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樓房最底層一間狹小低矮的房子里出生，長大。父母睡沙發床，晚上拉開的床從牆這頭攤到牆那頭，幾乎佔滿了他們的整個房間。早上起來，他們總是把床上用品藏進下面床屜里，把床墊翻過來，折攏，用淺灰色的床罩罩得嚴嚴實實，上面放幾隻繡花靠墊，於是夜間睡覺的所有痕迹蕩然無存。他們就是這樣把自己的房間用作卧室、書房、閱讀間、餐廳和客廳。
對面是我的小綠屋，一個大肚子的衣櫥佔去了房間的一半。過道昏暗、狹仄而低矮，有點彎曲，像監獄裡的逃跑地道，將兩個小房間之間的簡易廚房和廁所連接起來。一隻囚禁在鐵籠里的光線暗淡的燈泡，即使白天也向走廊投射出陰鬱的微光。兩個房間的前部都只有一扇窗子，窗子由金屬遮簾護衛著，眯起眼睛使勁要看看東邊的風景，然而看到的只是一棵布滿塵埃的柏樹，還有粗石壘就的矮牆。透過廚房和廁所後牆上的小窗口，可窺見一座小型監獄的院落，院子為高牆環繞，鋪著水泥地面。一棵栽在銹跡斑斑的橄欖罐中的沒有神採的天竺葵，見不到一絲陽光，正漸漸死去。小天窗的窗台上，長年累月放著密封的腌黃瓜罐，還有一隻有裂縫的花盆被用作花瓶，裡面是棵頑強的仙人掌。
實際上，這是一間地下室，是從小石山坡上挖出來的，是樓房的第一層。小山是緊挨著我們的鄰居，一個沉重、內向、安靜的鄰居，蒼老、憂鬱的小山，具有單身男子的習性，總是一言不發，昏昏欲睡、孤高冷漠的小山，從來不吱吱拖動傢具，不招待客人，不發出響聲，不打擾我們，但這陰鬱的鄰居總通過它和我們的共用牆滲透過來陰冷暗淡的沉寂和潮濕，如一股輕微而執拗的霉味。
這樣一來，即使在盛夏，我們家也會領略到一絲冬意。
客人們會說，在熱浪中，你們這裡向來蠻舒服的，這麼涼爽、清新，涼颼颼的，但你們冬天怎麼受得了呢？潮氣不會從牆上滲進來嗎？冬天在這裡不會覺得有點沮喪嗎？
家裡到處是書。父親能讀十六七種文字，能說十一種語言（都帶有俄語口音）。母親講四五種語言，能看懂七八種。不想讓我聽懂他們的談話時，他們便用俄語或波蘭語交談。（這樣的情況居多。母親偶爾當著我的面用希伯來語提到大種馬時，爸爸便會憤怒地用俄語沖她咆哮：你這是怎麼啦？沒看見孩子就在那裡嗎？）出於文化方面的考慮，他們大多讀德語和希伯來語書，大概用意第緒語做夢。但是他們只教我希伯來語。也許他們害怕懂多種語言會使我受到奇妙而富有殺傷力的歐洲大陸的誘惑。
按照父母的價值標準，越西方的東西越被視為有文化。雖然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貼近他們的俄國人心靈，但我認為，德國人——儘管有了希特勒——在他們看來比俄國人和波蘭人更文明；法國人——比德國人文明。英國人在他們眼中佔據了比法國人更高的位置。至於美國人——他們還拿不準，畢竟那裡在屠殺印第安人、搶劫郵政列車、淘金、騷擾女孩。
歐洲對他們來說是一片禁止入內的應許之地，是人們所嚮往的地方，有鐘樓，有用古石板鋪設的廣場，有電車軌道，有橋樑、教堂尖頂、遙遠的村莊、礦泉療養地、一片片的森林、皚皚白雪和牧場。
在我整個童年時代，「農舍」、「牧場」、「養鵝女」等詞語一直對我有著誘惑力，讓我興奮不已。它們具有真正舒適世界裡的感官韻味，遠離布滿灰塵的白鐵皮屋頂，遠離滿是廢鐵、薊草的城市荒地，遠離承受炎炎夏日重壓的耶路撒冷那焦渴的山坡。我無數次喃喃自語「牧場」——我就能聽到脖子上掛著小鈴鐺的母牛們的哞哞叫聲，聽到小溪的汩汩流水；我閉上雙眼，就能看到赤腳的牧鵝女，在我什麼都還不懂時，她的性感就讓我落淚。
一年年過去，我逐漸意識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人統治下的耶路撒冷是一座迷人的文化城市，有著偉大的商人、音樂家、學者和作家，例如馬丁·布伯 、格肖姆·肖勒姆 和阿格農 ，以及許許多多傑出的研究者和藝術家。有時，當我們經過本-耶胡達街或者本-梅蒙大道時，爸爸會悄聲對我說：「瞧，那是國際知名的大學者。」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我認為國際知名與兩條瘦腿有關，因為被談及的人大多上了年紀，用拐杖探路，兩隻腳跌跌撞撞，甚至在夏天也穿著厚毛衣毛褲。
我父母所景仰的耶路撒冷離我們的居住區十分遙遠，是在綠蔭蔥蘢的熱哈維亞，那裡花團錦簇，琴聲悠揚；是在雅法或者本-耶胡達街上的三四家咖啡館，那裡懸掛著鍍金枝形吊燈；是在基督教青年會 或大衛王酒店裡的大廳。在那裡，追求文化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與富有教養的英國人舉止得體；在那裡，夢幻一般、脖頸頎長的女子身穿晚禮服，在著藏青色筆挺西裝的紳士懷中翩翩起舞；在那裡，寬宏大度的英國人和猶太文化人或受過教育的阿拉伯人共進晚餐；在那裡，舉行獨奏會、舞會、文學晚會、茶話會，以及賞心悅目的藝術座談會。也許這樣的耶路撒冷，和枝形吊燈與茶話會一道，只能出現在凱里姆亞伯拉罕居民——圖書管理員、教師、職員和裝訂工人——的夢中。無論如何，它沒有和我們在一起。我們居住的凱里姆亞伯拉罕區，屬於契訶夫。
多年後，我閱讀契訶夫時，確信他就是我們當中的一員：萬尼亞舅舅就住在我們樓上，薩莫連科醫生在我發燒或得白喉時彎下腰，用寬大有力的雙手為我做檢查，患有習慣性偏頭疼的拉耶夫斯基是媽媽的二表哥，我們在星期六晚上一起到民族宮禮堂聽特里格林。
的確，我們周圍有著各式各樣的俄國人，有許多托爾斯泰式人物。有些人甚至長得就和托爾斯泰一模一樣。在某本書的封底看到一幅棕色的托爾斯泰畫像時，我確信自己已經在我們當中看見他很多次了：他沿著馬拉哈伊大街閑逛，要麼就是順著俄巴底亞大街走去，頭上沒戴帽子，微風吹亂了他銀白的鬍鬚，如同先祖亞伯拉罕那樣令人敬畏，他目光炯炯，用手裡的樹枝做拐杖，一件俄式襯衫罩在燈籠褲外，用根長繩系住腰身。
我們附近的托爾斯泰式人物（父母稱之為「托爾斯泰式奇科姆」）無一例外，都是虔誠的素食主義者，對自然懷有深厚情感的世界改革派，追求符合道德準則的生活，熱愛人類，熱愛世上一切生靈，長期嚮往鄉村生活，嚮往在田野和橘園從事簡樸農耕。然而，他們連自己的盆栽植物都種不好：也許會把植物澆死，也許會忘記澆水。要不就歸咎於可惡的英式管理，在我們的水裡放氯氣。
他們中有一些是則彷彿是直接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走出來的托爾斯泰式人物：飽嘗折磨，喋喋不休，慾望備受壓抑，對理念著迷。但是所有的人，無論是托爾斯泰式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所有人都居住在凱里姆亞伯拉罕，為契訶夫工作。
世界的其餘部分都被籠統地看作一個「大世界」。不過這個大世界也另有修飾詞：開明，外在，自由，虛偽。我幾乎只能從集郵冊上認識這個大世界：但澤、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烏班吉-沙里河 、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島，肯亞、烏干達和坦噶尼喀湖。那個大世界是如此遙遠、醉人、美輪美奐，但對於我們來說非常危險，充滿了威脅。它不喜歡猶太人，因為猶太人雖然聰明、機智、成功，但喧鬧、粗魯。它也不喜歡我們在以色列土地上所做的一切，因為它就連給我們這樣一個由沼澤、卵石和沙漠組成的狹長地帶都很勉強。在那個大世界裡，所有的牆壁爬滿塗鴉：「猶太佬，滾回你的巴勒斯坦去！」於是我們回到了巴勒斯坦，而現在整個大世界又朝我們叫嚷：「猶太佬，滾出巴勒斯坦！」
不光整個世界是那麼的遙遠，就連以色列土地也十分遙遠。在那裡，在山那邊，一種新型的猶太英雄正在湧現。他們皮膚黝黑，堅忍頑強，沉默寡言，與大流散中的猶太人截然不同，與凱里姆亞伯拉罕的猶太人也完全不一樣。這些青年男女是拓荒者，英勇無畏，粗獷強健，在漫漫黑夜中交好，超越了所有的界限，在青年男女關係上也沒有任何界限。他們對任何事情都滿不在乎。亞歷山大爺爺有一次說：「他們認為將來這樣的事情會很簡單，小夥子只是到一個姑娘那裡提出要求就行了，或許姑娘甚至連等都不等小夥子提出要求，自己就會向小夥子提出要求，就像討杯水。」缺乏想像力的貝茨阿勒爾伯伯則帶著克制的憤怒說道：「這些十足的布爾什維主義就這樣把所有的神秘感都毀了？就這樣把所有的情感都抹殺了？就這樣把我們的整個生活變成了溫吞水？」尼海米亞大叔從角落裡突然冒出兩句歌詞兒，聽起來像走投無路的野獸在咆哮：「啊，道路是如此的漫長曲折，越過高山，越過平原，啊，媽媽，我在熱浪中、在風雪中尋找你，我思念你，可你越來越遙遠，嗨勒嗨……」接著，琪波拉用俄語說：「行了，行了。你們發瘋了嗎？孩子會聽見你們說話的！」就這樣他們說起了俄語。
拓荒者們生活在加利利、沙龍平原和山谷里，不在我們的視野中。那些小夥子粗獷熱心，少言多思，姑娘