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處可見歐洲那個應許之地的各種使者。比如說小矮子，我指的是白天支撐百葉窗使之敞開的小個子男人，那些小小的金屬造型。每當你想關上百葉窗，你就旋轉它們，於是整個夜晚它們都倒懸著頭。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婦克拉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就是這樣被倒掛在那裡的。那是恐怖的一幕，可怕的一幕，恐怖和可怕的並非他們被絞死的事實，他們罪有應得，恐怖和可怕的是他們倒懸著。我有點同情他們，儘管我不該如此。你發瘋了嗎？同情墨索里尼？與同情希特勒幾乎一模一樣！可是我試驗過，我用雙腿夾住牆上的一根管子，大頭朝下，幾分鐘過後，血液全部湧向頭部，我感到犯暈。墨索里尼及其情婦被那樣倒掛在那裡不僅僅是幾分鐘，而是三天三夜，是在他們被處決之後！我認為那是極其嚴酷的懲罰。即便是對劊子手。即便是對情婦。
並非我對情婦這一概念一無所知。在那年月，整個耶路撒冷一個情婦也沒有。有「女伴」，有「伴侶」，有「具備雙重含義的女性朋友」，甚至有各種各樣的風流韻事。有這樣小心的傳言，比如說，車爾尼安斯基先生和魯帕汀的女友之間有一腿，我的心怦怦直跳，意識到「有一腿」是個神秘致命的表達方式，將甜蜜、可怕、丟臉的東西隱藏起來。可情婦呢？全然是《聖經》上的東西，比生活偉大的東西。不可思議。也許在特拉維夫有這樣的東西，我認為，他們總是擁有我們這裡不存在或者被禁止的東西。
我差不多是自己開始讀書的，那時我還很小。我們還有什麼可做的呢？那時的夜晚比現在的漫長，因為地球自轉速度比較緩慢，銀河系比現在自在。電燈光慘淡昏黃，經常因停電而中斷。直至今日，冒煙的蠟燭或煤油燈的氣味還會讓我產生讀書的願望。由於英國人在耶路撒冷實行宵禁，晚上七點我們就被限制在家裡。即使沒有宵禁，在那時的耶路撒冷，誰願意摸黑出去？一切關閉得嚴嚴實實，石街分外空寂，每個經過那狹窄街道的路人都要拖上三四個影子。
即便沒有停電，我們也總是生活在黯淡的燈光下，因為節約至關重要。父母把四十瓦的燈泡全部換成了二十五瓦的，不光是為了節約，主要是因為燈光明亮造成一種浪費，浪費是不道德的。我們這套小房子里總充斥著人權的痛苦：為了印度飢餓的孩童，我得把我盤子里的東西吃得一乾二淨；從希特勒地獄裡活過來的倖存者，被英國人運送到了塞普勒斯的拘留營；衣衫襤褸的孤兒，仍舊在飽受蹂躪的歐洲大陸那白雪皚皚的森林裡流浪。爸爸慣於就著二十五瓦電燈泡的慘淡燈光伏案工作到凌晨兩點，損傷了眼睛，因為他認為使用光線強的燈泡不對。拓荒者在加利利的基布茲夜復一夜地坐在帳篷里，借著搖曳的燭光撰寫詩集和哲學專著，你怎能將他們遺忘而像羅斯柴爾德 一樣坐在明晃晃的四十瓦燈泡下？鄰居們要是看到我們家突然亮得像舞廳，會說些什麼？他寧願損傷自己的視力，也不願意吸引旁人的注意。
我們還算不上最貧窮的。爸爸在國家圖書館工作，擁有一份微薄但固定的收入。媽媽教些家教課。我每周五在泰勒阿扎給科恩先生澆花園掙一先令，周三我在奧斯特先生的雜貨店後面，把空瓶子放進職工收入板條箱，又掙四個皮阿斯特，我還教芬斯特太太的兒子看地圖，每節課兩個皮阿斯特（可這是賒賬，直到今天芬斯特一家也沒給我錢）。
儘管有這些收入來源，我們還是每天省錢，省錢。小住房裡的生活與我在愛迪生影院里曾經看到過的潛艇上的生活類似，每當海員們從一個水密艙到另一個水密艙去，就得把艙門關在身後。我用一隻手打開廁所的燈時，就用另一隻手把走廊里的燈關掉，為的是不浪費電。我輕輕地拉動鏈子，因為光是小便就把儲水器里尼亞加拉大瀑布似的流水傾瀉而空是錯誤的。還有其他生理功能需要（從來沒有命名），時而要大量水沖洗，可小便要用整個尼亞加拉？此時內蓋夫沙漠的拓荒者正把刷過牙的水節省下來澆灌植物吧？此時在塞普勒斯的拘留營，整家人要把一桶水用上三天吧？我離開廁所時，用左手把燈關掉，與此同時，右手打開走廊里的燈，因為大屠殺彷彿昨日，因為依舊有無家可歸的猶太人在喀爾巴阡山脈和多洛米提斯山漂泊流浪，在臨時難民營和禁不住風吹浪打的大船上遭受苦難，像骷髏一樣瘦骨嶙峋，衣衫襤褸，因為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還有困苦與貧窮：中國苦力、密西西比拾棉人、非洲兒童、西西里漁夫。我們有責任不浪費。
此外，誰知道每天會發生什麼？我們的煩惱尚未結束，最好相信最壞的事情將要來臨。納粹或許已被消滅，但在波蘭，集體屠殺仍在繼續，講希伯來語的人在俄國正遭受迫害，這裡的英國人尚未做出最後的決定，大穆夫提正在討論屠宰猶太人問題，誰知道阿拉伯國家將要對我們做些什麼，而玩世不恭的世界考慮到石油市場和其他利益，支持阿拉伯人。我們在這裡的日子不會好過。
我們只有大量的書。到處都是書，從這面牆到那面牆，排滿了書。過道、廚房、門口和窗檯，到處是書。幾千本書，遍布整套住房的每個角落。我總感覺，人們來來往往，生生死死，但書是不朽的。小時候我希望自己長大後成為一本書，而不是成為作家。人可以像螞蟻那樣被殺死，作家也不難被殺死，但是書呢，不管你怎樣試圖要對其進行系統的滅絕，也會有一兩本書伺機生存下來，繼續在雷克雅內斯梅嶺、巴利亞多利德或者溫哥華等地，在某個鮮有人問津的圖書館的某個角落享受上架待遇。
要是有那麼一兩次，買安息日食品的錢不夠，媽媽會看看爸爸，爸爸知道該做出犧牲了，就會朝書架轉過身去。他是一個理智的人，知道麵包比書重要，孩子的健康比什麼都重要。我記得他佝僂著後背，穿過走廊，胳膊底下夾著兩三本珍愛的書，走向梅亞先生的舊書店，彷彿是駝著的後背讓他走不快似的。我們的先祖亞伯拉罕一大早從帳篷里把以撒扛在肩上走向摩利亞地時，就是這樣躬著身子嗎？
我可以想像他的憂傷。爸爸和書具有一種感官上的聯繫。他喜歡感受、撫摸、聞嗅他的書。他對書動手動腳，以此為快：他控制不住自己，他得過去觸摸書，連別人的書也是一樣。那時的書確實比現在的書要性感：適於聞嗅、輕撫和撫弄。有些書是用有點粗糙的皮裝訂而成，上有燙金字體，散發著香氣，觸摸時讓你起雞皮疙瘩，好像你在觸摸什麼隱秘而不可接近的東西，某種在你的觸摸下聳起並顫抖的東西。還有一些書用布面卡紙板裝訂而成，用散發著奇妙芳香的膠水粘住。每本書都有自己獨特而富有挑逗性的氣味。有時布面從卡紙板上脫落，像調皮的裙，令人難以抵擋誘惑去窺視肉體和衣裝間的黑暗空間，聞嗅那些令人眩暈的氣味。
一般情況下，爸爸會在一兩個小時後回來，書沒有了，滿載裝有麵包、雞蛋、乳酪的牛皮紙袋，有時甚至有腌牛肉罐頭。但有時他獻祭歸來，笑逐顏開，沒有了心愛的書，也沒有吃的：他確實把書給賣了，但立刻買了另外的書取而代之，因為在舊書店發現這樣的奇珍異寶，他平生也許只有這樣一次機會，他無法控制自己。媽媽寬恕了他，我也寬恕了他，因為除了甜玉米和冰激凌，我幾乎什麼也不喜歡吃。我痛恨炒雞蛋和腌牛肉。坦白地說，我有時甚至嫉妒印度飢餓的孩子，因為從沒有人告訴他們要把盤子里的東西吃光。
快六歲時，我的人生中發生了一件大事：爸爸在他的書架上騰出一小塊地方，讓我把自己的書放在那裡。確切地說，他給予我書架最後一格的四分之一。我懷抱著自己所有的書——這些書以前一直放在我床邊的一條凳子上——把它們拿到爸爸的書架上，井井有條地放在那裡，讓它們背對世界，面朝牆壁。
這是某種啟蒙儀式，一種成年禮：一個人的書若是站立起來，他就不是一個孩子，而已經是大人了。我已經和爸爸一樣了。我的書已經站立在那裡了。
我犯了個嚴重的錯誤。爸爸出去工作時，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整理我的圖書角，但做這些事情時又非常孩子氣。我按照高度來排列書。最高的書確實有損我的尊嚴，那是兒童文學作品，用韻文寫成，附有圖片，我蹣跚學步時他們就給我讀這些書。我把它們放在那裡，是因為我想把分配給我的書架全部填滿。我想要我的領地滿滿當當，擁擠，溢出，像爸爸的書架那樣。爸爸下班後，我尚處於亢奮狀態，他吃驚地瞥了一眼我的書架，隨即一言不發，死死盯住我，那目光讓我終身難以忘懷：那是蔑視的目光，無法用語言描述的痛苦失望的目光，近乎絕望的目光。最後，他噘起嘴唇朝我噓了一聲：「你發瘋了嗎？按照高度來排列？你錯把書當成士兵了嗎？你以為它們是某種榮譽衛士嗎？是消防隊接受檢閱嗎？」
他不再說話。爸爸那邊是漫長、可怕的沉默，某種格里高爾·薩姆沙 似的沉默，彷彿我在他面前變成了昆蟲。我這邊是負疚的沉默，彷彿我真的一直就是某種可憐的昆蟲，現在秘密揭穿了，從現在開始，一切都失去了。
爸爸打破沉默，繼續說話，在大約二十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