時也會重讀《她在盛年之際》開頭貝特民茨的綈爾扎·瑪扎拉說過的話：母親在盛年之際去世。母親三十歲那年離開了人間。母親在世間時日不多且痛苦。她終日坐在家裡，大門不出……寂靜籠罩著我們不幸的家；家門從來不向生人打開。母親躺在床上，話不多。
這些話與阿格農在給我的信中談到我媽媽的話基本相同：「她站在門口的台階上，話不多。」
我自己呢，許多年後當我寫題為《誰來了》的文章時，我總是想著阿格農《她在盛年之際》開篇中明顯贅述的句子：「她終日坐在家裡，大門不出。」
我母親並非終日坐在家裡，她出去的時候不少。然而她在世間時日也不多且痛苦。
「世間時日」？有時我在這些話中聽到我母親人生的二重性，綈爾扎母親、利亞人生的二重性，以及貝特民茨的綈爾扎·瑪扎拉人生的二重性。彷彿她們也在牆上投下了不止一個影子。
多年後，基布茲胡爾達的學校需要一位文學老師，因此委員會派我到大學讀文學。我鼓足勇氣，按響阿格農家的門鈴。（或者用阿格農的話說：「我提著自己的心去見他。」）
「可是阿格農不在家。」阿格農夫人彬彬有禮而氣呼呼地說，她答覆前來搶劫她丈夫寶貴時間的一群群強盜土匪時，用的都是這種方式。阿格農女主人並沒有騙我，阿格農先生的確沒在家裡，他在外面，在屋後的花園裡，他突然出現了，穿著拖鞋和一件無領無扣的背心，跟我打招呼，接著滿懷疑惑地詢問，可先生你是誰呢？我報上自己和父母的名字，就在那裡，站在他家門階旁。（阿格農夫人沒說一句話就走進了屋裡。）阿格農先生記得幾年前耶路撒冷的風言風語，他把一隻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說，你不就是那個孩子，他可憐的媽媽棄他而去，他和爸爸又相處不好，離家到基布茲生活了嗎？你不就是那個經常挑蛋糕里的葡萄乾，在這裡遭到父母斥責的孩子嗎？（我不記得這些，也不相信他說的挑葡萄乾這回事，但我選擇了不反駁他。）阿格農先生請我進屋，問了一會兒我在基布茲里做什麼，我的讀書情況（現在大學裡讀我的什麼東西？你喜歡我哪一本書？），還打聽我和誰結婚了，我妻子的家庭背景。當我告訴他，從她爸爸那邊算，她是17世紀《塔木德》 學者和喀巴拉 學者以賽亞·霍洛維茨 的後裔時，他眼睛一亮，給我講了兩三個故事，與此同時，他已經不太耐煩了，顯然是在想辦法把我給打發了。但我鼓足勇氣，告訴他我的問題所在，儘管我踮著腳尖坐在那裡，與母親以前所為如出一轍。
我之所以來，是因為格爾紹恩·謝克德教授 讓他學希伯來文學的一年級學生比較布倫納 和阿格農以海法為背景的短篇小說。我讀過短篇小說，還讀了我在圖書館所能找到的描寫他們在第二次阿里亞時期 在雅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